戚本禹說反右派

《戚本禹回憶錄》

7.1反右派運動的起因

1956年秋在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出現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對我們這邊的影響不可小視。不能否定，解放才幾年，一些黨的幹部身上滋生了很嚴重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群眾意見不少也不小，社會矛盾積累了很多也很大。群眾意見和社會矛盾不能坐視不管，否則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釀成類似匈牙利那樣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綢繆，為了掌握主動，就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兩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一個內部講話，決心給那些有意見的群眾一個說話的機會，主動化解社會矛盾。

這個講話的精神一出來，群眾就動起來了，紛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給共產黨提意見，而且暢所欲言，社會上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大字報。這個局面實際上是主席期望的，給了毛主席本人和黨內部分幹部很大的信心。所以，在毛主席的內部講話之後約兩個月，即1957年4月27日，中央就正式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個指示在社會上的反響非常強烈，群眾動作更大了，抓住機會給官僚作風嚴重的領導貼大字報，把心裡的不滿都爆發出來了。很多民主黨派友好人士也動起來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因此，大字報不再是局部現象，而是全社會的普遍現象，真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一個講話，造成這樣一個寬鬆的氣候，出現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本是好事。可是，黨內高層一些人本來就怕這怕那，這個時候都在底下說毛主席不好。據我當時在辦公室聽到的情況，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就說，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沒有經過討論就出去了，以往什麼事情都是先黨內後黨外，毛主席這次是先黨外後黨內了，一樣的內容，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然後才在黨內宣傳工作上講。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跟着他們這樣看、這樣說，埋怨主席不該放開，不該讓什麼人都出來提意見。有人甚至說，主席剛剛講完“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自己就不謙虛了。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那個方針。

在毛主席的講話之前，國際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講話之後，國內很多民主黨派的人又都起來興風作浪。報紙上也說，右派猖狂進攻了，要殺共產黨人了，天下大亂了。事情是被誇張得不得了。葛佩琦是個老共產黨人，據他講，他只是向黨委提了批評意見，說黨委應該密切聯繫群眾，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絕沒有說要殺共產黨人之類的話。這種意見有什麼不對呢？那時，鄧小平主持黨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很快就從黨內渠道報送到主席這裡來了。主席一時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這就造成一種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變化，主席也不願意右派翻天，就在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通過黨內渠道表明態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謹慎從事。可是事與願違，像章伯鈞、羅隆基那樣的右派，認為春天來了，都驚蟄了，都出來了，都打着響應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號召的名義，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他們有很多言論，還有很多行動，發動對黨的進攻，把矛頭直接對準社會主義制度。在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章伯鈞提出要搞“政治設計院”，這個政治設計院還要有權，像美國的參議院一樣。這實際就是要求共產黨下台。當然，這個要共產黨下台，不是說要把共產黨人都抓起來，而是說要像美國那樣搞多黨派的“輪流坐莊”。

羅隆基提出建國初的“三反、五反”運動搞過了，要搞“平反委員會”給被鎮壓的人平反；儲安平則在光明日報開會罵共產黨搞“黨天下”。當時就有人說，大部分民主黨派的人都聽他們的，民主黨派里的左派是少數。史良和雷潔瓊還不錯，史良把他們的一些內部活動告訴了主席和總理。與此同時，在北大出現了“5•19民主運動”，林希翎5月23號又在北大作演講，歌頌和散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類似的大小事情全國還有很多。黨內一致意見是堅決打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以上這種黨內外的情況簡而言之就是，黨外有股很大的勢力認為主席的講話還不夠開明，要求輪流執政；黨內則是一股很大的勢力在批評毛主席亂講話。毛主席受到黨內外夾擊。

1957年夏天，中央召開青島會議，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島風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請主席到她故鄉遊玩，主席一路本該是高興的。可是，江青後來對我說過：“主席這一個夏天都是悶悶不樂，我給他講青島的事，他都沒有心情聽”。我問，因為什麼事？她說，還不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結果弄得黨外進攻，黨內不滿意。我在現場聽過主席的那次講話，也看到了那之後黨內和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非常理解主席為什麼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鬆的政治氣候。等這個氣候出來了，黨又要把它消滅，還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報告來做成槍炮把它消滅。這不等於是讓毛主席自食其言嗎？何況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還沒有解決！另一方面，他那個時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講話出來後，社會上的確是出來各種言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樂部”中國的確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這是一種黨內外夾擊的複雜局面。群眾意見、民主黨派友好人士的意見以及右派的攻擊，其實還是好處理的，難的是黨內高層的批評意見不好處理。那時，劉少奇是黨內已經認可的接班人，鄧小平是毛主席自己親自點將到北京後不兩年就擔任黨的總書記的，彭真雖然在延安時期就是很左的，但對於黨在延安時期的撥亂反正貢獻是很大的，自那時以來黨內地位也很高。還有大批同志跟在他們後面，也一樣對毛主席的講話有這樣那樣的埋怨。這些能都不管嗎？這樣一來，主席自然就沒有心思只顧遊覽青島的風光了。

黨外是右派發動進攻，反社會主義的東西紛紛出籠，黨內是一致要求反擊右派的進攻。毛主席在黨內外夾擊這樣一種情形下，同意發起反右派運動。《人民日報》先在1957年6月8日發表社論，後又連續發了幾個社論，反右派運動就這麼在黨的集體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發動起來了。

7.2反右派運動的發展及其擴大化

反右派總要一個指導文件吧？解鈴還須繫鈴人，黨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來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黨內其他同志意見的，也是遵守黨內一貫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他也許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出來後，社會上出現那麼多的言論，又受到周圍各種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響，就把他原來的講話，交由胡喬木、田家英和陳伯達他們，吸收黨內高層其他人意見進行修改。這個改了的東西就是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出來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因為它提出了劃右派的六條標準。這個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來的那個好。我聽了主席的原始講話，正式發表出來的文章與原始的講話有很大的不同，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也是主席原始講話里沒有的（詳見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原始講話，是主席自己的意見，是他的真實思想，而發表出來的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中央集體的意見。這一點即使是現在最正規的說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沖及他們搞的《毛澤東傳1949-1976》就在第702頁承認發表出來的文章是“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經過反覆修改。是毛澤東的精心力作，也是黨內集思廣益的結晶”。這就是說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了黨的意見。因此，後來說毛主席他一個人搞“引蛇出洞”，是沒有道理的。這怎麼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辯論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麼大的反右派運動，搞了幾十萬人。這個責任，毛主席有，他應該負領導責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掌握的，彭真也很積極。彭真那時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又那麼右？是他們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說百分之一、二、三，他們說百分之五都不夠，有百分之十。鄧小平在中央黨校講話，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後來不是每個單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標打右派嗎？依據就在這裡，這個是當時有文件的。現在有些人把反右擴大化的錯誤都歸到主席身上，這是不對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沒有想那麼大規模，按指標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說的。

所謂擴大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風運動在前，反右派運動在後，整風運動中的大鳴大放，沒有一個具體的發言標準，等人家把話已經說了，再以反右派運動開始後劃右派的六條標準去對號入座，那人家很多話就是說過頭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後來有人說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據就是這個。這種說法是違背基本事實的，是沒有對上面說的各種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的主觀看法。毛主席並不是有意先不設立標準，有意誘使人家胡亂鳴放，等人家鳴放之後再故意找託詞設立標準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誠心誠意希望大家提意見，發現有的意見走得太遠之後，就希望吸收黨內其他同志的意見，設立幾個標準來規範鳴放行為，並糾正先前的鳴放方向，把整風運動引導到合理的軌道上去。

這裡面還有一個具體的執行操作問題。用後來劃定的標準去衡量已經過線的一些鳴放，就已經難免出現一個擴大化的問題了，而有些具體操作的人還犯官僚主義作風，還藉機打擊報復正當給黨組織和個別黨的領導提合理意見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擊報復我們“八司馬”那樣（參見後一章）。這就把擴大化的問題搞得更加嚴重了。剛才提到的老共產黨人葛佩琦就是這樣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該被打成右派【注釋葛佩琦】。可以說，要是根據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原始講話精神去衡量鳴放的言論，那麼就沒有擴大化的問題了。而要是具體操作者不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都像主席那樣沒有私心，那就更沒有擴大化問題了。主席講過李慎之、【王芳？】（新華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鄧小平還是把他們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說的話都不管用了。所以，擴大化不能把責任都推給主席。毛主席當時說過，全國不過4、5千個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搞，右派最多也就是這個數字。

綜合以上情況就是，標準出來晚了，其他具體執行人又搞打擊報復，又搞官僚主義，又搞高指標按比例打……最後就搞成擴大化了。

江青還曾告訴過我，說主席在青島的時候對她還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別人說我引蛇出動。我沒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陽謀。毒草出來了不要緊，大鳴大放，百花齊放，總會有些問題，不要緊。我都說了，農民種地也有毒草的嘛。花點藥，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陰謀，我是陽謀。”主席這個意思是批判人家強加給他的，實際上是莫須有的“引蛇出洞”。可後來寫歷史的人，就說主席是自己都承認搞“引蛇出洞”、搞“陽謀”。實際上，主席是真要群眾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這也是他要群眾講話，要實行民主的一個證明。群眾講話了才能穩定，才能避免出現“匈牙利事件”，當時要不是主席的講話出來，讓群眾的情緒有一個發出的地方，那群眾就可能因為對官僚主義的不滿上街去，真出現“匈牙利事件”也是難說的。哪知主席講話，是在蘇聯20大以後，他一講，群眾動了，右派也動了，黨內還就是利用這些事說主席把國家搞亂了。主席真是好心，劉少奇卻不像話，不檢討，還把屎盆子扣給主席頭上。“我是執行者，我是第一線的，負主要責任”，這話劉少奇該說卻不說。主席都說了要負責任，他劉少奇就不說一聲負責任的話，何況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們也打了很多。

7.3關於反右擴大化後的平反問題

在右派平反問題上，毛主席主張，調查事實，有錯必糾。這裡我先說兩件具體的事。

第一件是關於我們秘書室三科的女秘書崔英的。一次中南海舉辦周末舞會，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我叫崔英。”主席說：“那你是崔鶯鶯了，你的張生在哪裡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個“英”字聽誤了或者是故意說成“鶯”字，就說：“我的張生，響應號召下鄉鍛煉，碰到安徽水災，救災時犧牲了。”主席聽了安慰她說，他是為人民犧牲的，你不要傷心。還說，你是烈士家屬，組織上會關照的。主席就這樣記住了崔英，後來在舞會上再見到崔英就會說：“你過來，咱們一起跳個舞。”主席這其實是在表示對烈士家屬的關心。

崔英在秘書室是處理群眾來信的，大約是61、62年的時候，她接觸到大量被錯打成右派者的申訴，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時候告訴主席：一些錯劃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運動中錯劃的情況看來是相當嚴重的。有很多群眾來信，反映他們單位劃右派劃錯了，把給單位的領導提了意見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驚，說：有那麼多錯誤，有那麼多右派？為什麼把提意見的人劃為右派，那怎麼行呢？主席還說：“崔英，你去把這個情況弄一個報告給我看看。我們共產黨從來實事求是，有錯誤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錯劃右派了，也要改正。”很顯然，主席這是要給錯劃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個材料，崔英很高興。但寫報告上送是有規矩的，都要經過秘書室領導同意。而且她只是個科員，沒有權力調度全部群眾來信。反右派運動結束後，各地錯劃右派的申訴信，像雪片一樣寄到秘書室，各個科都有很多。這個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經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調信。崔英這個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個科的科長小馬（馬芷蓀）工作關係也不是很好，就來跟我商量。我問：“你經過科長同意了嗎？”“科長？！她左得很，不會同意的。”崔英說。

崔英的科長小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願意得罪她。再說，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規則。不過，那是在“八司馬事件”之後，我對錯劃右派特別有體會，不願意有人像我們“八司馬”那樣受到冤枉。所以，我是發自內心支持崔英的，當我看到她實在不願去和小馬商量，就說，你去找陳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給領導講過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為馬芷蓀和田家英關係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馬芷蓀，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崔英聽我的意見去找陳秉忱，這個人是從軍隊來的幹部，組織觀念強，人不錯，就是一點也不圓通，他去跟田家英匯報了。田家英很敏感，這是主席要的東西，就覺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鄧小平主持的，而楊尚昆和鄧小平關係很密切，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會牽扯很多人，於是他就去跟楊尚昆匯報了。這一匯報不要緊，情況急轉直下。楊尚昆說，這那行啊！這是通天的事。怎麼你們秘書室一個小幹部可以隨便捅天？要是這樣，今天這個捅，明天那個捅，大家都隨便找毛主席，我們還能工作嗎？楊尚昆問田家英：“這人是從哪兒來的？”田家英答：“從宣傳部調來的。”楊尚昆說：“趕緊把他調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內，要在禮拜六舞會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馬上找到小馬科長，小馬本來就不滿意崔英（其實這兩個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傳達“三天內調走”，小馬卻說“明天就得走”，只給崔英一天的準備時間。崔英覺得，工作交代了，調新單位總得給個鑑定吧。於是科里匆忙開會，講了幾條意見，算是做了鑑定。要她走，也沒說什麼理由，就說是工作需要。其實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給主席反映右派申訴這件事，引起有關人的不滿。崔英走前問過我，我也說不清楚，我怎麼說啊！我說：“我真不知道這事。你跟我不是一個科。他們調走你。不用經過我，他們跟楊尚昆匯報，也不用跟我商量的。”當時在秘書室不贊成崔英調走的還有“八司馬”的李公綽和朱固等。崔英在實際調出後，中宣部也不接了。這件事給崔英打擊太大，聽說此後幾年她犯了精神憂鬱症。另據說，崔英走後，周六舞會上主席問起崔英怎麼沒來，秘書室女同志說她調走了，主席聽了沒有說什麼。這個時候，毛主席正忙於指揮炮擊金門的戰役，之後可能就把要崔英寫材料這件事給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給小馬貼大字報，說小馬打擊報復崔英。小馬解釋說：“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楊尚昆要調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訴我楊尚昆叫調走她的。”造反派到楊尚昆的秘書孟繁述那裡去核實，這整個過程才清楚。改革開放後，崔英在廣州的《《同舟共進》雜誌發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個過程說得很詳細。崔英現在還在北京，住在西單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關於華東《新聞報》的一個資深編輯的。我看到一封群眾來信說，這個人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開後寫了一個稿子，涉及斯大林，說斯大林沒有好好聽聽群眾的意見。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和蘇聯決裂，《新聞報》就認為他“反蘇聯”、“攻擊共產國際”，按“不利於國際團結”這一條，把他劃為右派了。我認為這是錯劃，就把信轉到《新聞報》，請他們重新考慮，《新聞報》回覆說，大家的意見都是把他劃為右派。在文革的時候，這個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來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況反映到主席那裡去了，還去問總理給不給人家平反。總理說：“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後處理，不要現在就搞”。主席看到我們的匯報材料後，就問這個事，問到底有沒有這個人。我叫華東的張春橋去查，張春橋是很好的，他說，主席問這個事，我們有責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這麼個人，這個人真沒有反黨，真是擁護毛主席。他“反蘇”，是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兩邊都反的。我覺得，這樣的一個人是應該平反的，就去給總理匯報：“總理，你看調查的情況是這樣……”我把張春橋調查到的情況都說了。總理聽了後說：“這樣的情況還不止一個哩。還是由運動後期統一處理吧。”總理說了統一處理，那就統一處理吧，我也沒有辦法，我起碼是把事情報告給主席了，也給總理匯報了調查到的情況。記得總理當時還強調說：“這個事單獨處理的話，那就要連鎖反應了，雪片一樣，處理一個又來一個，那就衝擊文化大革命，變成平反運動了。還是後期統一處理。”文化大革命後期我進了秦城，這個人的平反事情處理了沒有，我就不知道了。總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過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這麼個事。這個人是當時華東《新聞報》的，我估計現在還活着，可以查到的。

以上兩件事說明，不願意給錯劃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這裡。主席是實事求是，從來不離開這個方針的。右派錯劃了，就該平反。我們秘書室是一直給主席送信，反映錯劃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們調查處理，但是我們當時沒有看到中央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統戰部收到我們轉去的一些申訴信以後，原準備搞一個給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鄧小平告訴統戰部的部長：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麼問題以後再說，現在不宜平反。鄧小平這個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違背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對於搞錯右派應於改正的指示，也違背了毛主席的認真處理右派申訴的意見。當時中央還沒有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兩條路線”，還是“一條路線”的的分歧問題。現在有人說，鄧小平這個違反中央指示的意見是來源於毛主席1962年9月《關於檢查右派分子甄別試點問題的批語》。現查文件，毛主席確實在這個批語中批評了國家機關黨委要求在中央機關內對“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主席批語）的錯誤作法【注釋批語引述來源】。但毛主席在這個批語和此前的所有批語中，均沒有不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總是主張，調查事實，有錯必糾，該摘帽的摘帽，該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會上的談話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現在有人為鄧小平開脫，拿毛主席的這個批語為鄧小平做擋箭牌，把不給錯劃右派改正的責任推給毛主席，是違反事實的、是沒有說服力的。這個批語的意思是說，“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給人家平反，還要作為經驗推廣，是沒有必要的。這絲毫沒有對錯劃右派不搞甄別，不做改正的意思。

鄧小平當時不同意平反，後來卻和胡耀邦一夥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頭上蓋。要麼是亂批、亂鬥，按主觀臆想的比例亂劃右派，製造大批冤案；要麼是統統一風吹，全國除了保留幾個象徵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瘋狂攻擊社會主義的、堅決不改的鐵杆右派也當成好人，給以甄別翻案，甚至奉為上賓（如茅于軾之流的）；忽左忽右、實用主義、機會主義。這與毛主席一貫的實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總起來看，在反右派及其擴大化問題上，主席缺點錯誤是有，但不能跟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的錯誤比。他們的錯誤多了。而且主席並沒有品質性的錯誤，他們是品質性的錯誤。

附文：

反右派運動前後的歷史事實表明舊知識分子沒有無產階級歷史擔當
反右派運動前後的歷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爛帳，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頭上。其中一個最大的屎盆子是說毛主席一貫仇恨知識分子，發起反右派運動就是要打擊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運動中讓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來，事實恰恰相反，是從舊制度過來的知識分子（姑且稱呼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在反右派運動前後根本沒有一致的獨立人格，也沒有什麼脊梁骨來承擔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重擔。所以，扣在毛主席頭上的屎盆子應該而且必須端掉。

實際上毛主席是一貫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說過，共產黨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拿槍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文化的軍隊就是知識分子組成的。可見毛主席把知識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於武裝力量的。毛主席還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昧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他不但重視文化的軍隊，還特別重視對拿槍的軍隊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設。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他也確實言行一致，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重視調動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和革命積極性。他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的講話，是有同樣的用意的；在嗣後的黨內整風運動中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與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運動中毛主席與某些舊知識分子是有分歧甚至衝突，之後毛主席對待從舊制度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了改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責任到底在誰？毛主席思想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為什麼不再整體性信任舊知識分子這個集體，而要對這個集體進行改造，並要發起教育革命乃至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去培養新知識分子，即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就要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創立和維護這樣一個角度去分析、去審察。這裡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來做個管中窺豹。

林希翎當時是人大法律系學生，年輕，漂亮，很活躍，又很有政治活動能力，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況，秘書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這樣偶然地成為了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中的一個局外角色（參見下一章）。王文和她談了幾次話，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講，王文是參加了的。所以，對她的情況，我還是比較熟悉。

主席在最高國國務會議上的內部講話是很開明的，緊接着的整風運動也是要和其他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同創造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氣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確指出了，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個人主觀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盤否定，他功績是第一的，主要的，錯誤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錯誤是共產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錯誤。

但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演講，目標就是對準社會主義制度。她說：“我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奮鬥”，“讓每一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不要以為共產黨用整風的方法，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步就夠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取到的一點點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林希翎這樣講，就是沒有通過提意見表達民主的誠意了。不管她怎麼樣打着人民的旗號，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要搞真正社會主義”，還要“讓人民過上人的生活”，其實都是不能掩蓋她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真實意思的。她說“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就沒有站得住腳的依據。當時二戰結束後不久，個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大家都希望有強有力的人出來整頓社會秩序，恢復社會正常生活，無論在資本主義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時都有個人崇拜的現象。

至於她說的“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這當然是符合實際的。中國是從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會，直接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的，這個社會主義當然是“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新制度總是帶着舊制度的臍帶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事物發展總是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量變到足夠了，就會發生飛躍，完成事物的徹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也要遵循這個歷史觀。搞社會主義，不是心臟移植外科手術，把舊的封建基礎的心臟，一刀切除，再換上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心臟，就萬事大吉了。即使是這樣的移植手術，整個軀體也還是要藉助原來的那個軀體，使其慢慢適應新的心臟。這一點共產黨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產黨通過民主黨派和群眾幫助整風，打掉黨內的封建官僚主義作風，開展真正的社會主義事業。林希翎卻在當時搞社會主義是大方向的時候，把攻擊的目標指向社會主義制度，動不動就把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也說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這當然就與毛主席的內部講話精神、與中央精神、與整風運動的本來精神都是相違背的。

林希翎當時不過就是一個沖在前頭的愛出風頭的大學生，對社會主義制度尚且是這樣的一個真實態度，那麼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他們對毛主席搞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真實的態度，就不難知道了。

毛主席對秦始皇有過很多與眾不同的評論，在反右派運動後他就多次談到過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1958年5月的八屆二次會議上，結合知識分子對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批評，說過這樣的一段話：范文瀾同志最近就寫了一篇《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興。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敢於站起來說話了，這才像個樣子。文章引用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有人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不是殺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對，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在中國歷史上，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幾個能與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偉大和歷史進步作用到底在哪裡呢？結合毛主席後來進一步評價秦始皇就知道了。他1973年針對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否定秦始皇的觀點，寫了七律詩，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關鍵的歷史進步作用就在於制度建設上：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身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這裡“祖龍身死秦猶在”里的“秦猶在”，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在秦始皇死後歷經二千多年而不死；“百代都行秦政法”說的是秦始皇之後，各個王朝不過是這樣那樣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權制的根本的東西沒有丟，也丟不掉，丟不起。所以，陳寅恪不是也有“兩千年來皆行秦政”一說嗎？秦之後，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後，秦朝很快就滅亡了，就以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錯了，所以漢代劉邦迫於功臣和封建文人謀臣們的壓力和形勢所迫，就恢復分封制，分封了異姓王和同姓王若幹個，結果是連年戰亂，漢王朝也最終滅亡了。西晉又一次恢復諸侯分封，結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亂”，西晉王朝照樣滅亡了。可見問題不在於中央集權制本身。顧炎武就說過：“漢以後之人，莫不認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柳宗元則說：“秦之失，在於政，不在於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裡反對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識分子（當時主要都是舊知識分子）和黨內同志要熟讀柳宗元的《封建論》，不要以為秦始皇的錯是在中央集權制。毛主席這是從一個社會的根本制度出發，看待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問題。毛主席對於一個根本制度的創立和維護是特別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樣，像章伯鈞等人那樣，把攻擊的目標指向主席正在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毛主席顯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隸製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進步；封建製取代奴隸制，是必然、是進步；中央集權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進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也是必然、是進步。不管多麼艱難，歷史多麼長久，這個進步一定要發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發生。所以，離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建設和鞏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為什麼也是不願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張反右派進攻的；就不能理解為何後來他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還要那樣直率地講上面的一番話。秦始皇的“坑”是肉體消滅，毛主席的“坑”是思想改造。這是有天壤之別的，體現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領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樣看到了“秦之失，在於政，不在於制”。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要“失”的話，也會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後，他就想堅持維護和鞏固這個制度，並把重點放在“政”上，不失於政。所以，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和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毛主席採取了在“政”上主動出擊，用整風運動來克服共產黨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以改進共產黨的行政能力，不失於政。

恰恰是在這個政和制的關係問題上，許多舊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沒有以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為人民謀求“人的生活”的旗號，實際上以個人的私心和小集團的利益為重，名義上談“政”，實際上把鳴放炮火衝着“制”。在毛主席已經明確指出了斯大林“個人崇拜”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產物，而是斯大林個人主觀主義思想的產物之後，還是借着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批判的目標直接對準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這樣毛主席就不能不懷疑舊知識分子是不是願意搞社會主義了。

在這裡，舊知識分子自己需要檢討，不要太過自我膨脹，覺得什麼都是自己對；也不要把什麼責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從後來舊知識分子（這時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稱呼會更合適一些）一個個都崇拜資本主義，倡導資本主義，就可以肯定，舊知識分子當時就是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但他們不僅不敢承認這一點，還要說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當時的條件下，不願意搞社會主義，還要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嗎？我看不冤枉。說毛主席不是完人，這樣的舊知識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連前後一致的人格都沒有，更毫無脊梁骨來擔當歷史責任。老是責怪、指責、污衊和詆毀毛主席，那就是連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舊道德都沒有了，更不用說有社會主義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對於舊知識分子是怎麼的恨鐵不成鋼卻又不得不愛護有加。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林希翎的演講內容通過黨內渠道反映到劉少奇那裡，劉少奇就批示：“請公安部門注意”。後來是羅瑞卿親自抓的她。按照當時的標準，林希翎打成右派，沒有什麼冤屈（但是，實事求是講，鄧小平掌權後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會主義”，卻不給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確是冤屈了她。一碼是一碼，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林希翎後來也得不到平反這個事實，正好也能說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個人的意思，不給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確不是來自毛主席。）我從秦城出來後，讀到有文章說，1973年毛主席問吳德林希翎在哪裡工作，一聽說是被公安局關起來了，就馬上要求“立即釋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貫主張治病救人，不管什麼人犯了錯誤，都要給予出路的。我想，這個事該是真的。這就說明，即使在對待按照當時的標準確定的毫無疑問的大右派林希翎的問題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領袖人開明，那麼，毛主席又怎麼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識分子，去“引蛇出洞”，還去搞反右派擴大化，打折舊知識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舊知識分子本來就沒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頭上的屎盆子難道不該端掉嗎？必須將知識分子做新與舊的劃分，否則就是混淆視聽。舊知識分子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新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現在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還不多，但總有一天會多起來的。
毛主席本來是連舊知識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舊知識分子之間有很多的佳話流傳，例如和黃炎培的窯洞對，文革中列出受保護的大知識分子名單叫周總理執行保護，還有本書談到的給熊十力回信，給章士釗夜半送雞等等。這些為什麼不能作為毛主席重視和愛護知識分子，而且還主要是重視和愛護舊知識分子的證據呢？

總之，毛主席在整風運動之前和整風運動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識分子”的，並在整風運動中寄託很大希望於“知識分子”。但是“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的實際表現是辜負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經過這一輪對“知識分子”的觀察，再經過其後的許多事情上反反覆覆對“知識分子”的觀察，毛主席最終發現，從舊制度下過來的這些“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總體而言是不願意搞社會主義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樣信任他們了。整風運動中舊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是導致毛主席改變對舊知識分子態度的一個關鍵事件，是也導致毛主席後來發起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通過改革教育制度來培養無產階級新知識分子的一個關鍵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