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61) 谭合成 卷七 第六十一章 杀场余生者说 道县“杀人风”中，被杀对象谁的命最大呢？据说，女人家要数周群，下了天坑7天7夜居然没死；男子汉要数肖维仁，五花大绑捆上杀场居然活生生地逃脱了。 我第一次见到肖维仁是在四马桥的圩场上。当时我正在这边采访，正逢圩日，就到圩场上逛逛，想对道县赶圩的情况有个感性的认识。熙熙攘攘赶圩的人中，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人，年约五十上下，浓眉大眼，相貌堂堂，白衣黑裤，戴一顶样子有点像礼帽的窄边小草帽，这种小草帽当时当地的农民还很少有人戴，凭着多年的采访经验，我感觉这个人不像当地农民，也不像当地的农村干部，莫非是外地来做生意的小商贩？可又明明是一副赶闹子买东西的样子。我鬼使神差地多看了他一眼。他竟马上发现了有人在看他，转过脸对我点头哈腰地一笑。这一笑让我心头一颤，从前我在长沙监狱做采访，那些接受采访的囚徒正是这种表情。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迎上去问道：“你不是本地人吧？”“不，不，我就是本地人。不过才回来没多久。”他用一口标准的道县普通话回答我。“哦，在外地工作多年吧？”“不，不，没有工作，下苦力。你老来这里赶圩啊？”我告诉他：“我是个记者，下来采访处遗工作的。”他的眼睛一亮，说：“我就是遗属，我可以向你反应问题吗？”“当然可以，但是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只能起到了一个把下面的情况向上面反映的作用。”他连声说：“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他把我带到圩场边的一户人家，可能是他的亲戚或熟人，找了两张凳子，坐下来，慢慢地谈起来。 这个人就是肖维仁。 肖维仁反应的问题不外乎两点：一是被查抄财产的补偿问题；二是对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处理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我所接触的遗属中，无一例外地被提到了。但是肖维仁不愧是读过几句书的人，提得比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他说：“当年我们被拆掉的房子、分掉的家产，现在由政府来补偿，杀一个人赔150块，拆一间房子给300块，农具财产按67年市价的四分之一赔偿。我觉得不合理，不应该由政府来赔偿，应当由杀人凶手来赔偿，也不要他们赔多的，当初拿了什么就赔什么，不能让他们杀了人，夺了妻，经济上还得好处。杀了人的，也不要求他偿命，也不要求他坐牢，但是必须要认罪认错，要公开赔礼道歉。不然的话，怎么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呢？不能像现在这样，还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警告我们不要乱说乱动，我们什么时候乱说乱动过？” 下面是肖维仁死里逃生经历的口述实录。 我名肖维仁，四马桥区杨家乡旱禾田村人，1932年出生，家庭出生，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我是50年代零陵师专毕业的，毕业以后分到我们公社（杨家）金狮庵小学当体育老师。1962年过“苦日子”(“苦日子”全国饿死、病死人数在3000万左右，仅道县一县就饿死病死3万余人。)的时候下放回来的。对外讲是下放，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高的缘故把我清洗出教师队伍。当时我对下放回农村这件事看得也不是那么要紧；因为我的饭量大又是教体育的，当老师一个月27斤米实在是不饱，心里想下放就不敢吧，就同意了。他们还让我写了个自愿下放农村的申请，我也写了。我想，我身体好，有的是气力，还有一门祖传的整（治）跌打损伤的医术，干什么不比当个小学老师强。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一来我原先那个老婆能干，舍得做，二来我自己整得跌打损伤，找我看病的人不少，也赚得到一些嚼用。我们家几代人都是习武的，我父亲就是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拳师。我自己也是从小练拳。凡是习武的人都要会整得跌打损伤，练武不受伤是不可能的，受了伤晓不得整还练什么武？我们屋里就有一套整跌打损伤的祖传秘方，一代一代相传，远近有名。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给人整伤不准我收钱，我就不收钱，但是人家还是会送我一些鸡呀、鸭呀、肉呀、油呀这些东西。所以说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差的，比好多人家可能都要好一些。 文革杀人的事情来得蛮突然，晓不得别人怎么样，我自己事先真的没有一点察觉，要不然我也不会坐在家里等死。那一天我记得蛮死火，是1967年古历的7月14，过鬼节，天上好大的一个月亮。那天我收了工，刚刚吃了夜饭，大队上的民兵过来通知我到大队部去开会，我就去了。一进大队部没有看到有开会的样子，只有大队治保主任肖新觉和大队上一班民兵在那里，这个肖新觉他还是个造反派头头（“红联”）。一进门，肖新觉就喊：“把他捆起来。”几个民兵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索子，一涌而上，不由分说，把我捆起来。捆得好紧啊，痛得我只喊哎哟。我连声：“什么事，什么事？”肖新觉讲：“什么事？跪下！老实交代，你犯了什么法。”人到那个时候有什么办？我只好跪下来说：“我实在没犯什么法。你看到我那里做得不对，请你跟我提个头……”没想到我这个话惹得他大发脾气，站起来，拿起一块劈柴，那种劈柴晓不得你见过没有，松树的，两尺多长，见棱见角，有四、五斤重，“你这个死不老实的狗崽子，自己犯了什么法自己晓不得，还敢问我。”举起劈柴，照着我的脑壳就是一下。我本能地把头一偏，正好砸在左边的脑门上。只觉得“轰”地一声，脑壳一大，眼前一片金花，就昏死过去了。肖新觉他们搞点水把我浇醒过来，我只觉得脑袋痛得要炸开了，血把头发和半边脸都糊住了。肖新觉又要我交代罪行，我低着头，不敢讲话，害怕一句话没讲好，又要挨打。肖新觉冷笑着说：“你这个家伙坚持反动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死有余辜！”说老实话，到这个时候，我都还没有想到他们杀我了，还在想着怎么样少受点罪，把这一关熬过去。 到了晚上大约有12点钟的样子，他们把我，还有几个人，都是地富子弟，不是分子，押到了罗家山水库边上的山脚下。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有几眼废窖，他们准备把我在那里下窖的。到了那里，押我的民兵喊我跪下来，这时候，我的脑袋一下子大了，心都喘到嘴里来了，我看着他的手上寒光闪闪的马刀，结结巴巴地问：“你，你们要杀人——？”这时候只听见我的一个堂兄弟，叫肖维义的，也是一起牵过来要杀的，在那边喊：“不得了啦，要杀人了，快跑啊！”就看到一个人影挣脱索子，往田里跑。当时我身边是一个半来高的陡坎，我就往下一跳，准备跟着跑。杀我的那个民兵，看到我跑，挥起马刀就砍。我因学过武术，听得脑后有风声，把头一低，腰一弯，“嘭”地一刀，没砍到我的脑袋上，砍在背上，把背砍伤了。后来才想起，正是这一刀救了我的命。这一刀虽然砍伤了我，也把捆我的索子砍断了。我拍起来就往山上跑。几个民兵跟在后面追。因为是捆着的，跑不快，又被他们追上，右脚上挨了一刀。这个时候，人一发蛮，猛地一挣，居然把身上的绳子给挣脱了。这一下，人就轻松了好多，心也没有那么慌了，我看到上面就是罗家山水库，就往那里跑。因为我水性好，会游泳，到了那里，我跳下水库，他们就追我不到了。我穿了一双解放鞋，没想到跑着跑着把一只鞋子跑脱了，我连忙停下来提鞋。这个时候几个追我的民兵又赶上来了，当时我把心一横，从地上捡起块大石头，对他们讲：“你们不要来，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们不要逼我跟你们拼命。”他们都知道我会武功，几个人嚇到起，不敢拼命地追了，一边吆喝，一边看着我往山上跑。跑到水库边上，我把衣裤一脱，鞋子一扔，跳进水库里，游了过去，到了那边山上。 我跑脱了，我堂兄肖维义没跑脱。他不该往田里跑，深一脚浅一脚跑不快，加上捆他绳子没挣脱，最后被那些杀人凶手追上，乱刀砍死在田里。 我们那个地方跟宁远县搭界，水库那边就是宁远的九嶷山。我从垄古冲跑到了宁远地界。当时浑身透湿，只穿了一条短裤一件汗衫，身上还受着伤，幸亏背上和腿上的刀伤都不深，只是被刀飘了一下，可头上的伤还是蛮重的，山里的风一吹，又冷又痛，人一阵一阵地发昏，好像就要死在那里的那个样子。怎么办呢？莫非刚从鬼门关里捡回命来，又要死在这里？我突然想起山里面蓑衣冲住了一个方老伯，他家是个贫农，我从前救过他小儿子的命，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想只有找他去救命。 我和方老伯也不沾亲也不带故，原来也不认识，几年前，方老伯的儿子上山区采杜仲（一种中药）从悬崖上摔下来摔成了重伤，抬到宁远那边的卫生院，人家说治不了，要他们赶快弄县里去。方老伯屋里没有钱，就把人抬到我这里。我一看伤得蛮重，弄不好会死人，心里有些害怕，也不敢收。方老伯求我，说整死了不怪我，只怪自己的命。我看这么说，心里也蛮同情的，再一看这个乃崽体质蛮好、蛮年轻，就把他们留在屋里治。在我家里治了一个多月，可以下地走路了。我看到他屋里确实困难，干脆一个人情做到底，没要他什么钱。方老伯就叫他的小儿子认我做干爹，我说我比他大不了好多，认干爹不合适。他说一定想认的，以后还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后来，他们回去以后，又在我这里吃了半年的药，每次来看病，都要给我带不少的山里的土产。我也不收他们的药钱。这样走得跟亲戚一样。 我赶快跑到蓑衣冲，找到方老伯家，敲门进去我那个样子把他吓了一跳。他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嗬，肖医生你是偷哪家的女人家，让人打成这个样子？”我把情况一讲，因为那个时候宁远那边还没有杀人，方老伯死活不信。你怎么讲他都说：“有这个事呀，你莫哄我了。”他喊起他的老婆烧了热水，帮我洗了伤口，又帮我换了套干净的衣裤。 第二天一大早，方老伯说要出一趟山到我们村子里去看看情况。当时我对到底为什么事要杀我，心里也疑疑惑惑，还有老婆带着3个儿女在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想让他去打探个究竟。 （我笑着问他，你就不怕方老伯下山去领了民兵来抓你。） 不怕。怕也没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来我相信方老伯不是那号人，二来他硬是领着民兵来抓我，也是我命里该死。我当时那个情况离开方老伯家也还是一个死。那时候我什么也不多想，反正一条命就交给方老伯了。 到了半下午时分，方老伯回来了，一进门就摇头：“没想到真的杀人了！我到了你们村子，只说昨天晚上跑了一只大老虎，派人正到处抓你哩。还说你有剪刀法，武功高得很，要抓你的民兵提高警惕，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干掉。听到这个情况，我没敢去找你老婆，怕找出事来。”我一听急得眼泪水掉下来了，拼命地跟方老伯讲：“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没有犯过任何法。”方老伯说：“这个我知道。旱禾田你是回不去了，就安安心心地在我这里住到，好好养伤。你救过我乃崽的一条命，我也还你一条命。”我听得他这么说，跪下来，给他磕了一个头。 我在蓑衣冲住了大约有个五、六天，身上的伤开始告疤了，想起在这里住久了也不是个事。那个时候宁远也开始杀人了，风声紧得嚇死人。方老伯嘴里不说，我看得到，他其实也蛮担心的。这时候，方老伯对我说，他有几个熟人是个石匠，准备到广西那边去搞副业，问我愿不愿意跟到去，一来可以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二来也可以求得一个平安。如果愿意的话，就讲是他的亲戚。我正是求之不得，马上表态愿意去。我讲，想在走之前，趁着夜晚回一趟家看看。他骂我：“你想找死啊？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不回去，她们活得好好的，你一回去，弄得不好，自己丢了命不说，还会害得他们跟着遭殃。”哎！这个道理其实哪个都懂，就是放在自己头上，有时间犯糊涂。我听了方老伯的话，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方老伯人好啊！这恩情我一辈子报不完啊！他不放心，亲自把我送出山。就这样我跟着一班宁远师傅到了广西的富川县。那里有个叫香炉脚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做石匠。石匠这个活说难做又难做，说容易做又容易做，技术虽然有一点，主要还是靠劳动力。我在富川主要就是修渠道、修石桥，那个事情我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做得蛮好。 富川这个地方瑶民多，香炉桥就是一个瑶家寨子，这里有一家姓盘的瑶民，就是我后来的岳父，他家有六个女儿，没得一个崽。这个瑶家的女子，长得都蛮客气，长相好身材也好，我岳父家几个大女儿都嫁出了，只有一个小女儿，小时候出痘子（天花）没有养得好，落了一脸的麻子，还没有嫁出去，那时候村里人都喊她盘麻妹。我在香炉桥做石匠，做了有那么久时间，有一天，村子里一个人找到我做媒，问我在老家成没成亲，我想起已经永远不可能回道县了，就说家里穷，娶不起老婆。她又问我愿不愿意招郎到盘麻妹家。当时我们这喜人在外面做手艺，人家都喊我们流窜犯，心里确实想个家。盘麻妹我原来也认识，脸上虽然有麻子，但是人好，又年轻又能干。比我要小10多岁，特别她家是贫农，我这一辈子吃亏了就吃在成分高，想起招郎到盘麻妹家，就是贫农了，这一辈子就不会受人的气了，所以就答应了。不过我还是老老实实告诉了人家，我们家是富农。我岳父讲富农不要紧，只要人老实就好。就这样我们就到他们公社，叫做福利公社，现在叫福利乡，办了一个手续，招郎到了她家里。本来想，这一辈子就安安生生在香炉桥过了，没想到命运捉弄人，1970年农历1月份，刚刚过完春节，农村里搞大清查，富川县下来好多干部，搞“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说：“苏修正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发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依赖美、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连，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作，为害很大。”《指示》要求：“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发革命破坏活动室一份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当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块，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这一《指示》发出后，全国广泛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与同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指示相结合，统一称为“一打三反”运动。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的10个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余名，逮捕28.48万余名。)结果把我给查到了，说我是外逃的四类分子，抓了起来，后来又说是收容，遣送回道县。 当时我很想不通，为什么地富家的女人嫁给了贫农，可以改成份，就是我原来的老婆嫁给了贫农也变成了贫农，而我自己招郎到了贫农家，怎么还升了一级，从子弟变成了分子。 送回县里以后，大队上的路上，走到葫芦岩渡口，上了渡船，肖老六讲：“这个家伙带回去作不得用，只会给生产队添麻烦，干脆在这里沉了河算了。”当时我被捆到起，心里想这回死得成。搭帮（幸亏）那个架船的船老板讲：“搞不得喲，现在不准乱杀人了。搞起来要负责的哦。”肖老六讲：“大队上的事，关我个屁事，我给他负这个责。”就这样没有杀我，把我带回了大队。 回到大队以后，那个日子才叫做难过喲！过去是把我做四类分子子弟对待，现在完全就是做四类分子对待。对我进行了批斗，勒令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我原先的老婆早就带着我的三个女儿嫁给了我们大队的贫协主席李四能，家里的东西，值钱的早就抄光了，不值钱的都带到李家去了。我当时真的是上无片瓦遮雨，下无寸土立身，这不是形容，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生产队退了一间房子给我住，比个牛栏好不了多少。可以说是做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特别是我原先的那个老婆，看见我老远就打转身，我的三个女儿都不理我，要跟我划清界限。有时间我远远地看着她们的背影，想死的心都有。你说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味道？我拼死拼活从那个杀场上逃出来做什么？还不如让他们一刀砍了，下到窖里好。 幸亏这个时候，我老婆，就是盘麻妹，你喊她麻婆没关系，她不生气，从前我们队上的都喊他麻妹，现在老了，都喊她麻婆，她从富川挺着多大的大肚子，跑到道县来找我。本来我们大队是不接受她的，但是她有公社的证明，又是贫农，就接受了。我这个老婆好啊！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本来我被遣送回道县以后，我岳父劝她，算了，再找个人。她不肯，跟屋里闹翻了，跑来找我。那个男人家打光棍的日子你没有过过，那就是个地狱。有了个女人家，那屋里马上就变了个样。我劳动力还是有啊。不怕吃苦，麻妹她也是从小做惯了的，会过日子，接着又生了个妹子，我们慢慢地又把这个家搞得像点样子了。其他那些事情就不用讲了，当时那个情况，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 1971年9月份，我们区修永泉河坝，就是在甫石塘那里，像一个拦河坝，把蚣坝河拦起，解决我们杨家乡这一带的水利问题。我们是受益乡，要派工，生产队就把我派去了。因为我有石匠手艺，安排在永泉渠修石渠。当时上头出了一件大事，这个事你们都晓得的，就是林彪叛国投敌。刚开始哪个都不晓得，我们农村大概是年底传达的，我们是四类分子不传达，所以不晓得，只晓得又出大事了。那个形势紧张得不得了。比67年杀人时还要紧张。每一次，上面出一次事，农村里就要抓一次阶级斗争，我们就要遭一次殃。我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又经历过那么多事，这一点看得很明白。当时工地上、村子里谣言四起，说又要杀四类分子了，四马桥公社麻湾大队一个地富子女，跟我一样也是刮“杀人风”的时候跑出去的，1971年回生产队，被大队民兵营长用锄头活活打死。(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四马桥乡麻湾村村民蒋昌概（家庭出身地主），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外逃，1971年回生产队，因与大队民兵营长蒋昌才吵架，蒋昌才骂他：“你这个67年杀脱的地主崽子。”用锄头将蒋昌概挖死。)听得这些话，嚇得我通晚通晚睡不着。这时候，我老婆从家里跑到工地上找我，说听得村里的人讲，又要杀我了，说上回没杀成，这回一定要杀掉。又说大队上派人到县里买铁丝去了，说我学了剪刀法，索子捆不住，要用铁丝捆。 （笔者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消息不十分准确。当时大队上有没有人喊要杀肖维仁呢？有。但那绝对不是大队上的意思。大队上也确实派人去买了铁丝，但那是生产和修水利上要用的，绝对不是买来捆人的。） 反正也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当时想，不能坐在屋里等死，必须马上逃出去，到时候想逃都逃不出去了。我把这个想法跟老婆讲了，她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说逃就逃，我们一家人一起走。我本来想要她带着孩子会富川娘家的，她不肯，说死也要死在一起。我一想，她这一回富川，又会成了人家屋里的人，又是生离死别，也舍不得。就说一起逃就一起逃吧。反正她们家是贫农，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估计还不会杀她。 为了逃跑，我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叫我老婆先回队上去，不要惊动队上的人，悄悄地做好准备工作。然后我在工地请了一个假，说是回家取口粮。跟我老婆约好了在村子外面会面，反正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两个包包，一些换洗的衣服，带着小孩子，一起逃走了。因为害怕有人来追，我们特地绕道野鸡铺，从江华那边走的。因为麻婆是瑶民，江华那边是瑶山，走起来也方便些。从那边到了广西，我们在柳州落了脚。在这里靠割马草，就是马吃的草，和捡破烂为生。后来又到了岳州（岳阳），在那里砍芦苇为生，还拖过板车，都是下苦力的事。只要能赚到几个钱，把一家人养活了就好。 到了84年，听到道县搞平反，我就带着一家人回来了。现在这个反是给平了，但是好多事情搞得不合理……总而言之，上面这些人还是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你，比方说我们找地区的一个领导反映情况，我几次找打他反映杀人夺妻的问题。他听得不耐烦了，说：“你总讲杀人夺妻，杀人夺妻。那好，现在我们叫李四能把老婆还给你，你要不要？”你看看，这是什么话？你叫我们这些人怎么讲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