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的绝路与汉字的生路 Peter Hessler 书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一本书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我来到安阳这个河南小城是为了研究当地的文物古迹。根据历史记载，该地区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荣兴盛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灭。据记载，商朝的灭亡祸起荒淫--传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装美酒的大酒鬼。不过，这本书是我发现跟美国人扯上关系的第一条线索，让我不禁细看起来。 没有作者名。该书出版于1962年，印着八百多张商、周铜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国古代冶金术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每一件铜器，书里都提供了帝国主义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录里有多丽丝·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铜器)、艾弗里·C·布伦达治(三十件)和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白瑞(五十八件)。 图书馆里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甲骨上雕刻着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原料来自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胸甲，常用于商朝宫廷的占卜仪式。我问那位考古工作者，陈梦家是否还在中国。 “他死了，”年轻人回答道。“‘文革’期间自杀了。”
我合上书，问安阳考古站还有没有人认识陈梦家。
“去找老杨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陈梦家在北京自杀的时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对面就可以找到老杨。”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并不多，工作站有十来栋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数房子用来存放文物。微风吹拂着梧桐树，远处间或有火车轰鸣而过，这里离北京只有六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除此之外，周围一片寂静。四周修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架着倒刺铁丝网。 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会议室见到了老杨--杨锡章。他六十六岁，镶着满口银牙;他每次微笑，总让我吃一惊，有如瞥见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闪烁发光。老杨告诉我，陈梦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铜器的。陈当时身在美国，同在美国的还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出身于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 “所以陈梦家麻烦不断，”老杨说道。“他老婆家跟外国的联系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还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词汇我很陌生，于是便问其详。老杨表情颇不自然地笑了笑--银光一闪。“意思是，”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跟一个不是你老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
“陈梦家做过这种事?” “不太清楚，”老杨回答道。我身后是一面窗户，他无言地凝视着窗外。我问起陈梦家的自杀，老杨继续说道：“这事儿发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大家把他救了下来。之后，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看着他。但我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和他待在一起。”
老杨指了指窗户，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斑驳的阳光洒在外面的树荫下。“想象你就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外面是一个院子，”老杨说道。“一天，陈梦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闪而过。”老杨做了个一闪而过的手势，仿佛跟着一个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才发觉他跑了。我们追出门，可还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杨说，陈梦家的妻子没有住在那里，因为红卫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学游街。我问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那本书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过领导的一些观点，”老杨说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书。可那本书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杨在办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鉴，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页。照片里的陈梦家还是个中年人，他长着酒窝，眼睛明亮，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了一件旧式的高领衬衫。在所有人中间，他的笑容最为灿烂。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替代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骨 在人类文明史上，汉字显得十分独特：这一套书写系统的基本结构原则自商朝以来未曾改变过。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汉字由象形符号(一个字代表一种事物或意义)演化成表意表音符号(一个字代表一个读音)。公元前2000年，近东地区的闪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转化成人类的第一套字母体系。字母书写系统比表意表音符号更具灵活性，因为字母可以把一个音节细分为更小的单位。这使拼写系统用于不同的语言乃至方言变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语书写者可以此区分读音正规的“what”与带有伦敦腔的“wot”。 汉字是唯一未被弃用或被转换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号，结果导致人们所读和所写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就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正式书写采用的是古汉字，这种文字符号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得到发展并仅存于书面语言。到了20世纪初叶，改革者们成功地使正式书写系统遵从一种被称为普通话的北方方言。 汉语口语并不是一种单一语言--语言学家有时把它的多样性比作罗曼语族。一位语言学家告诉我，北京人所说的方言和广州人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有如英语和德语。如果中国采用字母符号，写出来的文字就能反映这种差异，但在表意表音符号体系下，很多口头语言无法加以书写。例如，东南沿海浙江省的某个人如果要识文断字，首先得学会普通话。大多数南方人所书写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第二语言。 这套书写符号从技术上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个人需要识记四千个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原本包含的发音和视觉线索十分清晰，但许多线索由于发音改变而被逐渐淘汰，这使得汉字更难识记。尽管如此复杂，中国人并不缺乏学习的雄心。 中国文化多与书写有关--书法作品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绘画作品通常要有显眼的书法题字。人们在某些时候会支起专门的鼎炉，很敬重地用于焚化写满文字的一摞摞纸片。到17世纪，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商业出版体系，读写能力比起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能涵盖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估计，18、19世纪中国男性的识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间--相当于日本和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这一套书写系统也有其他优点，比如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非凡能力。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中国人无论来自何方，他总能读懂另一个中国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且在面临古时候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时他不会觉得遥不可及。当甲骨文在19世纪末被重新发现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几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识--完全不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被发掘前的数百年间，无人能识别这种文字。 两年前，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炜(David 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类似专家全世界可能不超过三十人。)吉德炜告诉我，他一直痴迷于汉字和中国先祖崇拜之间的关联，后者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商朝宫廷经常举行占卜仪式，召唤先祖提供信息和帮助。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炙烤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龟甲或兽骨直至其开裂--这一物理变形常被解读为来自逝者的声音。雕刻师随后会把占卜的事项刻写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显示，商朝宫廷占卜的事项包罗万象，上至战事、下至临盆，大到天气、小到疾病。他们还会询问梦境的意义。他们会与逝者沟通： 在一块甲骨上有一段卜辞，卜辞提议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献祭三名囚犯;之后，估计是龟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辞把献祭囚犯的数量增加到了五个。有时候，商朝一次献祭的活人就多达数百名。 吉德炜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记录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仪式。这块龟甲刻写于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间。这位国君觉得自己的一颗病牙与一位不满的先人有关，于是试图找出这位先人的身份，并给予适当的祭祀。龟甲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亲，另外三个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炜说。对每一位先人，均举行了多次占卜仪式。“还有一段卜辞：‘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认为牙痛是源于父庚作祟。”吉德炜抬起头来。“这些就像是音符，”他说道。“曲调要靠我们自己去编。” 字母（斯大林的认识能力比毛泽东强，朱学渊按） 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为外国列强所占领，其文化知识未能做好转向现代化的准备。在19世纪的欧洲，考古活动以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为主导，他们信仰变革和物质进步，这反映在他们对于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旧时岁月的描述之中。但中国人对于文物古迹的兴趣依然围着文字打转，传统的历史仍旧强调延续而非变革。中国人执拗于中国化本身。 但凡具有延续性的东西--儒家学说、帝制、汉字--似乎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夜间，中国人似乎意识到，他们的书写符号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提出，中国应在口语和书面语上转向世界语。20世纪的多位重要学者均主张废除汉字，因为他们认为汉字已经成为文化和民主的绊脚石。生活于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曾提出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有利于人们书写各自的母语方言。他写道(当然用的是汉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 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 1936年，随着共产党逐渐壮大，毛泽东向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难免。毛泽东在1949年主政中国之后，很多人以为政府将像20世纪初期的越南那样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泽东下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要求语言学家们制定一套“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也就是一种崭新的书写系统，采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字母。 对这段历史展开过专门研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语言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告诉我，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动因一直成谜。德范克建议我找九十七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年届九十二岁的德范克自198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见过周有光。“他说他知道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诉我。他觉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许愿意把这事公之于众。 周有光和另外两位健在的汉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国语委宿舍区的第一个入口处。一天下午，我从底楼开始走访，首先拜访的是尹斌庸的家，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圣贤一般蓄着浓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诉我，在毛泽东提出制定“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的要求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考察过两千多份文字书写方案。有的纯粹由汉字演化而来，有的采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尔字母，还有的将汉字偏旁与外文字母加以组合。还有几套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汉语字母。尹斌庸记得有一套方案采用数字来表达汉语读音。1955年，委员会将备选方案缩小为六套：拉丁语、西里尔语，以及四套全新的“汉语字母”体系。 这个故事在四楼得以延续，我在这里拜访了八十高龄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讲述了汉字的简化过程。1956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结论，汉语字母暂不适用。他们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汉语拼音方案”，要求应用于初级教育和其他专门领域，但并不作为替代性书写符号。他们还决定对若干汉字加以简化。这被看做是“初级改革阶段”：毛泽东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各个备选项。 不过，书写方案的改革很快与政治搅和在一起。 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而不管其意见多么具有批判性。人们的反应非常踊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各类话题提出了公开批评。直到此时，陈梦家对文字改革运动都不太积极，可在这时他以强烈反对字母化和简化字的姿态一头扎了进来。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发表在各主要媒体上。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写道：“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接着，只过了五个星期，“百花齐放”运动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过三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媒体上出现了愤怒的头版标题：“驳斥陈梦家”“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一篇文章写道：“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棵毒草……绝不能让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为怀着“罪恶阴谋”的“牛鬼蛇神”。“各个时期的反动派为什么都那样仇视简体字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要复古呢?” 陈梦家沉默了。他被下放到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 当我爬上国家语委宿舍的三楼，夜幕已经降临。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有光，他的身体很虚弱，背有些驼，穿着拖鞋和短裤。我只得倾着身体提高嗓门说话，他则用一只手捂着耳朵上的助听器。不过，他的思路很敏捷，还能想起一些英语;1940年代，他曾在纽约当过银行家（Banker 为“银行职员”，朱学渊按）。“我经常在银行家俱乐部阅读你们的杂志，”他大笑着说道。 我大声说道：“那之后的变化很大!” 一如许多曾经留学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周有光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回到了中国。感觉到在银行上班不会有太多的出路，周有光转向语言学，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也成为了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那四套汉语字母方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所有的相关记录都遭到了破坏。“这样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容易丢失，”他说道。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传统幻灭的高潮时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反而使汉字免遭劫难。混沌岁月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激进的文化变革没了好感，公众和政府都拒绝再推动文字改革。时至今日，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周有光估计，至少再过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放弃汉字的使用。就连简化字都无力进一步推进。简化字减少了常用字的组成笔画，但书写的原则大体一致。基本上，这相当于把英语单词“through”改写成“thru”。周有光和其他语言学家相信，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香港，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不使用简化字，传统主义者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后来看，毛泽东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对书写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中国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问起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时，周有光说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于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征询文字改革的建议，”周有光说。“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中文书写系统。你们不应该轻易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泽东要搞‘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 陈梦家对于传统的勇敢捍卫并不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汉字。我大声说出陈梦家这个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欢他这个人，”周有光说道。“可老实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起任何作用。” 错字 陈梦家有个胞弟尚在人世--八十五岁的退休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陈家那一代男性的姓名中都有一个“梦”字。)12月一个寒冷的上午，我前往陈梦熊位于北京的家中拜访;他满头白发的妻子带着不自然的笑容给我们斟上了茶水。 陈梦熊似乎并不愿意开口--他说自己感觉有些不太舒服。他给我看了唯一保存下来的家族合照之后告诉我，他的哥哥被划成“右派”之后，下放到河南从事了两三年的农业生产。“他一直很外向，但回来之后很少说话，”陈梦熊说。他还说自己对陈梦家的妻弟赵景心感到很失望，竟然因为那些古董家具收上海博物馆的钱。“梦家希望是捐献，而不是出卖，”老人很生气地说道。“我从此再没和他说过话。” 我拿出陈梦家在1966年写给博物馆馆长的信件复印件，递给了陈梦熊。他默默地读着。“我之前从没看见过，”他说道。“你从哪里得到的?” 中国人面对痛苦的回忆时，往往喜欢拐弯抹角，说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绳子一样软弱无力。不过，一旦打定主意，他们的直白就无法抑制。“那一年8月，红卫兵开始‘破四旧’运动，”陈梦熊说道。“我正在挨批斗。我大儿子那时候九岁，我叫他溜到梦家的家里给他提个醒。他家里有很多旧书旧画之类的东西，我叫他要么扔了，要么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儿子回来说，一切正常。” “可就在那天晚上，陈梦家头一次想到了自杀。他吞下一大把安眠药，不过没有死成。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第二天，我去了他家，门上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我进门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等着了。‘好哇，’红卫兵们说道。‘你这是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场，红卫兵把她和我按到了院子中间的椅子上。他们剃掉了我们的头发--被称作阴阳头。接着，他们解下皮带抽打我们。一开始他们用的是皮带，后来又用起了皮带扣。我当时穿着白衬衫，结果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他们一放我走，我就给单位打电话，是单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里。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我妻子--可不是你刚才看见的那位，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叫她赶快回家。 “梦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又让医院赶了出来。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自杀了。他们有一个住家保姆，我觉得是她发现了他的尸体。我没法去他家，因为我正在接受批斗。没有举行葬礼。”
陈梦熊停了下来。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老人随即又讲了起来：“我妻子那一年同样麻烦不断。她的阶级成分不好--她父亲是著名的书法家，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50年代的‘反右’运动把她吓疯了。1966年，陈梦家去世后不久，她单位叫她用复写纸誊写革命歌曲。她写的歌词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誊写。可她写错了一个字，把‘万’写成了‘无’。” 陈梦熊停下来，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字：万岁。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妻子曾经写的错字：无岁。“她马上被逮捕了。”他说道。“有大概五年的样子吧，她一直被关在河北省。有一阵子，她还被关过猪圈。70年代初她被释放回家，可从此变了个人。她在1982年去世。” 文字的世界 我在调查过程中只采访过一个年轻人。我在有关汉字的一家网站找到了一句陈梦家的引文，这家网站的编辑者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匈牙利人，名叫高奕睿(Imre Galambos)，是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员。高奕睿的博士论文以汉字演变为题，完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学者们一直认为，汉字的标准化过程发生在公元前221年首次统一中原的秦始皇统治时期。但最新发掘的文献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高奕睿告诉我，最重要的文字统一发生的时间似乎稍晚，是汉朝建立、编写出第一本字典、正式开始历史记载之后的事情。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汉朝的知识分子把早期的所谓朝代--夏、商、周、秦--全部归结为同一种历史叙事。实际上，这几个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语和政治治理方法。不过，商代以后的各朝代都采用共同的书写系统，汉朝的历史学家们采用这一书写符号，根据纷乱的历史细节、记忆细节和想象细节，编写出了和谐统一的历史故事。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把古老而连续的汉人帝国描述为“停留在文本之间的假想王国”。 高奕睿经常造访北京，他在一次和我会面的时候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说明。“确实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国--它们在文献记录中创造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诉我。“我觉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种及时的连接，它使我们称之为‘中国历史’的那种东西成为可能。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他们创造的文字世界规模宏大。这个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我问高奕睿，他怎么会去研究汉字。他说自己年轻时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如果考上大学，那么可以减少六个月的强制性兵役期。怀着这样的想法，高奕睿向大学提出申请，但全都错过了截止日期，只剩下前往中国学习的奖学金还可以申请。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对汉字世界入了迷，”他说道。 一天晚上，我们约在北京城中心的后海附近喝酒。当时正是气候宜人的秋天傍晚，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着水面。高奕睿谈起了文字在中国的重要意义，随即指着我，“所以中国人才会担心你们这样的记者，”他说道。“对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么写，写出来的都是中国。如果你把我们坐在后海喝酒的事情写下来，人们会这样想，哇，中国这个国家真不错。读者的头脑里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但它可能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诗歌 陈梦家的妻子比他多活了三十二年。在“文革”中遭遇批斗、毒打和阴阳头之后，赵萝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后来有所康复，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1980年代，她译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草叶集》。1990年，她回到自己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次年，她被该大学授予杰出成就奖。她死于1998年。 不久前，我结识了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的同学巫宁坤，他现已八十三岁。1951年，巫宁坤在赵萝蕤的邀请之下，放弃正在写作的有关T·S·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回到中国从事教学工作。巫宁坤先被划为右派，随后于1958年被投入监狱。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时而蹲监狱，时而被下放到农村。他于1990年携妻子李怡楷回到美国，并定居于弗吉尼亚州赖斯顿。1993年，他出版了有关共产中国的英文回忆录《一滴泪》。 我前往巫宁坤的公寓拜访时，他回忆说自己被关入监狱之后，直到1980年才再次见到赵萝蕤。“我们甚至没有提到陈梦家的名字，”巫宁坤低声说道。“那是我最难启齿的一件事情--我要是说了，我会很难受的。我知道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没有哭。她的意志很坚强。” 巫宁坤告诉我，他蹲监狱的那些年，时常靠背诵诗歌获取力量。“我总想起杜甫、莎士比亚、狄兰·托马斯，”他说道。“你知道狄兰·托马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什么诗吗?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挣扎’，出自《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你要知道，我曾经在芝加哥听过狄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很感人。” 我问巫宁坤是否与托马斯交谈过。 “没有，我只是一个听众，”巫宁坤说道。“再说，他已经喝得半醉。他受过不少苦——我觉得，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副重担。” 一个朋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替我找到了《草叶集》的两卷本中文版。标题页上的译者姓名赫然在目：赵萝蕤。 该书出版于1991年，三年后，一位名叫肯尼斯·M·普莱斯的美籍惠特曼学者前来北京拜访赵萝蕤。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尔特·惠特曼季刊》上。普莱斯在采访中问赵萝蕤，她是怎么译出《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的第一节的，因为那一节是个长句，二十二行之后才出现主语和谓语动词，这样的结构如果用中文表达会非常拗口。赵萝蕤回答道：“是没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因为我必须要说的是，尽管我想忠实于原文，但也得考虑中文的流畅。”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读了一遍，随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几个艰深的词汇之后，我尽最大努力把赵萝蕤翻译的最后三行译回了英文：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世的统一者，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速地跃过了这些，歌唱一件往事。)
作者：何伟 (Peter Hessler)《纽约客》记者
Peter Hessler joined The New Yorker as a staff writer in 2000. From 2000 until 2007, he was the magazine’s correspondent in China. His Letter from China articles included features on the basketball player Yao Ming, a Shenzhen factory worker, and a rural family in the grip of a medical crisis. His first book,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won the Kiriyama Prize and was short-listed for the 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 His second book, “Oracle Bones,” was a finalist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He won an 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Editors award for his piece “China’s Instant Cities,” about the entrepreneurial frenzy behind China’s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published in National Geographic. He completed his trilogy of China books with “Country Driving: A Chinese Road Trip.” In 2011, Hessler was named a MacArthur Fellow. After leaving China, Hessler moved to southwestern Colorado, where his stories included a feature about the local uranium industry and a profile of a small-town druggist. 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Strange Stones: Dispatches from East and West,” was published by Harper in 2013. In the fall of 2011, Hessler moved to Cairo, Egypt, where he has covered the ongoing revolution.
（他以美国和平队的成员身份在四川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教过两年英文。朱学渊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