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回憶李祿、柴玲和封從德 再談一下我同柴玲關於5月30日撤出天安門廣場的爭論:上周末，我還同小封一道在麒麟金閣吃飯。我沒感覺我們吵架啊。我跟小封之間不過是朋友之間的正常討論而已。 再說了，兄弟鬩牆與內，老子打兒子，最高統帥將副統帥象打鳥一樣地給滅掉，在中國似乎都是家常便飯了，這些似乎都是注入中國人骨髓中的優良品質和傳統中國文化了。我當年也同你一樣，一見到有人當街吵架就興奮，就圍觀，生怕沒打出血來。也許這些傳統近些年估計會少些了，那完全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的後患。雖然在國外生活了十多年，我們的心還是中國心，中國的那些優良傳統，在我們身上還是多多少少會有所體現的。 我對柴玲和封從德一向尊敬有加，對他們在89年期間的膽識和作為也格外欽佩。90年在秦城監獄時，聽到他們夫婦已經成功逃亡，曾經為他們高興得一夜未眠。但是，雖然我們同被列在六四的21人通緝令名單上，我也一向堅持道不同，不與為謀。我更不用共產黨的通緝令作為我劃清敵我友的界限。 記得在96年我剛到美國時，曾經在西方主流媒體造成了一段時間的轟動。一次柴玲帶着一位波士頓環球報的女記者朋友來見我，說是要整一篇有關居住在波士頓的中國著名流亡人士的長篇報道，並說主要是要報道劉剛、柴玲、沈彤和王軍濤。我一聽說要同柴玲、沈彤一起拍照上報紙，立即堅決拒絕，我也幾次拒絕柴玲帶來的她那位女記者朋友的採訪。軍濤幾次勸我給他們一個面子，讓他們也有機會在西方主流媒體上再露一回臉，我還是堅持不願同他們一道在媒體上露臉，並勸軍濤也不要同他們一道上新聞。軍濤沒有聽我勸，同柴玲、沈彤分別接受了那位柴玲朋友的採訪。結果在第二天的波士頓環球報的頭版頭條的位置，註銷了一副占了將近半個版面的柴玲抱着她的那個波斯貓的巨照，另一張沈彤站在他豪宅網球場旁的有巴掌大的照片則登在柴玲和波斯貓的腳下，而王軍濤的一張有二寸大小的坐在他家寒酸不堪的破舊樓梯上的照片則被登在位於後面的某一版的不顯眼的地方。我忘記了那篇報道的標題，但我真想給那篇占了幾版的報道加一個副標題：中國流亡者的貴族和貧農。 我同軍濤有幾次類似的分歧。那一次他給柴玲和貓當陪襯，不過是其中的一次。 王軍濤一向心慈手軟，他身邊的朋友幾次出賣他，包括他最親密的朋友向警方提供他藏身的地方並領着警察抓住他，他說依然要原諒他們，還要繼續作朋友。96年4月，王軍濤的另一位朋友也曾經帶着警察去許良英等人家裡去抓我，被許先生大罵了一頓。我一聽說此事後，便與此人不再來往。 軍濤勸我說依然要作朋友。也許是我缺少軍濤那種博大胸懷，但我選擇朋友的原則一向是寧缺勿濫。 在96年我剛到美國時，小封還在法國巴黎，但幾次追着我要談一些歷史問題，我都閉門不見。在那一年的一次由軍濤組織的新澤西會議上，小封並未受邀開會，但他由白夢開車接送，特地趕到會場，說是專程與我見面談話，被我婉拒。要求晚上到旅館同我面談，也被我謝絕。 我不願去爭論誰主撤誰不主撤的歷史舊賬。我一向認為89年的運動自絕食開始便成為布朗運動，是不可控熱核反應。我那時的主要目標便是將學生撤回各學校，實行校園割據。但我從來不堅持說這就是上上策，誰又知道，如果在廣場上再割據幾天，就可能發生向作家鄭義等人所期望的那樣的慶典似的成功革命呢？後來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登上蘇聯紅軍坦克，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澳塞斯庫被自己的嫡系軍隊就地正法，完全證明堅持廣場也有更美好的結局，只是概率有如中路透彩一樣，而且是要以遭到敵人血腥鎮壓為代價。 大家都知道是我當時最堅決要求撤出天安門廣場，並因此在聯席會議上同鄭義，鄭棣，陳明遠，及香港的丘延亮發生衝突。他們幾位堅持要永久占據天安門廣場，每次因為我提到撤字就聯合起來禁止我發言。鄭義在會上指責我說：“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一再提出撤出天安門廣場？現在廣場的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來越好”。鄭棣在會上說我是除了吃飯就是講撤了。丘延亮則說，只要學生堅持廣場，來自港澳台的精神支持和物質援助就會源源不斷。實際上鄭義，丘延亮，和陳明遠都是我請去開會的。後來，我在會後逐一地說服甘陽、劉蘇里、包遵信、張倫、老木、閩奇等人，才使得我們主撤派在聯席會議上漸漸占上風，也才使得我在5月27日能夠再一次提出於5月30日撤出廣場，得到了上述人的響應和支持。但也有人提出要堅持到6月20日，被我們否決。會後，不同的人都按照本人的意願去解釋執行不同的撤出計劃。 5月27日會後我立即到了廣場落實撤出方案，發現柴玲又變卦不同意5月30日撤出廣場計劃，並說是李祿的意見。我立即將李祿找來單獨談話，給他講明5月30日撤出廣場實際上是戰略轉移，是由廣場割據轉為校園割據，那時會保障外地聲援學生在北京的衣食住行。 李祿戴着墨鏡，不點頭亦不搖頭。我想我沒有說服他。隨後我同劉蘇里便着手安排在紀念碑上舉行的關於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門廣場的動員大會。我讓劉蘇里主持，讓王丹念聯席會議起草的十點聲明，我讓吾爾開希重點強調一下這一個月來北京民主運動所取得的重大成功，強調我們的民主運動會儘快向全國各地延伸。 在王丹和吾爾開希講話時，我草擬了一個字條，主要寫了這次大會後將進行由天安門廣場出發的民主大遊行，目的地將是北京的各大學校園。我同時將全國的八大地區與北京的八大學校對應，比如說華北地區同北大對應，要求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都參與到對應的北京高校的遊行隊伍和以後的校園集會活動。要求北京各高校保障外地來京學生的食宿。我將我草擬的這份撤出方案，交給柴玲，讓她照着念一遍就行。 張伯笠也要求講了幾句，他不過是又藉機宣揚一通他自封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的身份，聲稱要堅持占領天安門廣場。 我讓劉蘇里安排柴玲講話。柴玲站起來，一手持話筒，另一手拿着我的字條。她並沒有按着我的字條宣布大遊行路線和各地區進駐北京各高校的方案。而是說：“5月30日撤出天安門廣場，不是我們廣場指揮部的決定，也不是我們堅持在廣場的廣大學生的意願”，說到這裡，她用手指着我，又指指劉蘇里和甘陽，繼續說：“而是他們，那些所謂的精英們的意見”。 這時我聽到廣場上一片喧譁，她後面再講什麼，我就全然不知了。我當時只是想，在納悶，這丫頭也真會煽動，也真夠老辣的，想不到在這最後關頭被這丫頭給耍了。我還想，就是黃金榮、杜月笙再世，也沒有這丫頭這膽識這能量啊。我讓劉蘇里儘快宣布大會結束。隨後，甘陽似乎是擔心我們被激怒了的外地學生圍毆，立即拉上我和劉蘇里撤到政法大學的帳篷內，甘陽還是氣得直哆嗦，他猛然站起來，說了一句：“我去抽她丫的。”說完就向帳篷外沖，被我和蘇里左右抱住才將他攔下。並不住地勸他：咱們好爺們不同女斗。 我相信，有了這一段經歷，劉蘇里、甘陽，都會和我一樣，再見了柴玲，都會有一種吞了一顆蒼蠅的感覺。 我敢說，如果六四的結局是像羅馬尼亞那樣的意外成功，封從德和柴玲將是名垂青史的英雄。他們今天也一定會指責所有要求撤出天安門廣場的人為右傾退卻。不管怎麼說，我不認為我當時的撤就是唯一正確。而事實上我不曾將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我一直都認為是我在89年的最大失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