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活得投機、死得遺憾

劉曉東

“無敵派”、“溫和派”、妥協派”的領袖劉曉波走了，我真心希望他在陰間一路走好。因為，他在陽間的路走得不好，他的無敵論調飽受批評，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巨大阻礙和破壞，大大地幫助了中共的維穩，也大大地誤導了國內民眾和西方世界。他的無敵論調不是一時興起，而是他二十幾年來一直堅持併到死都沒有改變的論調。他的去世對中國民主進程是一個進步。

縱觀劉曉波的人生軌跡，他對中國民主進程沒有任何貢獻，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他只是一個假借政治反對派面貌出現的投機分子。劉曉波最終獲個人成功取得諾貝爾和平獎是他精於算計和投機的結果，更是與他關聯的民運利益集團在海外投機運作的結果。實際上，這個靠投機運作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民主大業沒有起到任何促進和推動的作用。劉曉波這樣一個政治多變、私德嚴重低下的人被捧成民族典範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恥辱，也是這個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中國極權社會的畸形產物，更是海外民運畸形運作的畸形產物。

劉曉波最初是靠批判劉再復、李澤厚、方勵之、劉賓雁等一批名人而揚名，事後劉曉波又去向他批過的人當面解釋說，你們名利房子都有了，我什麼都沒有，只能這麼做。這就是精於算計的劉曉波的人格所在。在批名人的同時，劉曉波還大批特批中國人民和中國傳統文化，勇敢地徹底否定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不敢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

劉曉波一直認為共產黨執政合法，並一直認為共產黨不是敵人。這些思想和論調最早出自二十八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出自這一天他在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寫的一個呼籲書中，他這樣寫道：“通過十年改革，共產黨得到了執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共產黨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權利，‘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是非民主的。”不到一個月後，他在“六.二絕食宣言”中又重複了這個肯定中共權力合法性的無敵之說。劉曉波不是不知道，沒有人民選舉的政權何來合法性？劉曉波這些誤導之說與他精於算計的性格分不開。

劉曉波揚名的又一個重要行動是他在1989年6月2日參與的天安門廣場絕食行動。對此行動，劉曉波的機會主義擁躉們不顧歷史事實地大力追捧，強調劉曉波與戒嚴部隊談判的“功勞”。在此，不妨引用我數年前的文章《點評 <開放雜誌 >專刊， 再論原則性分歧》中對劉曉波這段歷史的分析：

“萬潤南在此專刊文章中的第四節‘率君子絕食，功德無量’對劉曉波二十年前的絕食行動給以高度評價；此專刊發表的<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對吾爾開希的專訪，也對此給以正面評價，吾爾開希也說到‘劉曉波發起絕食是為了取得廣場發言權，„„他取得發言資格後，再動員學生撤離現場。’此專刊中的另一位作者梁慕嫻也對劉曉波的絕食給以同樣的新解釋。

“我們不妨回頭去看一看歷史，看看劉曉波絕食是為了取得發言權說服學生撤離現場呢？還是為了掀起以他為中心的學運高潮？其實只要稍微參考一下劉曉波自己的描述就足以證實他絕食的真實想法。

“劉曉波發起絕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僅在中共屠殺的兩天前，北京實行戒嚴的十二天後。六月二日前廣場的真實情況是：五月十三日發起的絕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為靜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那天激起學生異常激烈的情緒，但是一些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紛紛到廣場去勸說學生退出廣場，勸說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時，家在北京的學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廣場。這個情況在劉曉波寫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簡稱《獨白》）中有所描述，他寫到：“從五月二十五日開始，我基本上離開了廣場，只是偶爾去看看，呆幾個小時就走。廣場上的氣氛日漸冷清，圍觀的人已經寥寥，每個帳篷中只有一、兩個人。”（見《獨白》175頁）“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過廣場，只有紀念碑附近還有些人。（見《獨白》184頁）”這才是劉曉波絕食的真實歷史背景，即，大部分學生已經撤出廣場，根本不需要如吾爾開希所說的‘劉曉波絕食取得發言權說服學生撤離現場’。

“劉曉波絕食的真實心願也在《獨白》中有幾頁紙的詳細描述。其中最能說明他絕食心願的是這兩句：‘我知道我將為不景氣的學運注入新的刺激，我們的絕食肯定會引起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成為戒嚴令發布後的頭號新聞。絕食也許真能重新激起人們對學運的熱情，再一次掀起高潮。（見《獨白》197頁）’同時，絕食四君子在絕食前一天接受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採訪，四個人的採訪談話都沒有講到吾爾開希現在所說的絕食理由。當天，劉曉波又向學生發表演說宣布第二天絕食，他也沒有提到這個理由，更沒有發表要學生撤出廣場的任何言論。

“在此書的 ‘發起絕食’一章中，劉曉波提到了‘通過絕食獲得發言權’的幾個想法，一是想告訴政府白色恐怖是嚇不住人的，二是想結束知識分子只動口不動手的傳統，三是想把自己從芸芸眾生中分離出來，但他壓根兒沒說吾爾開希現在替他說的‘他取得發言資格後，再動員學生撤離現場。’

“真實的歷史是，在那種嚴峻形勢下，劉曉波沒有像其他的大學教師那樣去說服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避免流血。相反，他卻發起絕食，吸引媒體的聚焦，把學生吸引回廣場，再一次掀起以他為中心的運動高潮。而且劉曉波發起的絕食所引發的高潮竟高得出乎他的意料，他寫到：‘在我和周舵討論絕食的細節時，在我與侯德健商量絕食宣言時，在我們四人接受記者的採訪時，在我們剛剛來到紀念碑上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次絕食會產生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會掀起如此廣泛而狂熱的社會動員。’

“更能證明吾爾開希的話不是歷史事實的是，到六月四日凌晨兩點時，絕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感到了局勢的危機、‘下決心組織留在廣場的人和平撤離’，其他兩位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離，四君子中唯有劉曉波提出了三個不撤的理由，堅決反對撤離廣場，儘管他最後不得不以少數服從多數同意其他三人的撤離意見（見《獨白》223頁）。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撤離的王蓉芬女士在聽到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氣憤地說：‘劉曉波絕食是作秀，„„ 劉曉波是歷史罪人。’”

隨後，劉曉波於1989年6月6日被捕，並於1989年9月上央視講話四十多分鐘，為中共掩飾天安門廣場的屠殺。遺憾的是，這是劉曉波自己主動提出來要做這個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的見證的。所以，“央視認罪”這一方式是劉曉波的首創，要不是劉曉波挖空心思地想出這麼個向中共示好的妖蛾子，中共官方還真一時想不到這種它此後屢屢施行的認罪方式。

根據與劉曉波隔壁坐牢的劉剛的回憶文章，劉曉波上央視沒受到多少官方壓力，相反的是，當時他們的看管頭頭非常同情他們，竭力勸阻劉曉波不要上央視，告訴劉曉波他不會被判死刑，劉曉波不信，堅持要上央視贖罪。最後氣得這位看管在劉剛面前大罵劉曉波軟骨頭。儘管劉曉波的擁躉們認為劉曉波是受到壓力才上央視的，他自己在《獨白》中的這段懺悔話才真正說明了事實真相和真實思想，也說明了他為自己開脫的詭辯和性格的多面。他在《獨白》中這樣說到：“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是事實，講事實是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我最討厭中國人為樹立道德美名而寧願歪曲事實的道德至上主義，吾爾開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實的抉擇中，選擇了道德美名而拋棄了尊重事實。在一定意義上，特別是在此次運動中，選擇尊重事實的確需要勇氣。因而，儘管這次採訪可能會損害我的道德名譽，但我寧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實，相信總有一天歷史會澄清的。”他的另一個上央視的理由是，要和侯德健站在一起，不讓侯德健獨自承受“巨大的社會輿論的壓力，人們的盲目和狂熱足以淹沒侯德健的真誠的聲音。既然講出事實要承擔全世界的指責，那麼作為事實目擊者的我決不能讓侯德健一人承擔這種指責。”

坐牢一年後，在1990年11月劉曉波寫了一份“才華橫溢，不同凡響”的《悔罪書》，這份《悔罪書》被中共高興地做為大學生的洗腦教材在各大學散發和宣讀，起到巨大誤導作用，這一操作恐怕也是中國監獄有政治犯以來始於劉曉波的首創。劉曉波被關押一年七個月二十天後，於1991年1月26日釋放，釋放時，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上清楚地說明，釋放和免除劉曉波刑事處分的理由是由於他“立功、悔罪的表現”。

1992年4月，劉曉波在台灣發表了他的書《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其中對被釋放的心理他這樣寫到：“我被釋放後，在法院裡等待去大連的幾個小時內，突然得到自由的狂喜使我暗暗慶幸悔罪的高明。太值了，一紙官樣文章換來的居然是自由！”回到大連家後，劉曉波的親人們也說：“太值了，這叫用最少的投資換取最大的效益。小三，咱們又贏了！”可當時社會輿論卻一致譴責劉曉波投機的“重大立功表現”，使劉曉波“有些坐立不安”，他又轉而感到，如果坐滿十一年牢房，“頭號英雄的桂冠非我莫屬”。這種功利主義的算計也是現今中國極權社會無所不在的風尚。

在《獨白》裡，劉曉波還批評八九民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此書一出就遭到王若望、劉賓雁、鄭義等作家撰文猛烈抨擊，尤其作家徐星撰文《我所認識的劉曉波》，披露了劉曉波書中的假話，解剖了劉曉波的投機行為，徐星說“劉曉波是一個極富心計而又極不統一的人”。徐星還說，劉曉波在送給他的一本書的扉頁這樣寫到：“跟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政論家曹長青也批評劉曉波到：“後來劉曉波撰文，痛斥學生把運動升級，激化矛盾，但卻沒見他真正反省這最嚴重的一次激化矛盾（指劉曉波的絕食行動），而且是出於那樣一個為了成名不擇手段的出發點。”

如果有人認為劉曉波在這本書中對自己的投機行為做了深刻剖析和懺悔，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情況的發展是，有了第一次坐牢的“值”，劉曉波便知道了如何利用以後的坐牢獲取政治資本還又可以在牢中享受“人性化”“柔性化”的待遇。而他第四次坐牢使這種算計更加爐火純青，他當時的一紙文章《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把無敵論調說得更加誤導和露骨。這篇典型無敵論的陳述文章還成為他接受諾和平獎的演說詞。這真是諾委會的巨大恥辱！我將在此文稍後解剖劉曉波這個演說詞的嚴重問題。

劉曉波的第二次被軟禁是因為與王丹、陳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周年呼籲書”， 為此他被軟禁在香山七個月，時間是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八個月後的1996年9月，劉曉波第三次被捕，原因是與王希哲聯名發表《雙十宣言》，被勞教三年，1999年10月7日獲釋。曹長青在他的文章《撕裂的劉曉波》中對劉曉波這次行動這樣不解地寫到：“但他（劉曉波）卻會忽然（1996年）去找一個極端民族主義份子，倆人聯署給國共兩黨上書《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要儘快聯手促進和平統一。要民主政府和獨裁政權聯手組成“聯合當局”，這真是荒謬不堪！我完全想不通劉曉波這種思想分裂的原因在哪裡。”在我三妹看來，劉曉波所有的被捕都不是因為他徹底反共，徹底認清中共所致，而是中共以言治罪的荒謬特性所致，而更荒謬的是，被以言治罪的劉曉波自己卻反過來感謝中共人權進步。後來在給廖亦武的信中，劉曉波如實道來這三次關押所受的待遇，說他一直受到優待，說自己是“監獄裡的貴族”。

2004年至2006年，正當全國維權運動大潮時，劉曉波冷眼旁觀，不參與也不支持，還指責維權領袖高智晟律師過激。那段時間的劉曉波被大眾頻頻抨擊，說他狹隘投機，說他嫉妒高律師。

2008年時，劉曉波的又一次政治機會是，張祖樺搞了一個《零八憲章》。其實劉曉波並沒有參與寫作，他參與簽名時，前面已經有兩百多人簽名，他想提出修改意見時，也已經晚了。《零八憲章》的原則性誤導是：它把中共當前惡劣的人權狀況說成有了根本性進步。它把中共統治分成毛澤東時代和經濟改革時代，它狠批毛澤東時代踐踏人權，同時肯定經濟改革時代中共的“人權進步”。它認為中共從毛澤東時代的拒絕人權到改革開放後的接受人權，人權達到進步和改善。殘酷的事實一次次地證明，《零八憲章》的這個判斷與中國人權現狀完全不符。《零八憲章》還無視現今腐敗透頂的中共利益集團與人民尖銳對立的實際狀況，迴避了中共執政六十年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和帶給中國人民的史無前例的災難。《零八憲章》以諫言規勸的方式企圖使中共自行轉變為民主政黨，寄希望於中共極權的自我改良，都只是無謂的妄想。

劉曉波和他的擁躉們一直把《零八憲章》說成是中國版本的《七七憲章》。事實上，《七七憲章》直指捷克共產黨政府踐踏人權，明確要求政府履行它對1975年所簽署的歐安會協議所承擔的義務：改善國內人權狀況，保障公民基本人權。而《零八憲章》則認為中國人權有了根本性進步，以大量篇幅重複中國現有憲法中已有的條文，希望中共自我改良。《七七憲章》形成了捷克社會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集團中旗幟鮮明的反對運動，而《零八憲章》對中國人民的反對運動起的是誤導和阻礙的作用。《七七憲章》是反抗當局踐踏人權的“抗議書”，而《零八憲章》是向當局諫言的“諫言書”。

下面引用我的文章《點評開放雜誌專刊，再論原則性分歧》中具體對《零八憲章》簽名人的兩段話：

“沙葉新先生在文中還說：‘兩位上海朋友認為憲章的目的不是對抗，而是對話……，因此在內容上不應該針對權力機構太多，而應該着重針對公民社會，我同意兩位上海朋友的意見，……’”

“看來，沙葉新有所不知的是，憲法是制衡政府權力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只有先制定好制衡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民法才能順理成章，因為一個國家的主要問題出在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例外）。《零八憲章》主要是討論制定憲法的憲章，它應該是站在人民立場針對政府的，重心應放在如何限制政府的權力和保障人民的權利上。但是，《零八憲章》卻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正如劉曉波的摯友余杰所言，‘它給當權者、甚至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們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許多段落幾乎就是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從余杰到沙葉新和他的上海朋友的‘意見’，我們就能看到《零八憲章》的出發點和動機出了問題。”

由於劉曉波的名聲大，中共便以他參與《零八憲章》為由，於2008年12月8日將其抓捕。遺憾的是，當全世界同聲抗議中共以言治罪劉曉波的非法行為時，他卻在被非法拘留一年後，於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審判中歪曲事實地發出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的陳詞，為中共的司法和監獄美言，還說“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這不禁令人發問：如果中共的人權果真像劉曉波所說的如此進步，為什麼中共還把無罪的劉曉波抓進監獄，重判十一年？

蘇聯科學家薩哈羅夫1975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講詞中不但嚴詞譴責蘇共踐踏人權，還列出了一個長長的蘇聯政治犯名單，由他的妻子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念出來，呼籲蘇聯政府釋放這些政治犯。而劉曉波的同一演講詞中卻長篇表揚了中共監獄的三個司法人員和管教；熱情美化中共監獄的柔性化音樂、人性化管理；高調肯定中國人權的進步。在八九六四民主運動過去二十年後，劉曉波再把他的“無敵論”發揮成“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這些還不夠，劉曉波在演講辭中還大篇幅肉麻地描述他與妻子的私情。在這樣一個表達思想的黃金時刻，劉曉波竟然發出這樣一篇下跪告饒的陳述，而諾貝爾和平獎竟然就頒給了這樣一個價值顛倒、邏輯混亂、軟弱無骨、人性狹隘的劉曉波，這是何等的荒謬！

劉曉波的擁躉們吹捧說，劉曉波在89年從美國毅然回國參加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劉曉波自己也說他已經得到哥倫比亞大學一年訪問學者的位置。知道真相的曹長青在他的文章《撕裂的劉曉波》中對此有寫到：“他（劉曉波）說∶‘八九抗議運動開始時，我還在美國，剛剛接到哥倫比亞大學請我做一年訪問學者的邀請信，完全可以吃穿不愁地呆下去。’這說法和事實之間有相當的距離。那個哥大訪問學者的邀請，只是名義上的，既沒什麼錢，也沒有研究項目。劉曉波在紐約期間，邀請他的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連他的面都沒見過。他自己也連個固定住處都沒有，說吃穿不愁是過於瀟灑了點。”曹長青又寫到：“劉曉波在89年放棄在美國的訪問學者機會回國參加八九民運，已經成為‘佳話’之一。雖然在他回國之前的十幾天裡，我跟他住在一起，了解當時刺激他回國的一些可見因素，但看了《獨白》中他坦承的那些決定回國的主要原因——通過‘政治投機’實現自己的英雄夢——我仍相當感嘆∶他做事情，對其背後的名利得失，竟然可以算到如此這般的骨子裡。儘管中國人的‘精明’舉世聞名，但能達到劉曉波那種算法的，我相信絕不多見。”“他就毅然決然地跑回沒有老虎的山裡，做猴子去了。在‘生活得更舒服’和‘揚名海內外’之間，做了很多事、坐了幾次牢，也真成了‘共產黨製造的英雄’。求仁得仁，應該祝賀他！”

有人會問，既然劉曉波是向中共諫言的“無敵派”“合作派”，為什麼中共還抓捕他，還控制他的言論呢？因為，這不是以劉曉波的態度所決定，而是以中共的特性所決定。中共的特性是視人民為仆為敵，它不放心任何形式的“奴才”。它不放心說它好話的奴才，也不放心說“老爺，您的袍子髒了”的奴才。在中共眼中，不管你是溫和的還是激進的，不管你是合作派還是抗爭派，不管你是無敵派還是有敵派，不管你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統統都被它視為敵對勢力，出於這個特性，中共才會總是對控制下的人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更何況，它狡詐地想控制和利用劉曉波極具誤導性的影響。

中共對敵策略有所不同的只是對這些控制下的政治犯的待遇，對劉曉波是“人性化“柔性化”，對高智晟和力虹是酷刑。不過，儘管劉曉波說了這麼多中共好話，幫了中共這麼大的忙誤導民眾，卻沒能達到去海外治病的最終願望。機關算盡，誰也無法算計死亡何時到來，劉曉波這一把失算了，走得分外遺憾。

隨着劉曉波誤導的逝去，隨着郭文貴爆料中共高層腐敗的展開，中共體制的邪惡已經真實地展現在我們眼前：這個體制不受人民監督、無視人權、隨心所欲地搶占人民財產，這個體制中數百個高官家庭就能掏空國家，就能把人民財產全部據為己有。我們不要再被劉曉波的誤導所迷惑，不要看他得什麼獎，出什麼名，而要看他怎麼說怎麼想。那些為中共人權塗脂抹粉的都是為其忽悠維穩的幾面通吃的投機者。

歷史不是任人擺布的棋子，也不是個人投機的砝碼。認清劉曉波的諸多誤導非常必要，因為，只有具備正確的認識才能具備正確的行動。只有掃除中共腐敗政府滲透污染至民間社會的無所不在的造假說謊、投機取巧、追求功利的腐敗行為，才能延續中華血脈，重建有道德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古語道，以巧用兵，以正治國。就是說，搞政治要正，否則就失去公信力。我們要顛覆共產黨的統治和思維模式，就要從這裡做起：正本清源，恢復正氣，重建道德。

2017年7月13日星期四於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