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文革中三次力保蔣介石的乾兒子 （ZT) 蔣介石除了兩個親兒子之外，還有一個“乾兒子”，那就是康國雄。康國雄一生也為這個敏感的頭銜所累，在文革中差點因此丟了性命，多虧周恩來及時營救。 周恩來與康家的交往 康國雄是四川銀行家康心如的小兒子，康心如還是老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1920年代後期，康心如收購了中美合資美豐銀行全部美股，改為中資經營，幾經奮鬥，終於成為內地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除經營銀行外，他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等。其弟康心之、康心遠也擁有若干企業。 抗戰期間，康心如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被蔣介石指定為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同時，他對當時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也給過不少資助。 周恩來與康家兄弟都有來往。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共產黨員，跟周恩來一起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安排她留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1949年底解放軍接管重慶後，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後又擔任重慶市政協常委，重慶市民建、市工商聯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1957年2月，周恩來到重慶休假時，專門去城裡勝利大廈旁冉家巷看望康心遠，康心遠的妻子王棣華和胞妹王同華，跟鄧穎超是天津女師的同窗好友。周恩來還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的人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反右”中，康心如被劃為“極右派”，撤職降級。經章士釗向周恩來反映有關情況後，獲准遷北京定居。 康國雄偶遇蔣介石 康國雄成為蔣介石的乾兒子還有一段淵源。據《北京晚報》刊文記載，早在抗戰期間，為躲避日機轟炸，康心如在重慶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別墅和防空洞，康國雄經常去汪山別墅小住。而1941年的重慶成為全國大後方，蔣介石也來到這裡。蔣介石的官邸在黃山，康國雄的家在汪山，兩地相距不遠。到了周末，蔣介石和宋美齡常乘車來汪山，在離康家不遠的地方下車，然後沿着公路散步。有一天，蔣介石夫婦在康家的後山坡上野餐，地上鋪一塊白桌布，上面放些點心。蔣介石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在遠處觀望。康國雄那年十二歲，便與妹妹爬到樹上眺望，警犬一通狂吠驚動了蔣介石夫婦，夫婦倆一看是兩個孩子，就招呼他們過來。蔣介石問康國雄的姓名、在哪裡上學。康國雄一一作答。蔣介石對這兩個孩子很有好感，還約定：我們下次來再找你玩。
自此之後，蔣介石每次來汪山散步經過康家門口時都不忘叫一聲：“國雄、國雄”。一次康國雄的妹妹被宋美齡牽着手散步後，手上留下了香水味，這讓小傢伙興奮異常，到處伸出手給別人聞：蔣夫人的手好香啊。
立志從軍 蔣介石“開後門”
蔣介石是在一次閒聊中才得知，眼前的“小康”竟是康心如的兒子。彼此熟了，蔣介石還不忘鼓勵這個小傢伙，在他的紀念冊上曾留下過：“國雄賢侄，立志有恆”的題字。1942年，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轟動一時。歸國後，蔣介石派侍衛官送給康國雄一支“51”型派克鋼筆。
康國雄曾受邀前往蔣家做客，並因此結識了蔣緯國。印象中，蔣介石官邸的陳設不顯豪華，只有普通的桌椅、沙發。晚宴是四菜一湯，菜的味道很淡並不好吃。
1945年康國雄報考空幼，卻因沒有小學文憑而被拒。說來也巧，在他去汪山的公路上又邂逅了蔣介石的車隊，像往常一樣，他高聲喊住了車子，和幾個小夥伴上了汽車。汽車空間很大，中間有座椅，幾個同學坐在中間綽綽有餘，康國雄則與蔣介石坐在後排。敢說敢當的康國雄訴說了投空幼無門的苦悶，蔣介石立即命令一位叫余濱東的侍衛官去辦理此事。不久，康國雄果然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正當他夢想着駕機翱翔的時候，日本投降，當飛行員的夢想破滅了。 周恩來第一次批示：要文斗，不要武鬥 高中畢業後，康國雄考入了南開大學經濟系，後分到了北京機械學院任教。“文革”中因“蔣介石乾兒子”的罪名蒙受了嚴重衝擊。他的遭遇不但得到章士釗等著名人士的鼎力幫助，甚至驚動周恩來三次批示予以保護。 章士釗與共產黨領導人有着密切聯繫，周恩來曾叮囑下屬，章士釗的信件必須當天送到。據《南方周末》刊文記載，1968年，為了說清“乾兒子”一事，康心如請章士釗幫忙。章士釗遂為康國雄之事寫信給周恩來：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習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該兄弟為衝擊對象，自不待言。經過兩年之困心衡慮，不幸心之於半年前體不從心，先行淹歿;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轉床褥，加以其子國雄，橫遭蔣賊義兒之誣，禁不起老牛舐犢之憂慮，病上加病，又復禍不單行，小將們忽有康某為官僚資產階級之譴責。因此不勝恐懼，致函於釗，求為轉達崇階，冀在萬死之中衝出一條生路。情節原件俱載，恕不親縷。惟公憐而生之，無任為友呼籲之至。 周恩來對此信所反映問題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後。1969年底“備戰”高潮中，北京機械學院奉命遷陝西漢中。這時正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接受審查的康國雄，因父親康心如病逝，暫緩離京，料理完後事，於12月中旬被押到了漢中。 在康國雄動身赴陝西前夕，“專案組”一位黃先生私下告訴他，周恩來對他的問題有指示傳達下來，大意是： 對康國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歷史問題，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處理。 如果發現康國雄是蔣介石的乾兒子，但未發現有什麼嚴重的政治問題，不予追究;若發現其有嚴重的政治活動，要上報中央進行處理。 對康國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問題要給予照顧。 要文斗，不要武鬥。 據說，機院“軍宣隊”為此曾考慮讓康國雄留京待分配;在“清隊”階段，康國雄每晚可以回家住宿，與周恩來的指示不無關係。 周恩來第二次指示被束之高閣 康國雄到漢中後，由於長期受到審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健康狀況惡化，出現了心慌、疲乏、血壓升高等症狀。他要求到漢中專區或縣醫院去看病，報告了幾次才獲批准。到漢中縣醫院檢查後，大夫建議他回北京治療。 康國雄把大夫開的證明拿給“軍宣隊”，遭到痛斥。康國雄悄悄把情況寫信告訴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釗求助。 於是，章士釗又給周恩來寫了信(原文無標點，□為潦草難辨之字)： 重慶康氏昆仲，系釗數十年來之舊友，其門風及一切祖□，皆與蔣介石一無旁涉，此釗所能確切保證者也。不幸抗戰時期，康氏在重慶對岸之汪山置有別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歸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蔣賊亦採取同一辦法，因不期與諸康同時至山，遂有康家兒郎與蔣相遇於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時康心如之子國雄年不過十一二歲，釗該時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銀行宿舍，可知此種情況足資察證。……紛擾期間，心如兄弟兩人相繼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瀕於結束，凡兒女等等有職位者俱遵照國家號召分別下放，於是國雄由北京工業管理學校(註：此為章老誤記，應為北京機械學院)遷往陝西省漢中農村，此乃事勢之所必然，國雄應須遵守。不料國雄轉入新校之後，該校□□一口咬定他是蔣賊乾兒，實行專政，有病不許就診，勞累不許歇。三數月間，以致國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國雄之妻陳澤琴是醫生，現在朝陽區104幹校醫務室服務，號稱能手。據陳流涕陳述，為此並求釗處代為向鈞院懇請，可否暫將國雄調出漢中學校，交與該妻陳澤琴負責醫治。一俟病有轉機，再由該院發落。 1970年5月27日，周恩來根據章士釗的信，專門給國務院直屬口的軍代表丁江寫了一封指示信。 康國雄事，可告陝西派人至漢中工業管理學校一查，如確實因群眾茫然於歷史知識而對康國雄實行專政，雖病不許治，病倒亦不許與家屬通音信，未免過分。可許其回京至康妻陳澤琴處治病，病癒再另作下鄉安置。 事後得知，這位軍代表只向機院了解了康國雄的情況，得到的答覆是，康國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審查。那位軍代表便未按照周恩來信中“兩事辦好後再告章行老”的指示辦理，而自作主張向章士釗口頭回覆說，“康國雄無病，他有三反言行，現正在受審查。” 周恩來給那位軍代表的這封信，交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後，就被束之高閣。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那位軍代表被調回總後勤部接受審查，從此周恩來對康國雄的有關指示就更無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命運 不久，“清查五一六”運動開展起來了。康國雄又被說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況寫信告訴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強調他身體有病，要治病;“乾兒子”的事並沒有解決，他們還在用這個罪名整他。 當時，對受審查的人有“幫促組”，十幾個人，天天進行“幫促”，實即批鬥、逼供。在康國雄那個幫促組召開的第一次表態會上，就要他交待為“五一六”做過什麼事情。他十分惱怒地說，“五一六是反周總理的，我曾經求周總理幫助，我怎麼會反他呢?這根本講不通嘛!”他還辯論說：“你們總結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點：一是出身好，我卻是大資本家的兒子;其次，歷史上無辮子可抓，我卻一直被懷疑為蔣介石的乾兒;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還在牛棚里勞改。五一六的這些條件沒有一條與我沾邊。” 批判他的人說：“初期是這三個特點，由於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進去了。”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機院教職工到漢中大學禮堂參加全院大會。康國雄也被押到會場。 在這種氛圍中，一個已被分配到大連的學生，被抓回來接受批判，他揭發康國雄是“五一六骨幹分子”。 大會結束後，要康國雄立即交待。康國雄只好把寫過的材料又寫一遍。 幾天后，他被叫去連部辦公室。連長問康國雄問題交待得怎樣了，然後說：“院黨委討論了你的問題，認為你確實有病。黨委作了個決議，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國雄聽完此話，意識到一定是周恩來又有批示下來了!連長問康國雄什麼時候走，康國雄說，“今天就走!” 周恩來這次批示的具體內容，康國雄是在返回北京後才知道的。第一機械工業部打電話到機院留守處，詢問該校是否有一個名叫康國雄的人，當得知確有此人，現在陝西漢中後，就轉告說：“周總理指示：他有病，應回北京治病。” 康國雄回到北京先是在朝陽區七二一大學任教，改革開放後，康國雄參與了創辦朝陽區職工大學的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康國雄隻身闖香港，1997年，康國雄訪問台灣，看望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和蔣緯國，拜謁了蔣介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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