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９）

谭合成

卷二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8·13武斗后，“红联”在县城道江镇已处于劣势，但他们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还掌控着道县的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得到证明，四类分子就被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祭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也没有比严惩四类分子更轻而易举和没有风险的了。

一位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说：“下坝杀朱敏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还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母子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拉开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东南角，与宁远县搭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1967年）8月13日，当下坝大队用群众专政的铁拳砸烂朱敏的“狗头”时，杨家公社周塘营大队的红东庙内，也在秘密地酝酿着新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上级的“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凹凸分明。他叫蒋文经，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在成了赫赫威灵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首先带领与会的各大队党员干部诵读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然后开始传达（8月11日，县抓促领导小组召开全县电话会议，按照惯例杨家公社由公社秘书蒋文经接听并记录。电话会后，公社召开了脱产干部会议，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并研究“战备方案”，决定：一、团结一致对外；二、组织民兵防止“革联”下乡串联；三、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四、出现紧急情况，要做好“文攻武卫”的准备。在讨论第三条时，公社书记陈树能说：“四类分子调皮的，搞掉几个就是了。”蒋文经说：“还是讲专政好些，不要讲得那么粗，是不是采取这种提法：如果四类分子起来暴动，就采取断然的专政措施。”会后，公社的几位主要干部分头下基层，分片传达。分工负责周塘营片的有公社秘书蒋文经、公社公安特派员樊书宋、公社会计唐道智、公社培植员唐咸福。）：“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参加这一片会议的有郑家、合作、前进、周塘营等四个大队的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文革主任)，共计二十余人。

蒋司令讲话后，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历史反革命郑元君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躲起来了。”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到他们手里。”

周塘营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虑万分：“吃亏了，我们已经走在阶级敌人后面了！”

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经文一笑，叫大家打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语重心长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就开口了，只是我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象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经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起初，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乘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干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一个与“搞掉朱敏”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蒋文经等人又到富足湾，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的党、团员会。这次会上，除了他的“战略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四类分子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说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信都难。

8月15日晚上，郑家大队，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经等人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没等她说完，郑会久又是一声喝问：“钟佩英不老实，怎么办？”“捆起来，送到公社去！”众人一声吼。

下面的事，与“搞掉朱敏”基本类似。所不同有三个细节：第一，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贫下中农狠狠“教育了一顿”，打得口吐鲜血；第二、钟佩英被拖到山上是用锄头扁担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起一个事先没有考虑周到的问题：她的两个乃崽还在，肯定要给老母亲报仇的，怎么了得？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里安然。”于是，回头又到钟佩英家。钟佩英的两个儿子已经上床睡觉，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母亲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以为真的是送到公社关押，这在当时不是什么新鲜事，被送到公社关押的人多了去，吊个“半边猪”，搞个“猴子抱桩”、“苏秦背剑”等（都是捆绑人的方式。具体捆法，但愿后人不懂。），都是家常便饭。白天搞双抢累了一天，明天还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斗，就赶快洗脚睡觉了。人们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照章办理了。

事毕，辛苦了半夜的人们又聚集到钟佩英家，翻坛倒罐，寻找罪证。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东西，就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宰了，一锅熬起，又打来几斤金刚蔸酿的烧酒，宵起夜来。待到锅里只剩下些汤汁的时候，蓦然听得一声鸡叫，众人心里一惊，想起白天还要出工，赶紧推门而出……

据郑会久写给处遗工作组的“揭发交代”材料说：搞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第二天早上，他早饭都没吃，心里不托底，不知道这件事搞没搞拐场，上级追究下来怎么办？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向蒋文经汇报。蒋文经一听，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得很！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以后杀人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钟佩英母子被杀害后，滥杀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自然是杨家公社。8月17日上午，蒋文经又在塘坪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据查在道县大屠杀中，杨家公社所隶属的四马桥区共杀533人（被迫自杀52人），其中枪杀86人，刀杀126人，沉河1人，投岩洞38人，活埋128人，棍棒打死22人，绳子勒死57人，火烧死23人，其他致死52人，灭门55户。该区下属4个公社（杨家、四马桥、大平岭、横塘营），杨家公社杀人最多，共杀190余人，其中蒋文经亲手批杀95人。这个双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后来被提拔为下蒋公社党委书记。

关于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了钟佩英等人之后的杀人情况，我们想用一份处遗工作组的调查报告来作回答。

一、基本情况

郑逢姣，男，现年73岁，本人成份农民，汉族，住杨家乡郑家村，文革期间任大队支部书记。

二、犯罪事实

1967年8月上旬，郑逢姣因怀疑地主子弟郑生尧（1967年8月30日晚，逃跑到湘源锡矿的郑生尧被抓回杨家公社，公社公安特派员樊书宋对郑进行了严刑拷问。之后，樊书宋、公社副书记邓耀春、公社会计唐道智等人将郑拖出去，打死，最后还在身上压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报复其而外出躲避，8月中旬得知本大队已杀地富便返回家。8月27日上午，郑逢姣在郑开德家主持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前三批杀得很好，这次我回来，也要杀一批……”并点名要各队报名单，后决定杀七人。当天下午，郑逢姣指挥将郑际东等七名地富分子及子弟用绳子勒死（是命令一些没被杀的地富子弟勒的）。

同年9月14日，郑逢姣在郑开德家主持召开大队支委会，并在会上说：“要大家来是商量一下，是不是再杀一批……”会议当中，杨家公社主任彭心明、公安员樊书守等三人来到会场，郑逢姣将开会内容告知三人后，樊书守提出：“九五命令（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史称9.5命令。这里所说的九.五命令是指47军6950部队针对道县杀人事件，结合宣传中央9.5命令发出的严禁杀人的命令。）早下了，杀人问题影响很大，不能再杀了。”郑逢姣不听劝阻，并说：“我们大队四类分子这样多，又这么坏，不准杀也要杀。”由于部分大队干部支持郑逢姣，彭心明无奈说：“我的先生……你们要搞就搞远点，搞到宁远界子边去，免得影响我们公社。”

当天下午，郑逢姣组织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在会上重复了在支委会的讲话内容，并分任务到各队。次日，郑逢姣指挥民兵，将19名地富及子女押至宁远欧冲垒山里杀害（这19人大多是婆婆姥姥和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有两个60多岁的瞎眼婆婆和两个10岁以下的小孩，他们是在宁远欧冲垒路边的荒坡上被活埋的。因为埋人挖了四个大坑，现在那里得了个新地名“四个坑”。）。

我们来到了这个被称为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该大队文革中先后杀了37人，是道县杀人事件真正的爆发点。几十百把栋破破烂烂的砖房，成一大两小三个块，分布在一个山洞（洞：应为垌，四周是山的田地。在道县一律写作“洞”。）里,背靠着一片平缓的红土丘陵。山上原来尽是合抱粗的大树，58年人民公社化办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的时候，都砍下来炼了（废）铁。现在只剩些低矮的權木和丈把高的马尾松。交通不甚便利，村民生活一直比较困难。现任支书郑逢桥要杀鸡置酒款待我们，被我们坚辞了。提起钟佩英，郑支书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大约四十多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解放初期跑到贵州，和我们大队在那里做事的郑元君结了婚。六五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遣送回来的。”问起郑元君什么成份，有何劣迹，他说：“郑元君土改时没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乡里没听说有劣迹。只是他的堂兄郑元赞（郑元赞，道县四马桥区杨家乡郑家村人，1948年曾任国民政府道县伪县长，1949年任国民政府宁远县伪县长，1952年为首在宁远县组织3.29暴动，暴动被镇压后，经香港逃到台湾，后死于台湾。），1952年为首组织一伙土匪在宁远搞了个三·二九暴动，杀了我们一个县委组织部长和两名干部。参加暴动的人基本上都镇压了，只有郑元赞跑脱了，听说跑到了台湾。这些事情，我们也是听说的，搞不太清楚。”

“郑元赞的事与郑元君、钟佩英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郑元君参加了宁远暴动？”

“郑元君倒没听说参加了宁远暴动。他是64年社教时揪出来的，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送回来的，原来在贵州一个仓库里当保管员。65年在衡州（衡阳市）撞汽车自杀了。”

“这么说钟佩英本人并没有定为‘四类分子’，当时杀人时，队上那么多四类分子，为什么首选她呢？”

郑支书说：“唉，那阵子，钟佩英有了这层社会关系，老老实实呆在屋里，也难保没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搞反革命串联，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这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不过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

“要杀她，就是因为她参加了‘湘江风雷’？没有别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杀钟佩英的事，不会这么简单。（有人说钟佩英参加“湘江风雷”根本没有那回事，被杀是因为大队上有人打她的主意，遭到拒绝，怀恨在心，借机杀人。但一家之说，缺乏证据支持。）

“别的原因嘛，我搞不清。你们可以问工作组的人，他们比我清白些。”

其实，我们已经问过工作组了，他们也说不清楚，事情过去那么久了，要查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可能。其中一位同志回答得更干脆：“要搞得那么清楚干什么？反正宜粗不宜细，只要把她是怎么被杀的，谁指使的，哪些人杀的，杀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不就行了。”

话确实有道理。但这毕竟是拉开大屠杀序幕的杀人事件，难道不应当查得更细些，调查得更清楚些吗？特别是钟佩英被杀后，传出一起谣言，说钟是1952年宁远革命暴动头子郑元赞的小老婆(钟佩英是怎么一下子变成郑元赞的小老婆呢？)，奉命组织四类分子搞反革命组织，布置四类分子开会时，每人带一条狗仔凳（小板凳），准备要杀害贫下中农。钟佩英坐在中间，手摇鹅毛扇发指示，横摇三下如何如何，竖摇三下又如何如何……幸亏贫下中农警惕高，及时发现她的阴谋，把她镇压了。还说郑元赞已从台湾秘密潜回大陆，到了冷水滩，和钟佩英接上了头，准备血洗道县。这个谣言蒋文经等人多次在会议上作为敌情通报传达，难道他们没有责任说明消息的来源吗？

在了解该大队后来的几起杀人事件时，我们得到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选了几个当“耳机”，“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耳机”这个代名词，撩起我极大的兴趣。这类人，有叫“耳目”的，有叫“线人”的，但都没有“耳机”来得生动形象。我在来郑家之前查阅相关资料时，了解到这个大队第四批杀七个人，采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原）支部书记郑逢姣宣布，地富子弟杀一个分子，可保全家不杀，不知“耳机”有没有份？

“有份。”郑支书给了肯定的回答。

“后来这些‘耳机’也杀了吗？”我又问。

“有的杀了，也有没杀的。”

于是我向郑支书表示希望找个“耳机”谈谈。

“可能在责任田里扮禾，蛮远的，我去叫一下。”

郑支书去了。我趁这个机会，在村里四处走走，想找几个“遗属”了解了解当时杀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县里听得这么一个传闻，郑家大队67年8月26日第三批杀人，杀了一个快要分娩的妇女，先后使用了五道酷刑，一割眼皮，二削鼻子，三割嘴巴，四切奶子（乳房），最后用刀通腹部，剖出胎儿。该妇女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对她施以如此酷刑？绝不会仅仅为了杀人取乐那么简单吧？这里面应当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笔者问了郑支书。郑支书说，杀人的时候他不在场，不太清楚。没有办法，我只好另外想辙，从“遗属”那个方面调查一下。通过别人指点，我找到这么一户。一间新修的一栋两间的瓦屋，屋前一个小小的禾堂，屋里只有两个女人，一老年，一中年，老的在堂屋剁猪菜，中年的在禾坪里晒谷。其实不用指点，一看这房子，我就估计到这一户人家的身份了。当时道县文革被害者遗属的安置补偿政策大致是这样的：房子被拆了或分了的，补偿人民币300元；人被杀了的，按被杀人数每人补偿150元(俗称“人头费”)；农具、家具等生产生活物资被分了的，按1967年市价的1/4补偿。300元在当时不算一个小数目，相当于笔者三个多月的工资，但要砌一栋住房就远远不够了，便又采取“国家补一点，自己出一点，集体给一点”的三一点办法来解决无房遗属的住房问题。即使这样也只够砌一栋最简单的一栋两间的房子。于是道县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房屋。看见这样的房子，别问，走进去，百分之九十是遗属。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我对中年女人说。

她抬头盯了我一眼：“那些事，我记不得了。”

“哦，哦，请你不要误会，我、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家是不是也有被、被杀了的人。”我突然变得有些笨嘴拙舌。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讷的神情和黯然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

她低着头只管晒她的谷，再不理我。

这时，郑逢桥也从垅里回来了，“耳机”不在，到四马桥赶闹子去了，他在闹子上摆了个修钟表的摊子，一个圩场弄得一、二十块钱。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见我。可能郑支书也不愿意我见他。

明红在一旁怪笑着看着我：“你想见‘耳机’的心理是不是有些太过刻毒了。”

我一时无语。确实，细想一下，刚才的那股子兴奋劲确实不厚道。他能活下来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漫长的岁月中，苟且偷生可能比死去更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无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我又何苦在伤口上再撒把盐？（在处遗工作组的材料中，笔者看到如下一段文字：郑国志，男，1945年出生，成份地主，主要问题：1.为了保存自己和家人，亲手杀害1名地富分子；2.捏造事实，整理多名被杀人的假材料，为幕后指示者和杀人凶手开脱罪责。）但是，对我的这种想法明红并不认同，他说：“你放心，活得下来就不会受灵魂的拷问，受灵魂的拷问就活不下来。”唉，不知为什么，在很多问题上，明红总是比我看得更本质。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上述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行“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传言。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这四个区是清塘区、寿雁区、梅花区、桥头区。）搞出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杀人风”蔓延过程见下表：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并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特别是县武装部有着“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尚方宝剑，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如果县里某些人站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不会发生，发生了也不难制止，更成不了规模。遗憾地是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当时的县级领导干部中，暗中支持甚至怂涌杀人的大有人在。还有人根据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犯罪行径赞扬为“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从而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