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45) 谭合成 卷五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笔者在前面讲述（公社级）杀人冠军蚣坝公社杀人情况时，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实录，在这里，讲述杀人亚军审章塘公社的杀人情况时，准备引用三名劫后余生的弱女子的血泪控诉。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被杀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对较少，男女比例约为3.5：1，但，这并不说明男性受到的伤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来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泪！多少磨难！多少屈辱啊！但是这次处遗工作中敢于站出来为自己、为死去的亲人讨一个公道的女性却很少，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我能够理解她们的选择，同时也因为这理解而生出了一种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类分子家庭的妇女在亲人被杀地情况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给了杀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凶手，但十九年的岁月过去，她们已经在新的家庭里生儿育女，并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们选择沉默更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后代，为了生命的延续，这是老天爷赋予女人伟大的天性。同时，我也向站出来为自己、为冤死的亲人讨个说法的女人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她们选择控诉，为的只是四个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县东门乡东子山人，46岁（1986年）。 我原先是审章塘公社东风大队鸭婆颈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乱杀人的时候在祥霖铺卫生院当医生。我们大队是（1967年）8月26日开始杀人的，怎么杀起来的我搞不清楚，只觉得来得好突然，说杀就拖出去杀掉了。只说是上头来了指示，又要杀地主了。由于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当时我嚇得要死，后来看到没有动我们屋里的人，才稍微放宽了一点心，想起丈夫在区里卫生院当医生，不归大队管，总不可能杀到我们屋里来吧？可是想不到因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作，拿工资，稍微有两个活钱，日子过得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就惹起好些人眼红。8月28日大队上开会研究杀二批，（大队）文革主任丁运华在会上提出要把我丈夫抓回来杀掉，支书刘进昌表态同意，安排民兵营长唐明生带人去祥霖铺抓人。 第二天（8月29日），唐明生带着大队上的几个民兵到祥霖铺卫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队。听讲当时他在给人看病，他们连病都不让看完，说是害怕他毒害贫下中农。 我丈夫抓回来以后，当天没有杀，隔了一天，到古历7月29日，阳历大概是8月31号，下午5点左右杀的。杀人凶手我记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冯来源两个人。 杀我丈夫的时候，我都不晓得伤心，只晓得害怕，坐在屋里浑身发抖。我的两个乃崽，小的还只有3岁，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闹，悄悄地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我把他们一把接在怀里，发现他们两个也在发抖，可怜这么小的年纪也晓得大祸临头了。 这时我想起柜子里还有200多块钱，这是我和朱可能一辈子的积蓄，将来还要靠它度命的。我连忙起身，打发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从柜子里把钱找出来，想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一看屋里，藏到哪里都不放心，前几天杀的那几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里翻得稀烂的。我就找了块布在贴身的内衣上缝了个口袋，把钱装好，又把口子缝上，感到钱贴着肉，心里才稍微安了一点。 唐明生他们杀了人，又返回到我屋里，进门就喊：“朱桂秀出来。”我以为他们要来杀我了，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腿肚子嚇得只转筋，当时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紧，两个乃崽还小，哪个来养他们呢？这时候又听得唐明生说：“走，到卫生院去，把朱可能的东西搞回来。”我一听不是来杀我的，一颗冲到口里的心才落了回去，连忙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祥霖铺卫生院，从我丈夫住的间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铺盖、衣服、洗脸盆、热水瓶一起收拾好。他们要我一担挑起，送到大队部，说是没收归公了。接着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200多块钱搜走了，又把家里的鸡、鸭、猪、谷子全部都抄走，把一个屋里到处翻得稀烂的，还逼我把“隐藏的存折”交出来。我赌咒发誓说：“从来没存过一分钱，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钱，就杀了我。”他们这才作罢。 他们抄完家走了以后，我把家里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着两个乃崽睡了。这时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一阵地发痛，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怎么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声来惊动了隔壁邻居，只好拼命地咬紧嘴巴。整个一天，我一个人都是木的，脑袋也是木的，身体也是木的，只想着如何顺着他们来，莫惹他们生气，把一家人的命保下来，到这时才觉得太冤枉了，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哪一个做过一点坏事，没犯过一点法，他们凭什么要杀我屋里的人，抄我屋里的家？上头说了要杀地富，可是我们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虽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个子弟啊！我点亮了灯，看着两个已经睡着了的乃崽，心里好着急的，丈夫杀掉了，钱也搜走了，屋里的东西也抄走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带了几个民兵上门来了，二话不说，拖起我的两个乃崽就走，我晓得是要斩草除根。我抱住我那个3岁的小儿子，求他们给我留一个。他们一把从我怀里夺过去，说：“留一个？留到将来好报仇？” 一家四口人就这样两天功夫杀了三个。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什么不顾了，扯开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后来，天慢慢得暗下来，我的嗓子也哭哑了，眼泪也哭流干了，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也不晓得饿，也不晓得渴，就是那样发呆。这时候唐明生又来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来牵我去杀的，我坐着不理他，把个眼睛闭起来，心里想，杀就杀吧，杀了干净，杀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阴洞地府里团聚，免得留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上遭罪。没想到这个绝兜子（绝后）的一进门就把大门关起，拖起我进了里面的屋子，就来脱我的衣服。我拼命地拉着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你不要这样……朱可能才死，做不得这事。”唐明生这个畜牲拿着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你这个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实，叫你跟朱可能一个下场。”……最后被他发蛮力把我按到床上强奸了。 被他强奸以后，他看到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流眼泪，又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哭什么哭，我这根东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来过瘾些吧!以后你就跟我做爱人（情妇）算了，我保证没人敢来欺负你。”还讲了好多流痞话，我都说不出口。 这个家伙比畜牲还不如，杀了我的丈夫，杀了我的崽，占了我的身子，还想长期霸占我，我心里又恨又怕，想起鸭婆颈这个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办法逃出去的时候，9月9日这一天，大队又杀了16个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杀人家屋里的子女。那时上头已经下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47军也下来过人到村子里宣布不准乱杀人，但是大队会计陈友忠坚持要杀，他说：“斩草要除根，我屋里人手单薄，搞他们不赢，现在杀光了，心里安然，免得以后给他们报仇。”那个时候要杀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说一个大队干部，就是一个贫下中农提出要杀哪个，只要你屋里成分不好，就杀得成器。杀了你，家里的人还不能做声，还要表现好，不然一家人都会杀光了去。要是平时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险了。我们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这些人，一家8口杀得一个不剩。 张三妹，女，审章塘公社光辉（皂角坝）大队人，48岁（1986年）。 我叫张三妹，家住审章塘公社皂角坝村（大队）9组（生产队）。67年乱杀风中，我丈夫扈裕发被扈千花等人杀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奸污。 我们大队是怎么杀起来的？杀人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要问那些杀人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每天只怕被杀，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除了老老实实出工做事，哪里敢打听这些事情。我只晓得我们大队是（农历）7月13日开始杀人的，第一次杀了一个，是个地主子弟。开了群众大会宣布的。（农历）7月半过鬼节的那一天，又杀了一批，好像是3个还是5个，记不太清楚了。又过了两天，上头来人督战，说还要杀一批。这一批杀得多，有十几个。我丈夫扈裕发就是这一批被杀的。说是杀地富，其实子女也杀，有些不那么听话的贫下中农也杀。我们家虽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个时候不管那么多，都是一样对待的。杀我丈夫的都有那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个我是记死了。 杀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们通知我晚上到大队礼堂开会。我问他：开什么会？他说，不要问那么多，去了你就晓得了。后来我才晓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会，是他和扈德立（大队贫协主席）定下的诡计，要在路上强奸我。但是当时我并不晓得，心里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时候，开不得会，开一次会就要杀一次人。 当天晚上，收了工以后，我赶快把夜饭做好，吃了饭，把两个乃崽安顿好，急急忙忙往大队礼堂去，我晓得迟到了不得了。这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从我屋里到大队礼堂要过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边上时，被扈千花和扈德立两个人短住了。扈德立上来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刚开始我还没想到他要做什么，后来他把我压到地下，脱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脸都气红了，我们虽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他们这样做叫我以后怎么见人？我就拼死地反抗，最后被我挣脱了。慌慌张张，我就拼命地往屋里跑。没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后追。我刚进屋，他就追了进来，装模作样地说：“我不晓得扈德立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太叫人气愤了。”然后就赖在我家里不走。 看到他那个样子，我晓得他心里又在打歪主意，心里好气的，但又不敢赶他出去，那个时候他在大队造反派（“红联”）当头头，在大队上威风得很。我就一声不吭，陪他干坐着。 他看到我不作声，就讲：“你晓不晓得，不是我给讲情的话，你，还有这两个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还不感谢我？” “感谢，感谢。”我没得办法，只得昧着良心这样讲。 他就讲：“感谢的话，不要尽口里的，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我讲：“你看这屋里有什么好东西，你就拿去吧。” 他讲：“东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讲：“要人也做得，但是现在不行，过几天好不好？”当时我只想着赶快把他哄出去。 他讲：“答应了，还等什么呢？” 上来就动手动脚。杀了我的丈夫，又要占我的身子，太过于欺负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讲：“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发一样的下场。”听得这个话，我一下就软了。我并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两个乃崽没人养，会要饿死去。最后没有办法被他强奸了。 几天以后，就是（农历）8月初5的晚上，这个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里的门抽开，又强奸了我。我们农村那个门，不像你们城里的门，上下是个门窦子，从下面拿东西一撬就抽开了。以后，为了防止他再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门栓上，再用一根木杠把门顶住。就是这样还是没有防得他住。（农历）8月28晚上，他又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里，第三次强奸我。 后来大队上安排我们这些杀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赶紧嫁了，这才摆脱了他的纠缠。 （张三妹这个老实巴交、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搞不太清楚的情况笔者在此略作补充。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光辉（皂角坝）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3人。1967年8月24日，大队支书朱荣跃受其他社、队杀人的影响，召开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会后杀1人。8月25日朱荣跃、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队参加公社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回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和民兵干部会贯彻会议精神，第二批杀5人。8月27日，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等人指派上渡民兵指挥部民兵下队督促“补火”杀人，光辉大队第三批杀11人。8月28日，公社开会统计杀人进度，之后该大队又杀4人。其中贫农社员杨光俊因在“社教”运动中提过朱荣跃的意见，骂过朱荣跃“不得好死”，被朱亲手杀害，杀的时候，朱问杨：“看你不得好死，还是我不得好死？”） 杨庚娥，女，江永县界牌乡黄家田村人，37岁（1986年）。 我的娘家是道县审章塘公社张家村，现在娘家已经没有人了，我的父亲杨开锡，死的时候41岁，母亲邱代秀，死的时候38岁，哥哥杨景芳，死的时候21岁，弟弟杨发新，死的时候12岁，还有一个小弟弟杨正新，死的时候9岁，他们都是1967年道县“乱杀风”中，被同村的杀人凶手蒋得得残酷杀害的。还有一个最可恶的帮凶就是我原来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杨景芳和朱金姣是1965年结婚的，刚开始夫妻感情蛮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与本村的蒋得得勾搭成奸，两人就产生了矛盾。那个时候我们家成分高，在队里受欺压，我爸爸人特别老实，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声。只有我母亲咽不下这口气，经常跟朱金姣怄气，有时间在屋里讲一下她的空话，但都不敢在外面讲。没想到，就这样，蒋得得还是起了杀夫夺妻的心。 1967年8月，杀人风刮到了我们村子，8月25日，蒋得得为首带着大队上的一帮人抄了我们的家，把牲猪、鸡鸭、谷子……凡数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抄起走了。当时大队上已经开始杀人了，我们家因为人特别老实没有被杀。隔了一天，8月27号区里来人督战，说是要“补火”，蒋得得趁着这个机会，把我母亲邱代秀和我哥哥杨景芳，拖出去杀了。跟蒋得得一同去的杀人凶手还有张光顺。 当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里抄家剩下的东西搬到了蒋得得家。 我们屋里的人看了，心里气得要死。我父亲要我们千万莫做声，脸上也不要做出样子来，他讲：“人已经杀了就算了，东西也不要紧，保住自己的命要紧。你哥哥已经死了，朱金姣迟早是蒋家的人，随她去吧。” 我们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由着朱金姣在屋里为所欲为，耀武扬威，声都不敢做。蒋得得晚上过来，大摇大摆和朱金姣两个人睡在我哥哥的床上，我们都装作没有看见。但是，没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恶梦喊妈妈，被朱金姣听见了，她对蒋得得说：“年纪虽小，大了一定会报仇的，还是要斩草除根才行。” 8月30号，蒋得得带人把我的两个弟弟杨发新、杨正新抓去杀害了。 9月3号，蒋得得和朱金姣举行了婚礼。 我父亲赶快打发我到亲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这时候，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可是蒋得得又在9月10号这一天，在白石塘用锄头将我父亲杨开锡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杀光。现在他讲他是奉命杀人，这个问题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杀人，而是勾搭成奸、杀人夺妻、斩草除根、谋财害命！我强烈请求政府让蒋得得抵命，我们要求也不高，我们5条命，只要他1条命来抵。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