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33) 谭合成 卷四 第三十三章 涂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多年以后，在对道县大屠杀进行补充采访时，笔者再次见到三姐妹之一的涂梅珠。这时的她已是半百老妪，岁月如刀，把所有的苦难和艰辛都刻在了她的脸上。使人聊以自慰的是，随着生存环境逐渐改变，她已走出了家破人亡的浓重阴影，逐渐地恢复着做人的尊严。她仍然在起早贪黑的忙碌着，为的是活得好一点，稍微再好一点点。 我和她谈了一上午的白（不是采访，因为她不在我这次采访计划中。诚如某些人所预料那样，随着时间流逝，人的寿命有限，个人的苦难无可奈何地退居到了二线，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民族苦难和全社会对道县杀人事件的反思却更加凸现出来了，一些从前对杀人事件三缄其口的人物也感觉到不能把知道的东西带到骨灰盒里去，应当说出来给全社会听，给子孙后代听。都是些离天远离地近的人，心怀一片悲悯，就是不为自己作想，也当为子孙后代作想。我这次是来采访他们的。）回宾馆整理谈话记录时，我却再一次陷入沉思。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采访，特别是1986年的那次采访，由于采访渠道的限制，还有时间的限制，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思想观念的局限，使得采访中只注重杀人事件和杀人过程，而忽略了对人（被杀者和杀人者）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观照和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本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涂梅珠家的“被革命家史”记录在案，供当政者和相关者研究。 涂家原本不是蚣坝大队人，老家在蚣坝乡（公社）上云坝村（大队）。 涂梅珠说：“我们家家破人亡的根子要怪我公公（爷爷），要是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我们家土改时，肯定是贫农。文革中不讲杀别人，肯定不会被别人杀……” 那么，涂梅珠的爷爷是一个什么人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手艺不错的石匠师傅。涂石匠出生在上云坝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留给他的东西主要只有两样：一个比较机灵的脑壳，一副比较健壮的身体。当然还让他学了一门手艺，不过这不是主要的，涂石匠不学石匠，可以学木匠、砌匠，就是作田也是个田秀才。那一年，道江镇修码头，涂石匠走狗屎运，包下了码头的石匠活，赚了一笔钱。正好第二年，道县遭旱灾，地价溅，涂石匠乘人之危，买了一些地，奠定了他小地主的基础。 这个涂石匠平生有几个可恨之处：第一、见了有钱的、有权的人，点头哈腰，脑袋恨不得揿到裤档里。第二、见了穷人，特别是那些打牌赌钱、好吃懒做的人，就眼睛翻白。第三，吝啬，从来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有了九角钱还要想办法跟人家再借一角，凑成一元整钱存起来，留着买地。第四、心狠，一天三餐只准崽女吃稀饭，儿子出去帮人家做事，他还要追到门口喊：不准死胀，胀大了肚皮，回家没得吃。涂梅珠的父亲外号叫“疤子”，就是小时候抬煮稀饭的鼎锅，人小鼎锅大，不小心弄倒了鼎锅，让稀饭烫伤了，留下一腿伤疤。 一个床上不睡两号人，涂石匠的老婆也跟涂石匠一个德行，一天到晚除了苦巴苦做之外，就是盘算着怎样发家致富。各种毛病比涂石匠只多没少。村里要是有人在他家园子里偷了一个瓜，在他家的茶山上砍了一棵树，她要骂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晓得。 因为羡慕人家家里有断文识字的人，涂石匠经过长期考察，决定送二儿子涂宏昇去读书（回头去看，这也许是涂石匠一生中所做的唯一正确的决定，尽管因为读了几句书给涂宏昇带来了无穷的磨难，但也因之躲过了文革被杀一劫）。 道县是1951年开始土改的。土改前夕，涂石匠的家庭情况大致如下：五十亩地，一栋大瓦房，一座柴火山，五个儿子（第四子解放前外出谋生，不知下落）、四个儿媳妇，加上孙子、孙女，一家二十多口人，子女全部参加劳动，同时也请了长工。 涂石匠在土改中作为恶霸地主镇压了。 据涂梅珠说：“我公公（爷爷）就是不会做人，他对家里人恶，对别人并不坏。我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听他们讲，从前家里人长年吃稀饭，但请的长工师傅都吃干饭。人家屋里的人，你不让他吃饱，他不给你下手做事；自己屋里的人，就是不给饭吃，喝凉水也得发狠做。我公公家当时有50亩地，从数字上看确实够得划上地主的标准，可是当时我们家有二十几口人，平均每个人只有两亩多地，只相当一个中农的标准。土改以后，我们乡贫农人家按人头都分了两亩地，和我们家土改前的情况差不了许多……你说我公公家的财产是剥削来的，不合理，你没收就是了，不要杀人嘛；你硬要杀人，旧社会吃了剥削饭的人杀了就算了，不要殃及后人嘛。我自己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是靠双手劳动生活，从来只有多做少得的，没有少做多得的，为什么还要把我做剥削阶级搞？那个时候，一个三岁的小孩子都敢骂你，都讲你是坏人。坏人总要做了坏事才是坏人，我，我父母，还有一起杀掉了的伯伯、叔叔、婶婶们一辈子都没做过一件坏事……就是旧社会比别人家多两个钱，那也是那个社会允许的呀！” 土改以后，涂氏兄弟分了家，各顾各地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好在都是从小做惯了的，在地里刨口饭吃还是刨得到，至少不用一天三餐都喝稀饭了。1954年，涂家兄弟将上云坝的房产卖掉，迁到蚣坝圩靠做小生意为生。当时蚣坝圩非常萧条，仅有一条200多米长的土石路，100多栋木板房、水砖房和茅草屋。因为涂家兄弟精明能干，很快就在蚣坝圩上扎下了根。也许他们认为离开了老家，不再务农就永远甩脱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没想到这顶帽子就像长在脑壳上一样，任凭你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哪里带到哪里。1958年农村搞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贩，做手工业的木匠、铁匠，通通收了进来，涂家兄弟成了卫星人民公社蚣坝大队的社员，后来又改为蚣坝人民公社蚣坝大队。老大涂宏光、老三涂宏昌在蚣坝圩上有铺面，留在公社供销社工作，性质就跟民办教师差不多。小日子应当说过得不错，在当地农村可以算得上中等以上的水平。只是苦了涂老太婆，要吃轮供，还要挨崽女媳妇的骂。崽女媳妇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就拿她当出气筒，骂她吃晓不得吃，穿晓不得穿，买田置地害后人。老太婆也自知理亏，缩成一团不敢做声。后来三年苦日子的时候，崽女自己都没得饭吃，哪里还顾得上她，涂老太婆得了水肿病，吃糠团、石榴叶，肠梗塞憋死了。 涂家老二涂宏昇的命运比起三个兄弟要坎坷得多。1953年，因为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下级军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刑10年，关在衡阳劳改。1962年刑满释放回家。仅凭这一点，他的处境比三个兄弟就要惨了蛮多。他虽然心灵手巧，但体质较弱，加之从小读书，后来又劳改，劳动力不是很好，农业活有些吃不消。幸亏当年涂石匠作主给他娶了个五大三粗的老婆，虽然长相有些不尽人意，干起活来比一个男人还强。那个时候，想跟涂家攀亲戚的人不少，涂石匠选儿媳妇的标准只有一条：不看长相好不好，只看干活行不行。要当涂家的儿媳妇，必须会筛米、会酿酒、会淹酸咸，特别还要提得起几十斤重的潲鼎锅。干这些活涂宏昇的老婆秦继娥那绝对是一把好手。只有到这个时候，涂宏昇才真正认识到这个老婆的好处，没有她这个家早就完了，没有她自己恐怕连稀饭都喝不上。 干农活涂宏昇是半路出家，不象他的兄弟是奶叉子，所以做起事来总是手脚不那么利索。1963年的某一天，涂宏昇在田里犁田，吆喝牛的时候，鞭子向后一甩，打在一个贫农社员的额头上。涂宏明连忙停下犁赔礼道歉。由于打得不重，且是无心之过，对方也没有怎么责怪他。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晚上记工分时，治保主任将涂宏明叫上了台，刚上去，七、八个人围上来抡起扁担就打，涂宏昇被打得口吐鲜血当场昏死过去。涂家几兄弟在下面看着，吓得要死，都低着头，不敢做声。等到散会以后，才敢去看，一看人快不行了，连忙找了一块门板抬回家。第二天又偷偷地抬到蚣坝圩上看医生。医生一看就问：“什么事情打成这样？”查过伤情以后，医生说：“伤得太重了，农村医院治不好，要到城里去治才行。我这里给你先开点药，回家先吃着，要想法子马上到城里医院去治，不然的话，不死也是个废人。”就这样又抬回家里。养了一段时间后，涂宏昇对秦继娥说：“我这样不死不活的，终究熬不过去，我还是想到城里去治病……如果治好了病，我就回来，如果治不好，死在外头，你也不要管我了。”秦继娥一听就哭起来，可是也没有其它办法可想，只好同意了。就打发儿子跟他爸爸一起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涂老二收拾了一个小工具箱（他有修理钟表、收音机、钢笔的手艺），带着9岁的儿子悄悄地离开了家…… 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暴发了，道县刮起了杀人风…… 涂梅珠说：“杀人的时候，正在搞双枪，我们每天在队上出工，连个信都晓不得。那一天，大队上来人叫我爸爸妈妈去开会，我们都晓不得是什么事。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已经怀孕7、8个月，挺着个很大的肚子跟着去了。我带着两个妹妹在家里等他们回来。一直等到很晚还不见人，我不放心，就跑到二婶家里去问情况。一进门，看见我二婶一个大字样躺在床上，浑身是汗，胳膊肿得多粗（涂梅珠用两只手比划了个菜碗大小的手势），尽是血印子，我惊问出了什么事了。他们连忙摇手，叫我莫做声，一做声一屋人都会杀光去。我这才知道，我母亲被下到窖眼里活埋了。本来还没有埋我母亲，我母亲娘家是贫农，因为我母亲跟他们闹，所以被埋了。这一次，一共埋了3个，除了我母亲外，还有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富农子弟，这个人和我一样大，当时也是17岁，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同过学。他们说他调皮捣乱，不服从改造。当时捆我二婶，新箩索捆断了两根，手都捆断了，他们还说她学了剪刀法。我叔叔涂德被一锄头打断了腿。他们两个本来也下到窖眼里去了，后来问他们认不认罪，他们讲认罪；问他们老不老实，他们讲老实；就用索子又吊出来，作为宽大处理。我这时候也晓不得伤心，只晓得害怕，赶快回到家里，叫我小妹妹给舅舅家报个信，因为我舅舅家是贫农，请他们过来一趟。第二天一大早，舅舅过来了，也不敢进我们的家门，约在后面茶山上见面。舅舅也没有办法，只是交代我好好守住屋，小心一点，自己不要出了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们父亲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是听了消息，连夜逃跑了。听到队上的人讲，我父亲逃跑以后，在洪塘营那边的瑶山上，被巡逻的民兵发现了，活活地乱刀砍死，抛尸荒野。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具体死在哪个地方。 “第二天，头天没杀的人又被捉了去，杀了。其中就有我叔叔、婶婶，还有大伯。当时把我们大队的，还有其他几个大队的地富分子和子女，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捉了去，捆得死去活来，关到公社供销社的仓库里，老老小小几十个人……最后决定全部都要下到窖眼里去。那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木的，也晓不得伤心，也晓不得害怕，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晓得他们喊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也是命大，拖出去杀的时候，正好碰到区里一个干部路过，看见了说了一句：‘大老虎杀了罪有应得，杀小孩子不符合党的政策吧。’结果临时又把我们三十多个小孩子和女崽留了下来，稍大一点的男人们还是下到窖里去了，和杀我母亲他们一样的方法。一共有二三十个人。现在我母亲的尸骨和他们的尸骨都还在那些废窖里面。我母亲的尸骨正在蚣坝农业银行的柜台下面，他们的尸骨就在蚣坝乡政府围墙外面不远的地方…… “我们家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家的男人们都杀光了。只剩下二伯伯和一个堂弟因63年那件事，跑出去治病，才留下命来，现在在新疆工作。82年，我二伯拿着平反通知书回了一趟道县，大队上还要抓他，吓得他跑回了新疆，再也不敢回来。 “父、母被杀之后，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又来搞‘第二次土改’，把我家的房屋、牲畜、农具、粮食、衣被抄没一空。只给我们几家人留下房子一栋，把堂姐、堂妹和我们姐妹赶到一起住。当时我17岁，大妹妹11岁，二妹妹8岁，小妹妹4岁。可怜我们四姐妹过的日子，真是饥寒交迫，猪狗不如。那一年9月份，治保主任朱贤儒、李德兵几个人为首的所谓‘法院领导’来给我‘指婚’，指名道姓要我嫁给同组一个蠢子（傻子）当老婆。我坚决不同意，结果被当场一顿毒打，后来又大会斗，小会批，经常游街示众，受尽侮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家里独自流泪时都无法安宁，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堵在门口对我进行调戏、侮辱。我真是活不下去了，几次想到寻短见，可是一看到年幼的妹妹，尤其是刚刚4岁的小妹妹美珠，我又不能死。我死了，她们怎么活呢？后来，听说县城里有部队叫47军能救我们，我想反正大不了都是一死，留在屋里迟早也会饿死，不如拼着一死到县里去找条活路。我就在一天夜里带着三个妹妹逃了出去，向县城方向逃跑。妹妹们年纪小，我一个人拖大带小，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一家人家的屋檐底下睡着了。天亮的时候，一个老婆婆把我们叫醒，她就是这家屋里的主人。她问我们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我看着老人家慈眉善目的就像我妈妈一样，就哭着把我们家的悲惨遭遇对她讲了。老人家说：‘你这事情，47军也解决不了。县城里好多逃出来的地富（子女）都在那里要饭，你一个女崽，还带着3个小女崽，怎么活得了。我给你指条路，看你走不走。’她就给我介绍了他们村一个叫何维顺的青年，要我嫁给他。又把我带到何维顺家去看人，我一看，何家虽然很穷，还有一个70多岁瘫痪在床上的老父亲，但人蛮老实，也抻抻吐吐（长相还可以的意思）。不是这种情况，他也不会娶我为妻，而且何维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答应帮我养大三个妹妹。当时我已是走投无路，为了年幼的妹妹，也为自己求一个安定，就答应了。我的丈夫原来是水南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因为跟我结婚，说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把个团支书也给撤掉了。 “1968年的5月，我在丈夫陪同下，麻起胆子回了一次蚣坝娘家，只有短短大半年功夫，我家的房屋竟然变成了猪圈，四壁全无，猪屎满地，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唐化通把我家房子的板壁拆走了，又把房子做了他家的猪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