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的絕路與漢字的生路 Peter Hessler 書 在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圖書館，一本書的書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我來到安陽這個河南小城是為了研究當地的文物古蹟。根據歷史記載，該地區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榮興盛六百多年後，於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滅。據記載，商朝的滅亡禍起荒淫--傳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後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裝美酒的大酒鬼。不過，這本書是我發現跟美國人扯上關係的第一條線索，讓我不禁細看起來。 沒有作者名。該書出版於1962年，印着八百多張商、周銅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國古代冶金術最發達的時期之一)。每一件銅器，書裡都提供了帝國主義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錄里有多麗絲·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銅器)、艾弗里·C·布倫達治(三十件)和阿爾弗雷德·F·皮爾斯白瑞(五十八件)。 圖書館裡有一位年輕的考古工作者，我問他知不知道那本書是誰寫的。“陳夢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專業就是甲骨文。他還是個著名的詩人。” 甲骨上雕刻着東亞地區已知最早的文字符號。甲骨原料來自牛的肩胛骨和龜的胸甲，常用於商朝宮廷的占卜儀式。我問那位考古工作者，陳夢家是否還在中國。 “他死了，”年輕人回答道。“‘文革’期間自殺了。”
我合上書，問安陽考古站還有沒有人認識陳夢家。
“去找老楊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陳夢家在北京自殺的時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對面就可以找到老楊。” 在安陽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並不多，工作站有十來棟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數房子用來存放文物。微風吹拂着梧桐樹，遠處間或有火車轟鳴而過，這裡離北京只有六個小時的火車車程。除此之外，周圍一片寂靜。四周修着高大的圍牆，圍牆上架着倒刺鐵絲網。 我在一間布滿灰塵的會議室見到了老楊--楊錫章。他六十六歲，鑲着滿口銀牙;他每次微笑，總讓我吃一驚，有如瞥見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閃爍發光。老楊告訴我，陳夢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銅器的。陳當時身在美國，同在美國的還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的妻子趙蘿蕤。趙蘿蕤出身於深受西方影響的中國家庭，她的父親是聖公會牧師，也是北京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院長。 “所以陳夢家麻煩不斷，”老楊說道。“他老婆家跟外國的聯繫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夢家就被打成‘走資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還是男女生活作風問題。” 這個詞彙我很陌生，於是便問其詳。老楊表情頗不自然地笑了笑--銀光一閃。“意思是，”他過了一會兒才回答道。“你跟一個不是你老婆的女人發生了關係。”
“陳夢家做過這種事?” “不太清楚，”老楊回答道。我身後是一面窗戶，他無言地凝視着窗外。我問起陳夢家的自殺，老楊繼續說道：“這事兒發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陳夢家第一次自殺的時候，大家把他救了下來。之後，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幾個年輕人去看着他。但我們不可能二十四小時和他待在一起。”
老楊指了指窗戶，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斑駁的陽光灑在外面的樹蔭下。“想象你就在陳夢家北京的家裡，外面是一個院子，”老楊說道。“一天，陳夢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閃而過。”老楊做了個一閃而過的手勢，仿佛跟着一個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之外。“過了幾分鐘，我們才發覺他跑了。我們追出門，可還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楊說，陳夢家的妻子沒有住在那裡，因為紅衛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學遊街。我問關於美帝國主義者的那本書為什麼沒有署陳夢家的名字。 “1957年，陳夢家批評過領導的一些觀點，”老楊說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書。可那本書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楊在辦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鑑，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頁。照片裡的陳夢家還是個中年人，他長着酒窩，眼睛明亮，一頭黑髮油光閃亮，穿了一件舊式的高領襯衫。在所有人中間，他的笑容最為燦爛。 幾個月後，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歲的學者，他給我講了這個故事的很多細節。1950年代，毛澤東提出用字母替代漢字書寫，陳夢家持反對態度。捍衛漢字是他的第一項主要政治錯誤。 骨 在人類文明史上，漢字顯得十分獨特：這一套書寫系統的基本結構原則自商朝以來未曾改變過。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漢字由象形符號(一個字代表一種事物或意義)演化成表意表音符號(一個字代表一個讀音)。公元前2000年，近東地區的閃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轉化成人類的第一套字母體系。字母書寫系統比表意表音符號更具靈活性，因為字母可以把一個音節細分為更小的單位。這使拼寫系統用於不同的語言乃至方言變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語書寫者可以此區分讀音正規的“what”與帶有倫敦腔的“wot”。 漢字是唯一未被棄用或被轉換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號，結果導致人們所讀和所寫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差異。就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期而言，正式書寫採用的是古漢字，這種文字符號在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得到發展並僅存於書面語言。到了20世紀初葉，改革者們成功地使正式書寫系統遵從一種被稱為普通話的北方方言。 漢語口語並不是一種單一語言--語言學家有時把它的多樣性比作羅曼語族。一位語言學家告訴我，北京人所說的方言和廣州人所說的方言實際上有如英語和德語。如果中國採用字母符號，寫出來的文字就能反映這種差異，但在表意表音符號體系下，很多口頭語言無法加以書寫。例如，東南沿海浙江省的某個人如果要識文斷字，首先得學會普通話。大多數南方人所書寫的文字實際上是一種第二語言。 這套書寫符號從技術上說具有一定的難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個人需要識記四千個漢字。儘管這些漢字原本包含的發音和視覺線索十分清晰，但許多線索由於發音改變而被逐漸淘汰，這使得漢字更難識記。儘管如此複雜，中國人並不缺乏學習的雄心。 中國文化多與書寫有關--書法作品是最具價值的藝術形式，繪畫作品通常要有顯眼的書法題字。人們在某些時候會支起專門的鼎爐，很敬重地用於焚化寫滿文字的一摞摞紙片。到17世紀，中國已經建立起完善的商業出版體系，讀寫能力比起歐洲的很多國家來能涵蓋更廣大的社會階層。匹茲堡大學的歷史學家羅友枝(Evelyn S. Rawski)估計，18、19世紀中國男性的識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間--相當於日本和英國工業革命前的水平。 這一套書寫系統也有其他優點，比如它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非凡能力。一個具有讀寫能力的中國人無論來自何方，他總能讀懂另一個中國人寫出來的東西。而且在面臨古時候留下來的文字作品時他不會覺得遙不可及。當甲骨文在19世紀末被重新發現的時候，中國的學者們幾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識--完全不同於埃及的象形文字，羅塞塔石碑被發掘前的數百年間，無人能識別這種文字。 兩年前，我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煒(David 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類似專家全世界可能不超過三十人。)吉德煒告訴我，他一直痴迷於漢字和中國先祖崇拜之間的關聯，後者正是延續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
商朝宮廷經常舉行占卜儀式，召喚先祖提供信息和幫助。舉行儀式的時候，他們炙烤一種經過特殊處理的龜甲或獸骨直至其開裂--這一物理變形常被解讀為來自逝者的聲音。雕刻師隨後會把占卜的事項刻寫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顯示，商朝宮廷占卜的事項包羅萬象，上至戰事、下至臨盆，大到天氣、小到疾病。他們還會詢問夢境的意義。他們會與逝者溝通： 在一塊甲骨上有一段卜辭，卜辭提議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獻祭三名囚犯;之後，估計是龜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辭把獻祭囚犯的數量增加到了五個。有時候，商朝一次獻祭的活人就多達數百名。 吉德煒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記錄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儀式。這塊龜甲刻寫於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統治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間。這位國君覺得自己的一顆病牙與一位不滿的先人有關，於是試圖找出這位先人的身份，並給予適當的祭祀。龜甲上刻着四個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親，另外三個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煒說。對每一位先人，均舉行了多次占卜儀式。“還有一段卜辭：‘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認為牙痛是源於父庚作祟。”吉德煒抬起頭來。“這些就像是音符，”他說道。“曲調要靠我們自己去編。” 字母（斯大林的認識能力比毛澤東強，朱學淵按） 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之後的幾十年間，中國為外國列強所占領，其文化知識未能做好轉向現代化的準備。在19世紀的歐洲，考古活動以日漸興起的中產階級為主導，他們信仰變革和物質進步，這反映在他們對於從石器到銅器再到鐵器的舊時歲月的描述之中。但中國人對於文物古蹟的興趣依然圍着文字打轉，傳統的歷史仍舊強調延續而非變革。中國人執拗於中國化本身。 但凡具有延續性的東西--儒家學說、帝制、漢字--似乎都已成為明日黃花。一夜間，中國人似乎意識到，他們的書寫符號有別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學家錢玄同提出，中國應在口語和書面語上轉向世界語。20世紀的多位重要學者均主張廢除漢字，因為他們認為漢字已經成為文化和民主的絆腳石。生活於1881年至1936年的魯迅也許是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他曾提出採用拉丁字母，因為這有利於人們書寫各自的母語方言。他寫道(當然用的是漢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 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 1936年，隨着共產黨逐漸壯大，毛澤東向一位美國記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難免。毛澤東在1949年主政中國之後，很多人以為政府將像20世紀初期的越南那樣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澤東下達了一項出人意料的決定，要求語言學家們制定一套“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也就是一種嶄新的書寫系統，採用獨具中國特色的字母。 對這段歷史展開過專門研究的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的語言學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告訴我，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的動因一直成謎。德范克建議我找九十七歲高齡的語言學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年屆九十二歲的德范克自1980年代以來就再沒有見過周有光。“他說他知道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訴我。他覺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許願意把這事公之於眾。 周有光和另外兩位健在的漢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國語委宿舍區的第一個入口處。一天下午，我從底樓開始走訪，首先拜訪的是尹斌庸的家，這位七十二歲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聖賢一般蓄着濃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訴我，在毛澤東提出制定“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的要求後，文字改革委員會曾經考察過兩千多份文字書寫方案。有的純粹由漢字演化而來，有的採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爾字母，還有的將漢字偏旁與外文字母加以組合。還有幾套用阿拉伯語書寫的漢語字母。尹斌庸記得有一套方案採用數字來表達漢語讀音。1955年，委員會將備選方案縮小為六套：拉丁語、西里爾語，以及四套全新的“漢語字母”體系。 這個故事在四樓得以延續，我在這裡拜訪了八十高齡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講述了漢字的簡化過程。1956年，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做出結論，漢語字母暫不適用。他們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這就是大家熟知的“漢語拼音方案”，要求應用於初級教育和其他專門領域，但並不作為替代性書寫符號。他們還決定對若干漢字加以簡化。這被看做是“初級改革階段”：毛澤東似乎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考慮各個備選項。 不過，書寫方案的改革很快與政治攪和在一起。 1957年4月，中國共產黨提出“百花齊放”方針。歡迎知識分子各抒己見，而不管其意見多麼具有批判性。人們的反應非常踴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對各類話題提出了公開批評。直到此時，陳夢家對文字改革運動都不太積極，可在這時他以強烈反對字母化和簡化字的姿態一頭扎了進來。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發表在各主要媒體上。他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寫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漢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觀原因。”他在公開發表的一篇演講稿中寫道：“過去洋鬼子說漢語不好，現在比較開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也不說漢語壞了。我看漢字還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當成活的看待，這也是我們祖國的一份文化遺產。” 接着，只過了五個星期，“百花齊放”運動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過三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媒體上出現了憤怒的頭版標題：“駁斥陳夢家”“駁斥右派分子陳夢家的謬論”。一篇文章寫道：“右派分子陳夢家是一棵毒草……絕不能讓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為懷着“罪惡陰謀”的“牛鬼蛇神”。“各個時期的反動派為什麼都那樣仇視簡體字呢?是不是因為他們真正要復古呢?” 陳夢家沉默了。他被下放到有“殷商文化搖籃”之稱的河南省接受勞動改造。此後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義公開發表任何觀點。 當我爬上國家語委宿舍的三樓，夜幕已經降臨。我在這裡見到了周有光，他的身體很虛弱，背有些駝，穿着拖鞋和短褲。我只得傾着身體提高嗓門說話，他則用一隻手捂着耳朵上的助聽器。不過，他的思路很敏捷，還能想起一些英語;1940年代，他曾在紐約當過銀行家（Banker 為“銀行職員”，朱學淵按）。“我經常在銀行家俱樂部閱讀你們的雜誌，”他大笑着說道。 我大聲說道：“那之後的變化很大!” 一如許多曾經留學海外的年輕中國人，周有光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回到了中國。感覺到在銀行上班不會有太多的出路，周有光轉向語言學，把它作為自己一生的愛好，也成為了漢語拼音的主要設計者。 我問周有光，那四套漢語字母方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他說所有的相關記錄都遭到了破壞。“這樣的東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容易丟失，”他說道。 發生於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文化傳統幻滅的高潮時期。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段動盪不安的歲月反而使漢字免遭劫難。混沌歲月結束之後，中國人對激進的文化變革沒了好感，公眾和政府都拒絕再推動文字改革。時至今日，幾乎不再有人主張對漢字進行簡化。周有光估計，至少再過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放棄漢字的使用。就連簡化字都無力進一步推進。簡化字減少了常用字的組成筆畫，但書寫的原則大體一致。基本上，這相當於把英語單詞“through”改寫成“thru”。周有光和其他語言學家相信，簡化對於提高識字率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台灣、香港，以及許多海外華人社區都不使用簡化字，傳統主義者對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後來看，毛澤東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對書寫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為了尋找“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中國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採用了拉丁字母。當我問起毛澤東的決策過程時，周有光說轉折點發生在毛澤東於1949年首次出訪蘇聯期間。“毛澤東向斯大林徵詢文字改革的建議，”周有光說。“斯大林這樣回答他：‘你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應該有自己的中文書寫系統。你們不應該輕易採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澤東要搞‘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 陳夢家對於傳統的勇敢捍衛並不必要。在某種意義上說，約瑟夫·斯大林已經拯救了漢字。我大聲說出陳夢家這個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歡他這個人，”周有光說道。“可老實說，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對意見不起任何作用。” 錯字 陳夢家有個胞弟尚在人世--八十五歲的退休水文地質學家陳夢熊。(陳家那一代男性的姓名中都有一個“夢”字。)12月一個寒冷的上午，我前往陳夢熊位於北京的家中拜訪;他滿頭白髮的妻子帶着不自然的笑容給我們斟上了茶水。 陳夢熊似乎並不願意開口--他說自己感覺有些不太舒服。他給我看了唯一保存下來的家族合照之後告訴我，他的哥哥被劃成“右派”之後，下放到河南從事了兩三年的農業生產。“他一直很外向，但回來之後很少說話，”陳夢熊說。他還說自己對陳夢家的妻弟趙景心感到很失望，竟然因為那些古董家具收上海博物館的錢。“夢家希望是捐獻，而不是出賣，”老人很生氣地說道。“我從此再沒和他說過話。” 我拿出陳夢家在1966年寫給博物館館長的信件複印件，遞給了陳夢熊。他默默地讀着。“我之前從沒看見過，”他說道。“你從哪裡得到的?” 中國人面對痛苦的回憶時，往往喜歡拐彎抹角，說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繩子一樣軟弱無力。不過，一旦打定主意，他們的直白就無法抑制。“那一年8月，紅衛兵開始‘破四舊’運動，”陳夢熊說道。“我正在挨批鬥。我大兒子那時候九歲，我叫他溜到夢家的家裡給他提個醒。他家裡有很多舊書舊畫之類的東西，我叫他要麼扔了，要麼找個地方藏起來。我兒子回來說，一切正常。” “可就在那天晚上，陳夢家頭一次想到了自殺。他吞下一大把安眠藥，不過沒有死成。他們把他送到了醫院。第二天，我去了他家，門上貼着批判他的大字報。我進門的時候，紅衛兵已經等着了。‘好哇，’紅衛兵們說道。‘你這是自投羅網。’ “夢家的妻子也在場，紅衛兵把她和我按到了院子中間的椅子上。他們剃掉了我們的頭髮--被稱作陰陽頭。接着，他們解下皮帶抽打我們。一開始他們用的是皮帶，後來又用起了皮帶扣。我當時穿着白襯衫，結果襯衫被血染成了紅色。他們一放我走，我就給單位打電話，是單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裡。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我妻子--可不是你剛才看見的那位，是我那時候的妻子。我叫她趕快回家。 “夢家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但因為他的背景又讓醫院趕了出來。大約一個星期之後，他就自殺了。他們有一個住家保姆，我覺得是她發現了他的屍體。我沒法去他家，因為我正在接受批鬥。沒有舉行葬禮。”
陳夢熊停了下來。我以為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可老人隨即又講了起來：“我妻子那一年同樣麻煩不斷。她的階級成分不好--她父親是著名的書法家，曾在國民黨政府做過事。50年代的‘反右’運動把她嚇瘋了。1966年，陳夢家去世後不久，她單位叫她用複寫紙謄寫革命歌曲。她寫的歌詞是‘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就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反覆謄寫。可她寫錯了一個字，把‘萬’寫成了‘無’。” 陳夢熊停下來，在我的記錄本上寫下了兩個字：萬歲。接着他又寫下了他妻子曾經寫的錯字：無歲。“她馬上被逮捕了。”他說道。“有大概五年的樣子吧，她一直被關在河北省。有一陣子，她還被關過豬圈。70年代初她被釋放回家，可從此變了個人。她在1982年去世。” 文字的世界 我在調查過程中只採訪過一個年輕人。我在有關漢字的一家網站找到了一句陳夢家的引文，這家網站的編輯者是一位三十五歲的匈牙利人，名叫高奕睿(Imre Galambos)，是倫敦大英圖書館的一位研究員。高奕睿的博士論文以漢字演變為題，完成於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 學者們一直認為，漢字的標準化過程發生在公元前221年首次統一中原的秦始皇統治時期。但最新發掘的文獻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誇大了。高奕睿告訴我，最重要的文字統一發生的時間似乎稍晚，是漢朝建立、編寫出第一本字典、正式開始歷史記載之後的事情。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漢朝的知識分子把早期的所謂朝代--夏、商、周、秦--全部歸結為同一種歷史敘事。實際上，這幾個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語和政治治理方法。不過，商代以後的各朝代都採用共同的書寫系統，漢朝的歷史學家們採用這一書寫符號，根據紛亂的歷史細節、記憶細節和想象細節，編寫出了和諧統一的歷史故事。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家魯威儀(Mark Edward Lewis)把古老而連續的漢人帝國描述為“停留在文本之間的假想王國”。 高奕睿經常造訪北京，他在一次和我會面的時候對這一主題作了進一步說明。“確實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國--它們在文獻記錄中創造的世界比現實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訴我。“我覺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種及時的連接，它使我們稱之為‘中國歷史’的那種東西成為可能。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他們創造的文字世界規模宏大。這個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們自己和周圍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我問高奕睿，他怎麼會去研究漢字。他說自己年輕時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匈牙利，如果考上大學，那麼可以減少六個月的強制性兵役期。懷着這樣的想法，高奕睿向大學提出申請，但全都錯過了截止日期，只剩下前往中國學習的獎學金還可以申請。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對漢字世界入了迷，”他說道。 一天晚上，我們約在北京城中心的後海附近喝酒。當時正是氣候宜人的秋天傍晚，五顏六色的燈光照射着水面。高奕睿談起了文字在中國的重要意義，隨即指着我，“所以中國人才會擔心你們這樣的記者，”他說道。“對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麼寫，寫出來的都是中國。如果你把我們坐在後海喝酒的事情寫下來，人們會這樣想，哇，中國這個國家真不錯。讀者的頭腦里會浮現出這樣的場景。但它可能跟現實完全沒有關係。” 詩歌 陳夢家的妻子比他多活了三十二年。在“文革”中遭遇批鬥、毒打和陰陽頭之後，趙蘿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過後來有所康復，能夠繼續從事教學和翻譯工作。1980年代，她譯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譯本《草葉集》。1990年，她回到自己的母校芝加哥大學發表演講;次年，她被該大學授予傑出成就獎。她死於1998年。 不久前，我結識了趙蘿蕤在芝加哥大學期間的同學巫寧坤，他現已八十三歲。1951年，巫寧坤在趙蘿蕤的邀請之下，放棄正在寫作的有關T·S·艾略特的博士論文，回到中國從事教學工作。巫寧坤先被劃為右派，隨後於1958年被投入監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時而蹲監獄，時而被下放到農村。他於1990年攜妻子李怡楷回到美國，並定居於弗吉尼亞州賴斯頓。1993年，他出版了有關共產中國的英文回憶錄《一滴淚》。 我前往巫寧坤的公寓拜訪時，他回憶說自己被關入監獄之後，直到1980年才再次見到趙蘿蕤。“我們甚至沒有提到陳夢家的名字，”巫寧坤低聲說道。“那是我最難啟齒的一件事情--我要是說了，我會很難受的。我知道說什麼都無關緊要。她沒有哭。她的意志很堅強。” 巫寧坤告訴我，他蹲監獄的那些年，時常靠背誦詩歌獲取力量。“我總想起杜甫、莎士比亞、狄蘭·托馬斯，”他說道。“你知道狄蘭·托馬斯的父親去世的時候，他寫了一首什麼詩嗎?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掙扎’，出自《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你要知道，我曾經在芝加哥聽過狄蘭·托馬斯朗誦他自己的詩歌。很感人。” 我問巫寧坤是否與托馬斯交談過。 “沒有，我只是一個聽眾，”巫寧坤說道。“再說，他已經喝得半醉。他受過不少苦——我覺得，生活對他來說是一副重擔。” 一個朋友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替我找到了《草葉集》的兩卷本中文版。標題頁上的譯者姓名赫然在目：趙蘿蕤。 該書出版於1991年，三年後，一位名叫肯尼斯·M·普萊斯的美籍惠特曼學者前來北京拜訪趙蘿蕤。他們的談話發表在《沃爾特·惠特曼季刊》上。普萊斯在採訪中問趙蘿蕤，她是怎麼譯出《來自不停擺動着的搖籃那裡》的第一節的，因為那一節是個長句，二十二行之後才出現主語和謂語動詞，這樣的結構如果用中文表達會非常拗口。趙蘿蕤回答道：“是沒辦法把那個長句翻譯成一個句子，因為我必須要說的是，儘管我想忠實於原文，但也得考慮中文的流暢。”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讀了一遍，隨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幾個艱深的詞彙之後，我盡最大努力把趙蘿蕤翻譯的最後三行譯回了英文：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歡樂的歌手，今世和來世的統一者，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來，加以利用，但又飛速地躍過了這些，歌唱一件往事。)
作者：何偉 (Peter Hessler)《紐約客》記者
Peter Hessler joined The New Yorker as a staff writer in 2000. From 2000 until 2007, he was the magazine’s correspondent in China. His Letter from China articles included features on the basketball player Yao Ming, a Shenzhen factory worker, and a rural family in the grip of a medical crisis. His first book,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won the Kiriyama Prize and was short-listed for the 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 His second book, “Oracle Bones,” was a finalist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He won an American Society of Magazine Editors award for his piece “China’s Instant Cities,” about the entrepreneurial frenzy behind China’s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published in National Geographic. He completed his trilogy of China books with “Country Driving: A Chinese Road Trip.” In 2011, Hessler was named a MacArthur Fellow. After leaving China, Hessler moved to southwestern Colorado, where his stories included a feature about the local uranium industry and a profile of a small-town druggist. 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Strange Stones: Dispatches from East and West,” was published by Harper in 2013. In the fall of 2011, Hessler moved to Cairo, Egypt, where he has covered the ongoing revolution.
（他以美國和平隊的成員身份在四川涪陵師範專科學校教過兩年英文。朱學淵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