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62) 谭合成 卷七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爷都在哭啊 殷石海，女，四川广安人，54岁（1986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显得苍老许多，头发已经花白了，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不难想见，丈夫被杀以后，这么多年来，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她是四川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川音。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是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来，常常半夜里惊叫着吓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关在笼子里，看着身边的人，一批一批牵出去杀，那心里是什么滋味！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着老杨一起去了…… 说着，她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说句实在话，在道县采访期间，我最需要但又最害怕做的事就是采访遗属，每一次采访都是字字血声声泪，叫人透不过气来,就象被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直视着内心的最深处。虽然说都是他人的痛苦，但其巨大的份量和深刻的现实性，叫你无法不学会永远地感受人类共同的悲哀。 我们只能不停地安慰她，希望她能走出阴影……余生无几，自己千万还要保重！ 我丈夫叫杨天逊，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有从政，也没有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而是回了自己的家乡道县——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当过县立中学的教导主任。老杨这个人比较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因为他会画画，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个时候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地画了金光。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被革命群众看来看去看出了问题，有人说，那不是金光，是箭头，是反革命的毒箭要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糟了!把他揪了出来，批判斗争。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楚？老杨据理力辩，还举出了好些例子进行对比，总算没有把他定上恶攻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只是把他作现行反革命他子论处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劳动改造，这已经是很宽大的了。要是定了恶攻罪就要判刑劳改，起码是10年。不幸中的万幸，我和孩子们虽然受了一点影响，但没受太多的影响，仍然留在县城里。现在看来，要是当时定上恶攻罪就好了，判了刑，抓到牢里，就不会送回去被杀了。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霖铺公社达头山大队。祥霖铺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老杨被遗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我很担心他，因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不知道吃得消吃不消。1967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几个月不见，他变了好多，老了好多，尤其是黑了好多。才四十来岁的人，就鬓发花白、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胡子拉渣，看上去起码五十老几了。但是精神还好，他说，要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首先要过好劳动关。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学会好多农活，要我们不要为他担心，他会照顾好自己的。老杨是个细心人，虽然一个人生活，但屋里还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特别是那个忠字台，按照道县统一的要求，上面是贴一张毛主席的宝像，毛主席像下面是红色腊光纸剪的一个“忠”字，两边贴上一幅对联，一边是“翻身不忘共产党”，一边是“幸福不忘毛主席”；忠字下面，用两根木楔子打进墙里，挑一块小木板，上面摆四本《毛泽东选集》和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老杨都做得精精致致。因为是吃过一次亏的人，就更加小心，老杨家出身地主，他怕别人从“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对联上找出毛病来，特诚意换了一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看到这些，心里也稍微安了一点，因为我不是农村人，不要出工，就想利用这个暑假在这里好好照顾一下他的生活，怕他把身体搞垮了。 记得8月27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抓紧时间躺下来休息一下。为了改造思想，老杨出工连草帽都不戴，浑身晒得像烟熏的腊肉，而且总是出工走在第一个，收工走在最后一个，有八分力干十二分的活。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拼着命硬撑着的。刚睡，村子里突然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因为从县里来，消息比他灵通些，就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因为干了一上午的活，比较累，他躺在床上有些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对象不是我们这种人。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劳动，不乱说，也不乱动，就不会有事的。”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走了。老杨被押走了，我和小孩子都吓呆了，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小孩子吓得直哭，我赶紧叫他们千万不要哭，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不说把我们也拖走了。 我被押到离祥霖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小学校里，和老杨还有许多人一起被关在一间由教室临时改成的牢房里。里面很热，人又多，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很多人都是从田里被捉来的，一身泥水。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被命令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就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击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朵边绕来绕去。我抬头去看，门口一个拿马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吓得连忙低下头，因为怕哭出声来，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据查，杨天逊死前说的那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犯了什么罪？”这个问题把祥霖铺的民兵肺都气炸了，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还不知道？还敢来问我们？于是民兵营长杨景信就砸了他一砖头。）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十几个人，由于有老杨这个榜样在前面，其他的人再没一个敢说一句话，都被拖到离学校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了。又过了两天，又叫出去三十来个，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 那几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的，老杨被杀我都不知道悲伤，只知道害怕，怕得要命，白天晚上一刻都合不上眼，任何一点小动静都吓得我心跳到嘴里。我拼命地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逊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请他们调查，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讲多了，他们凶得很，我自己也说得没意思了，就只好闭上嘴巴等死。 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三十来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悄悄地说：“听哩，天老爷都在哭啊！” 我原先是不信命的，从那以后就变得迷信起来。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命”，我们是命中该有此一劫！ 由于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三十多人之后，没来得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马上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些人的眼睛都是紧闭着的，照理说无辜被杀，应该是死不瞑目，但他们不是，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都不敢看。押我们的民兵发给我们每人一根油茶树木钩，命令我们把尸体拖进塘边的一个土坑里。又在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黄土，就算了事了。 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她丈夫是这一批被杀的，她一见到她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要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6950部队的人到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就这样得救了。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老了20岁不止，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成人形。出来以后，我就停经了，吃了好多药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地恢复了，但是整个人的身体却完全垮了。 （段女士的记忆在这里有一点误差，据我们了解，剩下来的这些女人，当时并没有要杀的打算，而是准备作为胜利果实分配。大队领导已经发下话了，要那些贫下中农中没有成家的老单身公，想找老婆的，自己打主意。） 下面笔者将祥霖铺公社达头山大队文革杀人事件概况作一番粗略讲述。 达头山村位于道县至江永的公路旁，距祥霖铺镇不过数里，山青水秀，交通便利。该大队417户1350人，文革杀人时期，有31户43人被杀，1人自杀。44人中，男34人，女10人；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17人，四类分子子女25人，贫农1人，教员1人（即前文提到的杨天逊）。 话还得从苑礼甫副区长身上说起，非是笔者老拿他说事，实在是他身上事太多。前文说过，苑副区长1976年8月26日接到蒋公安助理员从营江打来的电话后，决定将集中在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派下去，打一个突击，补补火。26日晚，召开了干部会，定了大盘子。27日一大早又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会上苑副区长说：“全体民兵同志们，今天你们就要离开上渡的贫下中农，回到自己原来的大队去，到新的战斗岗位上去，执行新的任务。你们回去之后，第一，要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双抢’；第二，将你们那里调皮捣乱的地富反坏右杀掉一批……越快越好，三天内完成任务，三天后到上渡会师，评功表彰。”上渡民兵指挥部指挥长黄尚森也作了重要指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我们贫下中农，一切由贫下中农作决定，你们回去以后，先挑跳皮的杀几个……注意掌握阶级路线，只准杀四类分子，不准杀贫下中农。不要杀乱了。” 上渡民兵指挥部是祥霖铺区民兵的总指挥部和全区各大队武装基干民兵的集结点，根据祥霖铺公社武装部的指示，当时达头山大队抽调了一个武装连16个人到这里参加训练。这16人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天甫、民兵营长杨景信、大队治保主任杨延晶、文革主任杨角阅、团支部书记杨角红等人，实际上就是达头山大队的权力核心。他们带着“上级的指示”火速赶回大队，一路之上，边走边议，拿出了一个先搞掉6人的初步方案。回到大队，马上召开党员、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杨角阅、杨景信主持，杨延晶传达了上渡会议精神，并宣布在上渡摸底的杀人名单。与会的党员、干部非常亢奋，纷纷表示“上级的指示来得太及时了。”“早就该这么干了。”支部书记杨天甫说：“过去我们太右倾，太保守，这一回我们一定要搞他个后来居上。” 会上，各生产队搞了一下平衡，又增加4人，拿出来一个10人名单。 会后，各生产队党员、干部火速赶回去通知群众午饭后到小学校操坪开会。群众大会由民兵营长杨景信主持。支部书记杨天甫在会上讲话说：“这一回，对于跳皮的我们不是要杀一两个，而是要杀一批。”之后，参加会议的公社团支部书记李顺运也讲了话：“地富反坏要翻天，反革命组织要杀我们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闹革命的时候到了！” 接着治保主任杨延晶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杀人名单，边宣布，民兵边捆人。这时候，群情激奋，群众边喊口号边打人，当场打伤16人，于是第一批被杀的人自然而然从10人又扩大为16人。 这16人当即由民兵押到鸟仔塘边，用步枪和鸟枪打死。杨景信亲手用步枪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杨天逊、杨景甫。杨景信把枪口顶着杨天逊的后脑勺时说：“你犯了什么罪，自己还晓不得？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贫下中农就要砸烂你的狗头。” 第二天上午，杨景信又指派基干民兵杨景珠、杨角红、杨延彪等人赶到祥霖铺铁木社，把在那里做工的漏网地富子弟杨景浩抓回来，押到公子山执行枪决。 29日上午，大队再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杀二批。会议由杨延晶主持，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杨万忠列席会议。支书杨天甫讲过开场白后，李顺运说：“现在其他地方地富都杀得差不多了，你们大队落后了。再有三天不杀，就不准杀了，看你们大队如何安排？”李顺运讲完，杨天甫叫各生产队报名单，大队会计杨角仲负责登记，一共报上25人，决定全部“判处死刑”。 当天下午在小学校操场再次召开群众大会。这一回，来了个角色互换。杨天甫主持会议，杨延晶宣布开会。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鲜名堂，公社宣委杨万忠照样列席会议，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照样作重要讲话。杨延晶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死刑”名单后，民兵杨景珠等人就到临时改为监房的小学校教室里把一干人犯提出，押到鸟仔塘边，这一次为了节约子弹，用鸟枪和马刀处决了。 杀人的时候，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炸雷一个接一个在头顶炸响，震得人头皮发麻。李顺运心里不踏实，害怕天下大雨，民兵活干得粗糙，冒着倾盆大雨，一个一个仔仔细细验过尸，发现地富子女杨角境和杨田梅还没断气，又亲手补了刀，这才放心，一身被淋得像个落汤鸡。 9月2日下午，大队文革副主任杨角相通知召开党干会，商量重要问题。治保主任杨延晶主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判处杨锡才的死刑”。那么多人说杀就杀，一句话的事，为什么杀杨锡才如此慎重其事，开专题会讨论呢？原来杨锡才与前面所杀的那些人有一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出身贫农。果不其然，杀杨锡才的事，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异议：“四类分子杀了还不是杀了，可是杨锡才是贫农呀！”杨角相说：“贫农就杀不得？杨锡才是一坨毒，那些杀了的四类分子哪一个有他调皮？不杀了他以后我们大队干部还有威信？”又有人提出：“现在47军已经进驻了，公社也来了通知，不准再杀人了，谁杀谁负责。”杨角红说：“不杀他，我们大队就没人可杀了！杀了他，我负责，要坐牢我去。” 在杨角红、杨角相等人的坚持下，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通过杨锡才的死刑判决。 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定性”，杨角红亲自带队把杨锡才喊出来，一索子捆了，用鸟枪杆子猛打，一边打一边问老不老实，认不认罪。杨锡才晓得场合不对，跪地求饶。杨角红冷笑道：“你现在晓得老实了？早干什么去了？”与另一个民兵，用鸟枪将杨锡才打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