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8) 谭合成 卷四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矿坑 我们在光家岭采访时，听人讲得最多的就是杨竞成被杀的事。杨竞成家在“杀人风”中不是被杀得最恶的，一家5口只杀了他一人，四个儿女一个没动，也不是杀法最新鲜的，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在笔者看来，不外乎这样三点原因：一、他是整个蚣坝区第一个开刀问斩的人。二、这个人经历有点特色。三、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儿子杨庆雄到处告状，道江镇、永州市、长沙市、北京城跑了不下二百趟，状子撒得满世界都是。 杨竞成，原名杨厚吉，1920年生人，家庭成份富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杨竞成出身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小康之家，父亲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私塾先生。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搞了个“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征兵活动，道县是国民政府的模范县，自然积极响应。杨竞成报名从军，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奔赴抗日前线，并根据自己的座佑铭“有志者事竟成”，将原名“厚吉”改为“竞成”。1948年，当时在国民党青年军某部任上士班长的杨竞成从台湾投诚归来，领了两块光洋，回了道县。1950年道县和平解放后，杨竞成子承父业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在马江口完小当了一名人民教师。1951年土改开始，被抽调到土改工作队，到金鸡洞村参加土改试点工作。接着光家岭村的土改也跟着铺开，杨家当时有水田二亩六分、旱地六亩，按照道县的土改标准，最多只能划一个中农，连上中农都有困难。身为土改工作队员的杨竞成带头提名将自己家划了富农。当时看来似乎没有多大损失，由于田少，浮财少，没有被分掉什么的东西（当时光家岭贫农人家土改时按人头每人可分二亩田，杨家按人头平均还不到二亩田），殊不知却埋下了无穷祸根，及到后来肠子悔青为时已晚。1957年“反右”，他虽然没有什么“错误言论”，但被揭发出有“台湾派遣回来潜伏的特务的嫌疑”，这个怀疑也有其道理，一个富农分子，已经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又跑回来干什么？1958年6月以“反革命罪”，开除教师队伍，并判管教三年，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1962年，杨妻与他离婚，丢下四个儿女，自谋生路去了。要说这个杨竞成还真有点本事，一个中年男人，光棍一条，带着四个孩子，半路出家，回乡务农，一无劳力二无手艺，居然还能把个家搞得清清彻彻、窝窝热热。干农活他不行，却会搞副业，也不知是怎么学会了养鹅养鸭，靠着养道州灰鹅和麻鸭，居然把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尤其养的这种道州灰鹅，是道县一项重要的出口产品，经济效益相当不错。蛇有蛇路，龟有龟路，杨竞成靠养鸡养鹅，不但没有饿死，而且好像活得还不错。 时间到了1967年8月，杨竞成的大儿子杨庆雄快20岁了，成了一个壮劳力，杨竞成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 某天，杨庆雄出工时，一个在大队当基干民兵的堂兄对他说：“庆雄，晓不晓得，上头开会又要杀地富了，你爸爸危险哦，要他想办法快跑。”收工回到家，杨庆雄把这个消息跟父亲说了。这时候，杀地富的事在道县已经讲起了风，杨竞成也有耳闻，但他毕竟见过些世面，又在土改工作队搞过，考虑问题细致些，说：“跑不得。我跑了，你怎么办？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跑脱了，账都会算到你的头上，杀不到我，会杀你。”杨庆雄说：“那我们一起跑。”“我们跑了，你弟妹怎么办？他们还小，走不脱。”“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我先做出个出门不在家的样子，躲到后面山上去。你在家里发现情况不对，也赶快躲出来，到你外祖父的坟山上跟我会面。共产党的搞法我清楚，先要发动群众，一个猛虎洗脸，凶得很。过一阵子，就要纳入正轨，会要好些。最后还要落实政策，区别对待的。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队上的人都看到的，只要躲得过第一关，不会有大问题的。”“那，我也跟你一起躲出去。” 两父子当天就挟了床被子，躲了出去。在外祖父的坟山上躲了两天，看着没什么动静，想着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放心不下，就趁着天黑偷偷溜回家来看。当天晚上一个叫杨娥吉的基干民兵，在小井坝边的油榨房开会回来，从塘基上过身，发现杨竞成父子在自留地里锄辣椒草，便悄悄跟踪，看着他们锄完草，回了屋，上去把房门从外面扣住，打起飞脚，跑到支书家报告了。大队马上派民兵站岗看守。杨竞成成了瓮中之鳖。 杨庆雄年轻气盛，看到这种情况，拿把猪菜刀想要冲出去。杨竞成死死地拉住他，把刀夺下：“你想死啊，一家人都会杀光的！”“那怎么办？就这样等死？”杨竞成虽然也是又急又怕，但看来还没有乱方寸，他说：“当然不能等死，但也不能蛮干。先不着急，慢慢看情况想办法。” 这时，正好快到七月半过鬼节，生产队杀了一只猪分肉，杨家也有一份。每次生产队杀猪分肉总会有一点肉剩，经济好的人家可以出钱买一点。杨竞成打发儿子杨庆雄揣了一块钱去领肉，吩咐他再多买1斤回来。杨庆雄到队上分了两斤肉，提出再买一斤。负责杀猪分肉的杨凤吉回答得冰梆硬：“不卖！”杨庆雄说：“这不是有多吗，多卖一斤有什么要紧？”杨凤吉说：“少罗嗦，不卖就是不卖，有多也不卖给你。”在一旁的治保主任杨才吉说：“凤吉，就多卖一斤给他吧！”实际上，杨才吉也是心存一片厚道，想起反正是要杀的人，让他多吃斤吧肉也不为过，皇帝老子杀人，也给一碗断头饭咧。自以为得计的杨竞成却会错了意，看着儿子多提了一斤肉回来，高兴得很，对儿子说：“看样子一时半会还不会杀我们。” 当晚把肉煮了，一家人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农历七月十五，大队特意地调长兴洞（村）和洪家垒（村）的基干民兵前来支援，抓杨竞成。因为杨竞成当过兵，性子又比较刚烈，怕他拼命，大队在行动前专门研究了一个智取杨竞成的计划：先不说要杀，只说送到区里去劳改，然后在路上拉到土寨岭那边的废矿井边干掉。 杨家父子看到民兵前来抓人，晓得大难临头。杨竞成爬上屋顶躲起来。杨庆雄慌不择路，爬上屋顶，沿着水漏，翻到了隔壁二祖父家的猪栏里，一头钻进栏里垫的稻草堆。猪栏里关了头百多斤的壮猪，被人惊吓，拼命地往栏外面拱。民兵看见了，就用梭标往草堆里戳，一边戳一边喊：“投降吧！看见你了！”一梭标捅在杨庆雄的额头上，血涌了出来，热呼呼一片，糊住了眼睛。杨庆雄无师自通地高举双手作投降状站了起来。没想到这个动作竟救了他一命。一个叫杨龙吉的民兵打了他一棍子说：“拉出去，一起搞掉算了。”幸得一个在大队贫协负责的叔公说：“不着急，敌人已经投降了，先关起来，什么时候调皮什么时候搞掉。” 这时候，杀猪的杨凤吉搬了一架楼梯，从牛栏门爬到房顶上，看到杨竞成躲在房顶的过水斗里，就说：“杨竞成，躲不脱了，下来吧。区里来命令要送你到区里去劳改。”杨竞成听到这个话，以为真的是送区里去劳改，就乖乖地跟着杨凤吉从房顶上爬下来。脚刚落地就听得一声喊：“捆起来，送到区里去。”几个民兵一拥而上，把他捆得像个五月端阳节的棕子。一个民兵用切马草刀的侧面抽了杨竞成一嘴巴：“还跑不跑？还跑不跑？”只一下杨竞成的脸就肿成了个紫茄子。打得杨竞成拼命求饶。接着几个人拉起杨竞成就走 因为天气热，刚从田里收工回来，杨竞成只穿了一件汗衫，一条内短裤，就说：“求你们，让我儿子给我弄条裤子来，让我穿起。”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杨庆雄的大妹妹赶紧找来一条裤子，给父亲穿起。杨庆雄看着父亲被民兵押出了村子，他没有想到这是父子间最后的诀别，而是想送到区里去劳改还好些，至少没有生命危险了。 走出村子大约半里多路，一个三叉路口，民兵拖起杨竞成往土寨岭那边去。杨竞成一看不是去区里的路，死活不肯走，但此时已经由不得他，几个民兵连拖带推，把他拖到一口从前地质队探矿留下的废探矿井边。这种矿井，井口大约两米见方，深10米以上，从前生产队有牛掉进去就死在里头了。杨布兆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杨竞成的死刑。据当事人回忆，判决词大约如下：“查反动富农、特务分子杨竞成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代表光家岭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院长：杨布兆，监斩：杨亮吉。” 杨竞成站在矿井口，拼命分辨：“我不是特务，我的历史问题已经向组织作了交代，组织上也没有把我定为特务。” 杨布兆说：“少罗嗦，你不是特务，谁是特务？跪下！” 杨竞成不肯跪：“我没犯法，为什么要跪？” 杨布兆看到他如此顽固非常生气，抡起一根压棉机的钢轴，当头一下。血从杨竞成的头上喷射出来，溅了杨布兆一身，接着身子一软，瘫在地上。杨布兆叫两个民兵把杨竞成拖起来，跪在地上，杀了一马刀，丢进废矿井里。 杀人后，又返回杨家将鹅、鸭、牲猪，以及其他“浮财”统统缴获归公，慰劳杀人凶手。 杀杨竞成后，光家岭大队又将石沽眼村的向齐家（38岁，小土地出租者）（据知情人控告，向齐家被害的主要原因是有人杀人夺妻。但夺妻者大呼冤枉，说是在向齐家被杀后，看到向妻走投无路，才娶她为妻。因向妻没有提出控诉，处遗工作组也没将此案定为杀人夺妻案。）和长兴洞村的何庆松（48岁，地主，中医师）杀害。 附近几个大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这里选为杀场。整个道县文革“杀人风”中，这口废矿井先后接纳了77条生命。如今这77具白骨还在里面。 第二天，光家岭大队敲锣打鼓到公社报喜，在公社大门口放了一挂万子鞭。 这口废矿井77具尸骨中有光家岭大队一个18岁的少女向新珍和她父母、弟弟4人的尸骨。他们是第二批被杀的。时间大约在1967年8月26日下午5时左右。光家岭大队讨论杀二批时，有人提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笔杆子，打江山靠这两杆子，保江山也要靠这两杆子。’我们杀地富，不能只杀调皮捣蛋的，也要杀笔杆子，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决定把地主出身的小学教员向隆儒杀掉。向隆儒在蚣坝小学教书，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放假回到家里，向家是所谓的“半边户”，就是向隆儒在外教书，吃国家粮，妻子带着子女在家务农，吃农村粮，一户人家一边一半。像大多数出身不好又有一点文化的人一样，向隆儒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有所了解的，但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还是缺乏思想准备，突如其来地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一下子蒙了，语无伦次地哀求着那些押他们上杀场的人，请他们调查一下，一定是搞错了。遭到一阵厉声呵斥。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杀向新珍，只是把她的父母和弟弟牵去下了废矿井。留下她是因为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负责人何××的想娶她做老婆。何××因为家里太穷，人又长得褛水（褴褛），30多了还是光棍一条。父母弟弟被牵走以后，向新珍惊慌失措、悲痛欲绝，一个人躲在家里失声痛哭。被住在隔壁的邻居听见了，马上向蒋友元书记做了汇报。蒋支书叹口气说：“本来是要留下的，她自己非要做地主阶级的孝子玄孙，我们也挽救不了她。”杀人凶手们杀掉了向隆儒等人以后，又转回到向家。这时，向新珍正伏在地上哭泣，几个人上去，一把揪住她的头发说：“你老子、老母亲已经判了死刑，想活命就嫁给我们贫下中农。”向新珍听到父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发疯地嚷道：“我要我父母亲，我不要嫁人！” 几个民兵看到她不识抬举，用棕索把她捆起，押着往土寨岭的那口废矿井去。一路上不少社员围观，看见向新珍面色苍白，头发凌乱，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亲！” 到了向隆儒等人葬身的废矿井边，凶手们把向新珍推到井边，何××还是心有不甘，给了她最后一次机会：“你愿意做地主阶级的孝子玄孙，就怨不得我们。你愿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只要你答应嫁给何××，就马上放了你。” 向新珍停止了哭泣，眼睛一下子睁得圆鼓鼓的。也许在这一瞬间，她才意识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贵。当时在道县，许多出身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就是这样在刀口上屈从嫁人换回一条性命。向新珍这种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的女孩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想转过弯来，心理斗争该有多么激烈啊……可是，这时对向新珍来说，时间已是昂贵的奢侈品了，不能以天计算，也不能以小时计算，甚至不能以分钟计算，它是以秒计算的，还容不得她答应与否，那伙人中的一个早不耐烦了，一个狗崽子这样不识抬举，还留着做什么？他举起锄头，狠狠地朝这个刚满18岁的姑娘头上挖去……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家伙看着向新珍长得这样乖（漂亮），让何××这个褛水鬼捡了便宜去，心里好过不得想，干脆一锄挖死，大家搞不成。因为事后，何××与该凶手大吵一架，骂他坏自己的好事。 杀人的地方，笔者去过，一块狭长的红壤土地，起伏的丘陵上一片片油绿的杂树和嫩绿的楠竹在微风中细语婆娑，尤如一幅鲜活的水彩画。 从8月20日起到8月28日止，8天时间，光家岭大队先后分三批共杀22人（其中1人自杀）。8月29日，大队磨了一天刀，准备再杀一批。据说摸底的名单竟有81人。说得笔者都有点不敢相信。如果真是这样，道县杀人的大队冠军就要被光家岭一举夺得了。29日晚，天下大雨，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以后才淅淅沥沥停住，所以30号没有行动。到了31号，公社来了指示，不准再擅自乱杀人了，“个别调皮捣蛋、民愤极大的，贫下中农要求一定要杀，也要整材料报批，批准以后才能杀。”有了这个指示，光家岭大队杀人数字只好止步于22人。杨庆雄也因此捡了“一条狗命”。 “留着他到处告状生事。”该大队的一位干部这样说：“说起来他屋里还是杀得最少的，只杀了他老子一个人，别的比他家杀得多的都没作声，只有他告状告出了甜头，成了告状专业户。” 说到杨庆雄告状，确实有些无孔不入，甚至给人一种病急了乱投医的感觉。就连笔者手上都有一份他上告的“状子”，这份状子不是我采访他时，他递给我的，而是我去道县采访前，一位省档案馆的朋友交给我的，他说：“这个人（杨庆雄）状子撒得满世界都是，政府部门就不用说了，连大专院校、图书馆、档案馆都撒到了。”可谓无可奈何，用心良苦。 下面，笔者将杨庆雄的这份“状子”略作删节，以飨读者，以慰故人。（公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笔者接到道县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谭记者，有叫杨庆雄的遗属你还记得吗？”“记得，记得。”“他死了。”“他死了？怎么死的？”我大吃一惊。算来杨庆雄年龄与我相仿，一、两年前我还见过他一次，身体非常健康，只是精神状态好像有一点点问题。“今年，他又跑到北京去告状，怎么劝也劝不住，结果被当成破坏‘奥运’抓起来了。遣送回县里以后，又被乡政府抓去‘修理’了一顿，放回家后，上吊自杀了。”放下电话，我陷入无比的哀痛之中，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死折射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哀痛之余，写下《化灰》一诗：以为那里很光明/以为那里很温暖/所以/不顾一切地扑向那里/于是/我化成了一点灰色的灰/我做的一切/所有的生命都在做/只是/我比别人/更愚蠢/更本能/更需要温暖/更渴望光明/于是/我化成了一点灰色的灰） 我的血泪控告 事由：我父杨竞成1967年无故惨遭杀害案 我名杨庆雄，男，现年35岁，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人氏。 1967年道县在原县委书记熊炳恩的筹划和指使下，从公社到大队普遍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私设刑堂，无视党纪国法，残酷屠杀数千无辜民众，仅我光家岭被杀者就有20多人。被害者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沉河，有的被用炸药炸死，其状惨不忍睹……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用箩筐担西瓜似的挑到大河边，连人带筐扔进水中。更有甚者将被害人家妻女强奸轮奸，然后杀害。还有杀人夺妻、杀人谋财、杀人报复等等，不一而足。整个道县血雨腥风，尸横遍野。 我父杨竞成，家庭出身富农，1950年参加工作，系道县马江口小学公办教师。解放前他在国民党青年军当过上士班长，这个历史问题多次政治运动中，都向组织作过如实交待。1957年反右运动中亦无任何错误言行，不意却在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定性，判处管制三年，开除公职，遣送原籍。我父杨竞成回到光家岭村后，遵纪守法，在劳动中积极改造自己，没有任何不满言行，全村皆知，却在1967年道县文革“乱杀风”中被本大队杨才吉等人残酷杀害，时年47岁。 现状告杀人凶手： 杨才吉，男，现年57岁，67年任本大队治保主任，现住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杨布兆，男，现年50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 杨庆余，男，现年41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 杨亮吉，男，现年54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现在道县化肥厂工作。 以上四犯于1967年古历7月15日晚将我父杨竞成捆到村外土寨岭杀害并抛尸废矿井中。至今尸骨未收。 另控告杨庆余强奸我妻唐××。 我父杨竞成被杀后，我因害怕被杀逃离家乡，在外做工为生。1979年4月，我与妻子唐××从湖北返回道县为父申冤。1981年古历3月26日晚，杨庆余趁我去县里上访之机，窜进我家强奸我妻。当晚我从县城赶回，亲手抓获。然而该犯在我村某些实权人物的包庇下，至今未作任何处理。 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我于1979年4月15日开始上诉，至今7年之久，共上诉上访244次，仅车费一项便用去600多元，以至一贫如洗，负债累累，连农村的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连国家拨下来的被杀者遣属的救济款都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门路。那些道县文革“乱杀风“的主谋者和杀人凶手，有的杀人升官，有的杀人提干，有的杀人入党，占据了道县从县到大队的各个领导岗位，大权在握，一手遮天，受害者遣属忍气吞声，有冤难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光辉普照大地。1984年10月30日，道县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我父杨竞成解放前仅任过伪青年军上士班长，1950年参加教师队伍后，对其历史问题，基本上已作交代，1958年以反革命罪定性判处管制三年属错判。据此，判决：撤销（58）刑字第211号刑事判决书，予以纠正。（附：道县人民法院（84） 复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 我们全家对此感激万分，但是乞今为止，对我们应当落实的各项政策依然没有落实，例如1979年7月23日道县县委落实办关于收回杨竞成家属子女四人城镇人口粮食呈报表，报了7年，至今不见下落。杀人凶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耀武扬威……不得已，我今只得再次越级上呈，伏乞加查而处，特迫切要求如下： 将我父收回教师队伍，恢复公职名誉，安葬抚恤。 退赔没收我家的一切私有财产。 恢复我们兄妹四人的城镇户口。 依法严惩杀人主谋及凶手。 此呈 申诉人：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杨庆雄 1985年2月1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