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活得投机、死得遗憾

刘晓东

“无敌派”、“温和派”、妥协派”的领袖刘晓波走了，我真心希望他在阴间一路走好。因为，他在阳间的路走得不好，他的无敌论调饱受批评，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阻碍和破坏，大大地帮助了中共的维稳，也大大地误导了国内民众和西方世界。他的无敌论调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他二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并到死都没有改变的论调。他的去世对中国民主进程是一个进步。

纵观刘晓波的人生轨迹，他对中国民主进程没有任何贡献，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他只是一个假借政治反对派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刘晓波最终获个人成功取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他精于算计和投机的结果，更是与他关联的民运利益集团在海外投机运作的结果。实际上，这个靠投机运作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大业没有起到任何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刘晓波这样一个政治多变、私德严重低下的人被捧成民族典范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耻辱，也是这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中国极权社会的畸形产物，更是海外民运畸形运作的畸形产物。

刘晓波最初是靠批判刘再复、李泽厚、方励之、刘宾雁等一批名人而扬名，事後刘晓波又去向他批过的人当面解释说，你们名利房子都有了，我什么都没有，只能这么做。这就是精于算计的刘晓波的人格所在。在批名人的同时，刘晓波还大批特批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勇敢地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不敢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

刘晓波一直认为共产党执政合法，并一直认为共产党不是敌人。这些思想和论调最早出自二十八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出自这一天他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写的一个呼吁书中，他这样写道：“通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共产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不到一个月後，他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又重复了这个肯定中共权力合法性的无敌之说。刘晓波不是不知道，没有人民选举的政权何来合法性？刘晓波这些误导之说与他精于算计的性格分不开。

刘晓波扬名的又一个重要行动是他在1989年6月2日参与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行动。对此行动，刘晓波的机会主义拥趸们不顾历史事实地大力追捧，强调刘晓波与戒严部队谈判的“功劳”。在此，不妨引用我数年前的文章《点评 <开放杂志 >专刊， 再论原则性分歧》中对刘晓波这段历史的分析：

“万润南在此专刊文章中的第四节‘率君子绝食，功德无量’对刘晓波二十年前的绝食行动给以高度评价；此专刊发表的<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对吾尔开希的专访，也对此给以正面评价，吾尔开希也说到‘刘晓波发起绝食是为了取得广场发言权，„„他取得发言资格後，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此专刊中的另一位作者梁慕娴也对刘晓波的绝食给以同样的新解释。

“我们不妨回头去看一看历史，看看刘晓波绝食是为了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呢？还是为了掀起以他为中心的学运高潮？其实只要稍微参考一下刘晓波自己的描述就足以证实他绝食的真实想法。

“刘晓波发起绝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仅在中共屠杀的两天前，北京实行戒严的十二天後。六月二日前广场的真实情况是：五月十三日发起的绝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为静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那天激起学生异常激烈的情绪，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纷纷到广场去劝说学生退出广场，劝说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时，家在北京的学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广场。这个情况在刘晓波写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简称《独白》）中有所描述，他写到：“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我基本上离开了广场，只是偶尔去看看，呆几个小时就走。广场上的气氛日渐冷清，围观的人已经寥寥，每个帐篷中只有一、两个人。”（见《独白》175页）“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过广场，只有纪念碑附近还有些人。（见《独白》184页）”这才是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历史背景，即，大部分学生已经撤出广场，根本不需要如吾尔开希所说的‘刘晓波绝食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

“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心愿也在《独白》中有几页纸的详细描述。其中最能说明他绝食心愿的是这两句：‘我知道我将为不景气的学运注入新的刺激，我们的绝食肯定会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成为戒严令发布後的头号新闻。绝食也许真能重新激起人们对学运的热情，再一次掀起高潮。（见《独白》197页）’同时，绝食四君子在绝食前一天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四个人的采访谈话都没有讲到吾尔开希现在所说的绝食理由。当天，刘晓波又向学生发表演说宣布第二天绝食，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理由，更没有发表要学生撤出广场的任何言论。

“在此书的 ‘发起绝食’一章中，刘晓波提到了‘通过绝食获得发言权’的几个想法，一是想告诉政府白色恐怖是吓不住人的，二是想结束知识分子只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三是想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但他压根儿没说吾尔开希现在替他说的‘他取得发言资格後，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

“真实的历史是，在那种严峻形势下，刘晓波没有像其他的大学教师那样去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避免流血。相反，他却发起绝食，吸引媒体的聚焦，把学生吸引回广场，再一次掀起以他为中心的运动高潮。而且刘晓波发起的绝食所引发的高潮竟高得出乎他的意料，他写到：‘在我和周舵讨论绝食的细节时，在我与侯德健商量绝食宣言时，在我们四人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在我们刚刚来到纪念碑上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绝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会掀起如此广泛而狂热的社会动员。’

“更能证明吾尔开希的话不是历史事实的是，到六月四日凌晨两点时，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的人和平撤离’，其他两位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离，四君子中唯有刘晓波提出了三个不撤的理由，坚决反对撤离广场，尽管他最後不得不以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其他三人的撤离意见（见《独白》223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离的王蓉芬女士在听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後气愤地说：‘刘晓波绝食是作秀，„„ 刘晓波是历史罪人。’”

随後，刘晓波于1989年6月6日被捕，并于1989年9月上央视讲话四十多分钟，为中共掩饰天安门广场的屠杀。遗憾的是，这是刘晓波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这个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的见证的。所以，“央视认罪”这一方式是刘晓波的首创，要不是刘晓波挖空心思地想出这么个向中共示好的妖蛾子，中共官方还真一时想不到这种它此後屡屡施行的认罪方式。

根据与刘晓波隔壁坐牢的刘刚的回忆文章，刘晓波上央视没受到多少官方压力，相反的是，当时他们的看管头头非常同情他们，竭力劝阻刘晓波不要上央视，告诉刘晓波他不会被判死刑，刘晓波不信，坚持要上央视赎罪。最後气得这位看管在刘刚面前大骂刘晓波软骨头。尽管刘晓波的拥趸们认为刘晓波是受到压力才上央视的，他自己在《独白》中的这段忏悔话才真正说明了事实真相和真实思想，也说明了他为自己开脱的诡辩和性格的多面。他在《独白》中这样说到：“清场时我没见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而宁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吾尔开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了道德美名而抛弃了尊重事实。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选择尊重事实的确需要勇气。因而，尽管这次采访可能会损害我的道德名誉，但我宁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实，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的。”他的另一个上央视的理由是，要和侯德健站在一起，不让侯德健独自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人们的盲目和狂热足以淹没侯德健的真诚的声音。既然讲出事实要承担全世界的指责，那么作为事实目击者的我决不能让侯德健一人承担这种指责。”

坐牢一年後，在1990年11月刘晓波写了一份“才华横溢，不同凡响”的《悔罪书》，这份《悔罪书》被中共高兴地做为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各大学散发和宣读，起到巨大误导作用，这一操作恐怕也是中国监狱有政治犯以来始于刘晓波的首创。刘晓波被关押一年七个月二十天後，于1991年1月26日释放，释放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清楚地说明，释放和免除刘晓波刑事处分的理由是由于他“立功、悔罪的表现”。

1992年4月，刘晓波在台湾发表了他的书《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其中对被释放的心理他这样写到：“我被释放後，在法院里等待去大连的几个小时内，突然得到自由的狂喜使我暗暗庆幸悔罪的高明。太值了，一纸官样文章换来的居然是自由！”回到大连家後，刘晓波的亲人们也说：“太值了，这叫用最少的投资换取最大的效益。小三，咱们又赢了！”可当时社会舆论却一致谴责刘晓波投机的“重大立功表现”，使刘晓波“有些坐立不安”，他又转而感到，如果坐满十一年牢房，“头号英雄的桂冠非我莫属”。这种功利主义的算计也是现今中国极权社会无所不在的风尚。

在《独白》里，刘晓波还批评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此书一出就遭到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作家撰文猛烈抨击，尤其作家徐星撰文《我所认识的刘晓波》，披露了刘晓波书中的假话，解剖了刘晓波的投机行为，徐星说“刘晓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徐星还说，刘晓波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这样写到：“跟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政论家曹长青也批评刘晓波到：“後来刘晓波撰文，痛斥学生把运动升级，激化矛盾，但却没见他真正反省这最严重的一次激化矛盾（指刘晓波的绝食行动），而且是出于那样一个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出发点。”

如果有人认为刘晓波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投机行为做了深刻剖析和忏悔，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的发展是，有了第一次坐牢的“值”，刘晓波便知道了如何利用以後的坐牢获取政治资本还又可以在牢中享受“人性化”“柔性化”的待遇。而他第四次坐牢使这种算计更加炉火纯青，他当时的一纸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後陈述》把无敌论调说得更加误导和露骨。这篇典型无敌论的陈述文章还成为他接受诺和平奖的演说词。这真是诺委会的巨大耻辱！我将在此文稍後解剖刘晓波这个演说词的严重问题。

刘晓波的第二次被软禁是因为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周年呼吁书”， 为此他被软禁在香山七个月，时间是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八个月後的1996年9月，刘晓波第三次被捕，原因是与王希哲联名发表《双十宣言》，被劳教三年，1999年10月7日获释。曹长青在他的文章《撕裂的刘晓波》中对刘晓波这次行动这样不解地写到：“但他（刘晓波）却会忽然（1996年）去找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俩人联署给国共两党上书《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要尽快联手促进和平统一。要民主政府和独裁政权联手组成“联合当局”，这真是荒谬不堪！我完全想不通刘晓波这种思想分裂的原因在哪里。”在我三妹看来，刘晓波所有的被捕都不是因为他彻底反共，彻底认清中共所致，而是中共以言治罪的荒谬特性所致，而更荒谬的是，被以言治罪的刘晓波自己却反过来感谢中共人权进步。後来在给廖亦武的信中，刘晓波如实道来这三次关押所受的待遇，说他一直受到优待，说自己是“监狱里的贵族”。

2004年至2006年，正当全国维权运动大潮时，刘晓波冷眼旁观，不参与也不支持，还指责维权领袖高智晟律师过激。那段时间的刘晓波被大众频频抨击，说他狭隘投机，说他嫉妒高律师。

2008年时，刘晓波的又一次政治机会是，张祖桦搞了一个《零八宪章》。其实刘晓波并没有参与写作，他参与签名时，前面已经有两百多人签名，他想提出修改意见时，也已经晚了。《零八宪章》的原则性误导是：它把中共当前恶劣的人权状况说成有了根本性进步。它把中共统治分成毛泽东时代和经济改革时代，它狠批毛泽东时代践踏人权，同时肯定经济改革时代中共的“人权进步”。它认为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的拒绝人权到改革开放後的接受人权，人权达到进步和改善。残酷的事实一次次地证明，《零八宪章》的这个判断与中国人权现状完全不符。《零八宪章》还无视现今腐败透顶的中共利益集团与人民尖锐对立的实际状况，回避了中共执政六十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带给中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灾难。《零八宪章》以谏言规劝的方式企图使中共自行转变为民主政党，寄希望于中共极权的自我改良，都只是无谓的妄想。

刘晓波和他的拥趸们一直把《零八宪章》说成是中国版本的《七七宪章》。事实上，《七七宪章》直指捷克共产党政府践踏人权，明确要求政府履行它对1975年所签署的欧安会协议所承担的义务：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保障公民基本人权。而《零八宪章》则认为中国人权有了根本性进步，以大量篇幅重复中国现有宪法中已有的条文，希望中共自我改良。《七七宪章》形成了捷克社会以及东欧共产党国家集团中旗帜鲜明的反对运动，而《零八宪章》对中国人民的反对运动起的是误导和阻碍的作用。《七七宪章》是反抗当局践踏人权的“抗议书”，而《零八宪章》是向当局谏言的“谏言书”。

下面引用我的文章《点评开放杂志专刊，再论原则性分歧》中具体对《零八宪章》签名人的两段话：

“沙叶新先生在文中还说：‘两位上海朋友认为宪章的目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因此在内容上不应该针对权力机构太多，而应该着重针对公民社会，我同意两位上海朋友的意见，……’”

“看来，沙叶新有所不知的是，宪法是制衡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只有先制定好制衡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民法才能顺理成章，因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例外）。《零八宪章》主要是讨论制定宪法的宪章，它应该是站在人民立场针对政府的，重心应放在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上。但是，《零八宪章》却是站在中共的立场，正如刘晓波的挚友余杰所言，‘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从余杰到沙叶新和他的上海朋友的‘意见’，我们就能看到《零八宪章》的出发点和动机出了问题。”

由于刘晓波的名声大，中共便以他参与《零八宪章》为由，于2008年12月8日将其抓捕。遗憾的是，当全世界同声抗议中共以言治罪刘晓波的非法行为时，他却在被非法拘留一年後，于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审判中歪曲事实地发出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後陈述》的陈词，为中共的司法和监狱美言，还说“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和“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这不禁令人发问：如果中共的人权果真像刘晓波所说的如此进步，为什么中共还把无罪的刘晓波抓进监狱，重判十一年？

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词中不但严词谴责苏共践踏人权，还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苏联政治犯名单，由他的妻子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念出来，呼吁苏联政府释放这些政治犯。而刘晓波的同一演讲词中却长篇表扬了中共监狱的三个司法人员和管教；热情美化中共监狱的柔性化音乐、人性化管理；高调肯定中国人权的进步。在八九六四民主运动过去二十年後，刘晓波再把他的“无敌论”发挥成“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些还不够，刘晓波在演讲辞中还大篇幅肉麻地描述他与妻子的私情。在这样一个表达思想的黄金时刻，刘晓波竟然发出这样一篇下跪告饶的陈述，而诺贝尔和平奖竟然就颁给了这样一个价值颠倒、逻辑混乱、软弱无骨、人性狭隘的刘晓波，这是何等的荒谬！

刘晓波的拥趸们吹捧说，刘晓波在89年从美国毅然回国参加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刘晓波自己也说他已经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一年访问学者的位置。知道真相的曹长青在他的文章《撕裂的刘晓波》中对此有写到：“他（刘晓波）说∶‘八九抗议运动开始时，我还在美国，刚刚接到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做一年访问学者的邀请信，完全可以吃穿不愁地呆下去。’这说法和事实之间有相当的距离。那个哥大访问学者的邀请，只是名义上的，既没什么钱，也没有研究项目。刘晓波在纽约期间，邀请他的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连他的面都没见过。他自己也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说吃穿不愁是过于潇洒了点。”曹长青又写到：“刘晓波在89年放弃在美国的访问学者机会回国参加八九民运，已经成为‘佳话’之一。虽然在他回国之前的十几天里，我跟他住在一起，了解当时刺激他回国的一些可见因素，但看了《独白》中他坦承的那些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通过‘政治投机’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我仍相当感叹∶他做事情，对其背後的名利得失，竟然可以算到如此这般的骨子里。尽管中国人的‘精明’举世闻名，但能达到刘晓波那种算法的，我相信绝不多见。”“他就毅然决然地跑回没有老虎的山里，做猴子去了。在‘生活得更舒服’和‘扬名海内外’之间，做了很多事、坐了几次牢，也真成了‘共产党制造的英雄’。求仁得仁，应该祝贺他！”

有人会问，既然刘晓波是向中共谏言的“无敌派”“合作派”，为什么中共还抓捕他，还控制他的言论呢？因为，这不是以刘晓波的态度所决定，而是以中共的特性所决定。中共的特性是视人民为仆为敌，它不放心任何形式的“奴才”。它不放心说它好话的奴才，也不放心说“老爷，您的袍子脏了”的奴才。在中共眼中，不管你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不管你是合作派还是抗争派，不管你是无敌派还是有敌派，不管你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统统都被它视为敌对势力，出于这个特性，中共才会总是对控制下的人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更何况，它狡诈地想控制和利用刘晓波极具误导性的影响。

中共对敌策略有所不同的只是对这些控制下的政治犯的待遇，对刘晓波是“人性化“柔性化”，对高智晟和力虹是酷刑。不过，尽管刘晓波说了这么多中共好话，帮了中共这么大的忙误导民众，却没能达到去海外治病的最终愿望。机关算尽，谁也无法算计死亡何时到来，刘晓波这一把失算了，走得分外遗憾。

随着刘晓波误导的逝去，随着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腐败的展开，中共体制的邪恶已经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个体制不受人民监督、无视人权、随心所欲地抢占人民财产，这个体制中数百个高官家庭就能掏空国家，就能把人民财产全部据为己有。我们不要再被刘晓波的误导所迷惑，不要看他得什么奖，出什么名，而要看他怎么说怎么想。那些为中共人权涂脂抹粉的都是为其忽悠维稳的几面通吃的投机者。

历史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也不是个人投机的砝码。认清刘晓波的诸多误导非常必要，因为，只有具备正确的认识才能具备正确的行动。只有扫除中共腐败政府渗透污染至民间社会的无所不在的造假说谎、投机取巧、追求功利的腐败行为，才能延续中华血脉，重建有道德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古语道，以巧用兵，以正治国。就是说，搞政治要正，否则就失去公信力。我们要颠覆共产党的统治和思维模式，就要从这里做起：正本清源，恢复正气，重建道德。

2017年7月13日星期四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