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54) 谭合成 卷六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笔者第一次来道县采访时，采访贺霞以及“红联”的其他几位头头已在计划之中，不过由于对采访他们比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等人还要困难，所以安排在最后。但后来我们的采访工作出了问题，因故中断，采访贺霞等人的事也随之搁浅。与贺霞见面在笔者第一次道县采访20年、道县杀人事件40年后才得以实现。此时，贺霞已是76岁高龄，而笔者也齿牙松动了。 贺霞的晚年过得恬淡而闲适，从××局局长的职位上退休后，一直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生活轨迹简明扼要，每天清早起来到菜市场买菜，接着到周敦颐广场锻炼身体，然后看看报，看看电视，关心关心国家大事。除此之外，谈论和关心最多的就是养生之道。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往事，从不与人谈起，就连地委、县委的一些领导，有兴趣问他，他都婉言谢绝。 2007年底，笔者第四次到道县，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贺霞亲近的人，终于做通了他的工作。不过，不是接受采访也不提供任何资料，是“像朋友一样谈谈共同关心过的事情”。笔者觉得贺霞的这个提法很好，因为这时，采访贺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见他只是笔者心中多年的一个夙愿。只是想听一听经过四十年的社会变革和观察思考，他对当年杀人事件的看法有些什么变化。“革联”把他称为“笔杆子”、“理论家”、“黑秀才”、“狗头军师”，想必有其不同凡响之处。我不知道贺霞同意与我见面基于何种考虑，而我想见他就是这么简单。 朋友把我带到贺家楼下。 这是位于廉溪河畔爱莲路的一座两层小楼，宽敞而洁净。贺霞本人住二楼，一楼办了个小小的电脑学校。贺霞亲自下楼，打开厚重的防盗门，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二楼客厅。 这位身高不足1米6的矮个子老头，面相慈祥平和，俗话说：看人一双眼。那双眼睛，虽然略有浑浊，却还保留着几分当过局长的那份自信，从中依稀可以窥见当年的精明强干。说话不急不徐，条理清楚且富于逻辑性。对于文革杀人的事，他的记忆惊人清晰，人名地名，时间地点，丝毫不爽。 双方分宾主坐下，寒暄之后，朋友起身告辞了。 由于双方都有思想准备，不该问的我不问，不该说的他不说，气氛十分融洽。 贺霞首先谈了他眼中的杀人事件过程，虽然视角不同，但基本轮廓与我所了解的出入不大。不待我提问，他便主动谈起了自己在杀人事件中的表现：“我知道，外面对我谣传大得很，很多遗族写的告状信把我和郑有志、苑礼甫他们一样，说成是‘乱人风’的罪魁祸首。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没有指示过杀人，相反，还在很多场合发言，要求注意党的政策界线，不能乱杀。这一点在任何时间都经得起调查！你可能不了解，但是领导和同志们都了解，我贺霞为人做事，几十年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一个稳健派。84年，处遗工作开始后，立了我的专案，组织上找我谈话，我当时就表了态，如果查出我在任何地方指示杀人，就枪毙我。结果，他们反复调查，最后地委廖部长他们找我谈话时说：贺霞啊贺霞，没想到你还真的稳，这一次要是查到了你指示过杀人，‘二进宫’你靠得住。(1968年，贺霞曾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9个月，与刘香喜等人关在一个看守所里。1969年平反。)我这个人，不像张明耻、郑有志他们，一个个猛子鬼。不合党的政策的事，从来不干。8.13武斗，当天晚上，张明耻、郑有志他们，把炸药堆到二中的围墙上，要炸平二中。我硬是急得哭，要知道，那会死好多人呐！真正的坏人有几个，都是阶级兄弟。我再三劝阻，不听，我又跑到武装部，请他们出面制止，总算没有酿成大祸。这一点，你们可以去调查。” “既然如此，为什么各方面对你反映那么大呢？” “那都是因为谣传。打个比方说，都说我是‘红联’的政委，连有些官方文件上都这样写，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当过‘红联’的政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只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一般干部，文革开始时，我还在下面点上搞‘社教’，等我回到县里，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轰轰烈烈。我呢，根据县委的指示，参加了县委会的‘红战士’造反兵团，在这个造反兵团的五兵团当了个政委。要讲在‘红联’当政委，就是这么个政委。‘红联’总部撤到营江以后，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给我挂了个副政委的头衔，实际上管事的都是郑有志、钟昌友他们。武装部刘政委、崔部长他们到营江来，只找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关起门来谈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我之所以在道县这么出名，就是道县‘一月夺权’以后，县里成立了一个三结合（支左部队、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的道县生产指挥领导小组，发了一个文，组长是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我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熊炳恩是第二副组长，名字排在我后面，这一下全县都晓得有个贺霞了。这个革命领导小组根本就没有办过一天公，成立不到一个星期就撤销了。我这个第一副组长也就当了不到一个星期。” “据我所知，‘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是各区的武装部长，他们和‘红联’是什么关系？”我问。 “应当说他们都是‘红联’的成员。他们是根据县武装部的指示，集体加入‘红联’的……他们加入‘红联’以后，‘红联’的领导权自然就由他们接手了。营江前线指挥部成立后，‘红联’总部就由‘前指’取代了。” “哦——是这样的。那么，贺局长，你是道县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在你看来，道县出现杀人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有6条。关于这6条，我和处遗工作组，还有地委、县委的领导都谈过。第一条就是‘革联’8.8抢枪，在全县引起很大的震动。”贺霞不假思索地答道。看得出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得很久很久了。 “文革中，抢枪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地出现过，为什么别的县也抢了枪，却没有出现杀人风呢？”我插断他的话问道。 “你不要急嘛，听我慢慢讲。8.8抢枪后，武装部发出了错误信号。当时，县武装部把8.8抢枪事件，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政变，是四类分子翻天。抢枪的当天，他们就对下面做了传达。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县武装部的枪被阶级敌人抢了，这使得广大贫下中农十分紧张，以为真的是四类分子翻天了。8月9日，我本人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就马上跑到县武装部打听消息。在刘世斌政委房里见了他，当时他十分难过，都哭了，跟我讲了很多，中心意思就是这次抢枪事件是阶级敌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变，要我们组织起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人民，保卫红色政权。还有这么个细节，我们正说的时候，‘革联’的人又来了，因为他们抢去的枪，很多都没有撞针，打不响，又跑来武装部要撞针。刘政委把帐子放下来，让我躲到床上，不要露面，自己去应付。那时候，条件十分简陋，刘世斌的卧室外面就是武装部的办公室，很大的一间房子，摆了很多桌子，大家挤在一起办公。我躲在床上，听他们在外边谈判。等革联的人走了，我才走的。” “撞针给了‘革联’的人吗？”我明知故问地问。 “给了。是‘革联’的人从武装部的天花板上搜去的。” “他们怎么知道撞针藏在天花板上呢？” “还不是武装部内部出了叛徒嘛。” “哦，那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是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对47军和零陵军分区的《社情电报》理解有误。当时47军和零陵军分区发了个《社情电报》，电报里把道县四类分子的反革命活动说得很嚣张，说四类分子杀贫下中农、搞破坏、组织反革命组织等等。电报里只讲四类分子不宜滥杀，没有说不准杀。传达以后，下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说法，‘四类分子中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个吧两个’。” 本来我想顺着贺霞的话问他零陵军分区的电报是根据什么写的，又怕这样追问下去和谐的谈话氛围会被彻底破坏。再说这里头的来龙去脉我在20年前就调查得清清楚楚，现在不如贺霞愿意怎么说，我就怎么听。 贺霞接着说：“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全县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阶级敌人活动猖獗。县里连续破获多起反革命组织，同时，还有国民党特务在暗中活动。” “不过，我听说那全部都是假案。” “假案？扩大化是有可能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假案！那些反动传单，我亲眼见过，丑化毛主席、丑化共产党，那个语言都是十分恶毒的。现在县公安局档案里还有存档。” “那么，第四条呢？” “第四条就是左倾思潮的影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被绝对化。真理向前一步成了缪误。第五条是，公检法组织被砸烂了，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第六条就是谣言满天飞，说阶级敌人组织了‘黑杀团’要暴动，要杀贫下中农，要杀共产党员，部分干部群众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没有调查研究，采取了极端措施，结果杀得不可收拾。” “唉——”听了贺霞讲的6条原因，我在心里哑然失笑，希望听到一个人忏悔的声音是多么幼稚可笑。人的思想要改变，太难了！同样，一个民族要进步，也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很多事情当事者本人是永远转不过弯子的。忏悔之于中华民族，犹如民主、科学，都是亟需认真学习并且努力践行的。忏悔是人类精神不朽进化中最具救赎、新生、责任、良知、尊严意义的思想精粹；一个缺乏忏悔意识的民族必将文过饰非、重复错误、人格分裂、道德沦丧、精神崩毁、人权践踏、野蛮愚昧；一个勇于忏悔、善于忏悔的民族，无论多么灾难深重、危机四伏，必将能够精神重塑、文化复兴、政治进步、道德高尚、公平正义、尊严高贵。同样，我也深深地知道，忏悔意识的建立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于是，我决定将问题更具体化一些，就问：“贺局长，你认为熊炳恩对道县杀人风应当负什么责任？他现在已经死了，我们不是为了追究责任，而是进行一下反思。”这个问题20年前我就想问他。 “他没有什么很大的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说有什么责任，就是他态度暧昧。” “一个县的主要负责人，对发生在自己辖地的事件态度暧昧，应不应当对事件的后果负责？” “你这个话，如果放在现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是文化大革命，情况特殊。记者同志，你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应当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来，可不可以认为熊炳恩是同情支持杀人呢？” “嗯——”贺霞沉吟良久，说：“这样说也可以。当时那个情况下，每个人的态度都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当时持这种态度的县委领导不是他一个人，可以说绝大多数都和他差不多。这场‘乱杀风’有他的偶然性，也有他的必然性，这一点从这么多党员和干部卷入其中就可以看出来，还可以从道县这边一杀，周围的县市跟着也杀起来，看出来。难道说是地委有人作了指示？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哪个人喊杀就可以杀起来，喊不杀就可以不杀的。” 贺霞的话使我想起1986年第一次来道县采访时，一名杀人事件责任人说过的一段话，这位半文盲的贫协主席说：“我杀人，没有私心杂念，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不像有些人，乘机谋私利，搞些个乌七八糟的事。为这个事坐牢，我感到光荣。” 于是我便顺口问道：“那么责任最大的人是谁呢？” 我以为他会答郑有志。没想到贺霞非常快、非常干脆地答道：“是武装部！” “凭什么这么说呢？” “记者同志，我看得出来，你对‘乱杀风’的情况非常了解。你想想看，哪一个区社杀人，不是通过武装部这条线贯彻执行的？当时道县是他们说了算，我们这些人，说要杀也罢，说不杀也罢，实际能起多大作用？”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当年刘香喜提供的一条线索，于是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听说你手中还有些当年会议的原始记录材料？”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不守信用，贺霞马上警惕起来：“记者同志，不是说好了，不谈这方面的事情吗？” 我自知理亏，怕对不起牵线搭桥的人，忙笑着把话题岔开。 又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感到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我也不会问，他也不会说，便起身告辞了。 离开贺家，我沿爱莲路，漫步到周敦颐广场。这是道县新的标志性建筑，位于潇水西岸，有一座水泥桥通向河中的西洲公园。广场很大，花岗岩铺地。高二十余米，也是花岗岩质地的周敦颐雕像耸立于广场中央，是道县最热闹的地方，清早，到处都是晨练的老人，白天，熙来攘往着为生计奔波的人群，晚上，则成了霓虹闪耀、热歌劲舞的海洋。道县这个地方比较怪，没有人们常说的小县城的那种宁静悠然，让你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四向发射的活力。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喧嚣在涌动。广场靠潇水岸边，有一线麻石雕花栏杆，我依在栏杆上，俯视脚下的潇水静静流淌，自从知道它的故事以后，我每次来道县，总要到它身边走一走，坐一坐，看一看，如同拜访一位老朋友，每次见到它，我都不由自主地心情激动，甚至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而它则总是一如既往地平静，波澜不惊，默默无言，只有在夜间，夜深人静，你悄悄地来到它旁边，才可能听到它艰辛的喘息声。 忽然想起1988年的一桩往事，那一年，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对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很感兴趣，有意出版，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把握，特别派了两名编辑岳建一和黄晓中，随我赴道县落实。我们到道县时，正是中午时分，便在城边的一家小餐馆用餐。这家小餐馆经营野味，小岳和小黄在北京大鱼大肉吃得多，吃野味的机会不是很多，我们点了一盘野山鸡、一盘竹根鼠、一条鲶鱼、还有腊肉、山菇等六、七个菜，烫上一壶米酒，慢慢品尝。小岳指着盘子里的鱼开玩笑地问我：“这条鱼没有吃人肉吧？”我说：“如果它吃了人肉，早就成精了。”我们一边吃菜一边喝酒一边说笑。小岳和小黄把眼睛总是瞟视着路上匆匆来去的行人。我知道他们也像我初来道县时一样，企图看一看这里的人与其他地方的人有什么不同。 路的正对面有一家供销社，一个50来岁的老农民挑着一担篾货到供销社来卖，当时农村的供销社不但卖商品，也有收购土特产的任务。老农民卖了篾货，得了钱，就在供销社的柜台上打了一碗烧（白）酒，买了一包小花片，坐在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喝酒晒太阳，拈一片小花片，滋一口酒。当时正值冬季，但道县的冬天不冷，平均温度在8、9度，老农穿一条单裤，一件破旧的寡棉袄，袒露着胸口，眯着眼睛，边喝酒边晒太阳。喝到高兴时，哼哼地唱起了小曲。 小黄问小岳：“你说对过那老头快乐些，还是我们快乐些？” 小岳说：“肯定他比我们快乐些！” 小黄又问我：“杀人的事，那老头知不知道？” 我看了老头一眼，说：“根据他的年纪，不但知道，而且亲身经历过。” “你估计他是一个遗属，还是一个杀人事件责任人。” “这个难说。不过，看他那个怡然自得的样子，遗属的可能性不大。” “我可不可以去问问他呢？” “当然可以啦。” 小黄端着酒碗，走到路对面，和老农民攀谈起来。突然，他直起身来，站到路的中央，仰天长啸：“可怜愚昧至此啊——” 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等小黄过来，我问他什么情况。他说：“我问他知不知道文革杀人的事。他说知道。我问你们村子杀了没有。他说杀了。我又问杀得什么人。他说都是地富坏家伙。我问怎么杀的。他说牵出去用刀杀的。我问这样杀人对不对。他说杀得对……” 我把眼睛从潇水上收回来，转向广场这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突然想，如果现在再随便找一个人，问他道县文革杀人的事，会怎么回答呢？我知道这个话题在道县是很忌讳的，但架不住内心的冲动，还是想做，就像小黄当年做的那样。 我特意找了一位年纪较轻的、戴着一副很时尚眼镜的男青年，拦住他问：“请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件大规模的杀人事件，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说：“晓得啊，这个事道县人没有不晓得的。”“杀人的情况你清不清楚？”“不清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你觉得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杀人有没有道理呢？”“没有道理，在任何时候杀人都没有道理。”他把眼睛看着我，反过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问这些事情做什么？”我说：“我是来旅游的，听到讲这个情况，感到很好奇。”他说：“唉，都过去几十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的事情哪里讲得清楚，现在我们这里的人都不讲这个事了。这是给我们道县抹黑。” 年轻人的话让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自1986年采访之后，我又来过道县三次，每来一次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这座城镇的变化真的太快了、太大了。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把这位年轻人放到长沙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甚至放到上海、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都很难把他从人群中分辨出来。然而总有一个想法萦绕心头，挥之难去：假如有一天，上头有人一声号召，要杀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呢？会不会，振臂一呼而天下云合响应，再次杀得血流成河？ 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堂而皇之的发生，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消亡！ 一个民族走出固有的劣根性和悲剧性格需要自身的觉醒和历史的顿悟。无从回避，也没有捷径可走。 自从86年道县采访之后，很久不再写诗了，采访贺霞之后，在周敦颐广场，我写了一首： 枝头的果子越来越少 却越来越甜 心头的果子越来越多 却越来越涩 爱的荒原没有季节轮回 收获的歌吟总是响在 地平线的那一侧 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等待 古莲开花的那一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