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中三次力保蒋介石的干儿子 （ZT) 蒋介石除了两个亲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干儿子”，那就是康国雄。康国雄一生也为这个敏感的头衔所累，在文革中差点因此丢了性命，多亏周恩来及时营救。 周恩来与康家的交往 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康心如的小儿子，康心如还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1920年代后期，康心如收购了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改为中资经营，几经奋斗，终于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除经营银行外，他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拥有若干企业。 抗战期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同时，他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也给过不少资助。 周恩来与康家兄弟都有来往。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安排她留在重庆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1957年2月，周恩来到重庆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的人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反右”中，康心如被划为“极右派”，撤职降级。经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康国雄偶遇蒋介石 康国雄成为蒋介石的干儿子还有一段渊源。据《北京晚报》刊文记载，早在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经常去汪山别墅小住。而1941年的重庆成为全国大后方，蒋介石也来到这里。蒋介石的官邸在黄山，康国雄的家在汪山，两地相距不远。到了周末，蒋介石和宋美龄常乘车来汪山，在离康家不远的地方下车，然后沿着公路散步。有一天，蒋介石夫妇在康家的后山坡上野餐，地上铺一块白桌布，上面放些点心。蒋介石是非同一般的人物，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在远处观望。康国雄那年十二岁，便与妹妹爬到树上眺望，警犬一通狂吠惊动了蒋介石夫妇，夫妇俩一看是两个孩子，就招呼他们过来。蒋介石问康国雄的姓名、在哪里上学。康国雄一一作答。蒋介石对这两个孩子很有好感，还约定：我们下次来再找你玩。
自此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过康家门口时都不忘叫一声：“国雄、国雄”。一次康国雄的妹妹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手上留下了香水味，这让小家伙兴奋异常，到处伸出手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立志从军 蒋介石“开后门”
蒋介石是在一次闲聊中才得知，眼前的“小康”竟是康心如的儿子。彼此熟了，蒋介石还不忘鼓励这个小家伙，在他的纪念册上曾留下过：“国雄贤侄，立志有恒”的题字。1942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轰动一时。归国后，蒋介石派侍卫官送给康国雄一支“51”型派克钢笔。
康国雄曾受邀前往蒋家做客，并因此结识了蒋纬国。印象中，蒋介石官邸的陈设不显豪华，只有普通的桌椅、沙发。晚宴是四菜一汤，菜的味道很淡并不好吃。
1945年康国雄报考空幼，却因没有小学文凭而被拒。说来也巧，在他去汪山的公路上又邂逅了蒋介石的车队，像往常一样，他高声喊住了车子，和几个小伙伴上了汽车。汽车空间很大，中间有座椅，几个同学坐在中间绰绰有余，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坐在后排。敢说敢当的康国雄诉说了投空幼无门的苦闷，蒋介石立即命令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去办理此事。不久，康国雄果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当他梦想着驾机翱翔的时候，日本投降，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了。 周恩来第一次批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他的遭遇不但得到章士钊等著名人士的鼎力帮助，甚至惊动周恩来三次批示予以保护。 章士钊与共产党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周恩来曾叮嘱下属，章士钊的信件必须当天送到。据《南方周末》刊文记载，1968年，为了说清“干儿子”一事，康心如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遂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恩来：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 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1969年底“备战”高潮中，北京机械学院奉命迁陕西汉中。这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接受审查的康国雄，因父亲康心如病逝，暂缓离京，料理完后事，于12月中旬被押到了汉中。 在康国雄动身赴陕西前夕，“专案组”一位黄先生私下告诉他，周恩来对他的问题有指示传达下来，大意是： 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 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 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 要文斗，不要武斗。 据说，机院“军宣队”为此曾考虑让康国雄留京待分配;在“清队”阶段，康国雄每晚可以回家住宿，与周恩来的指示不无关系。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被束之高阁 康国雄到汉中后，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证明拿给“军宣队”，遭到痛斥。康国雄悄悄把情况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求助。 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原文无标点，□为潦草难辨之字)： 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丁江写了一封指示信。 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事后得知，这位军代表只向机院了解了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那位军代表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周恩来给那位军代表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就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那位军代表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命运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对受审查的人有“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实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我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 批判他的人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 在这种氛围中，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的学生，被抓回来接受批判，他揭发康国雄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大会结束后，要康国雄立即交待。康国雄只好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 几天后，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连长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作了个决议，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听完此话，意识到一定是周恩来又有批示下来了!连长问康国雄什么时候走，康国雄说，“今天就走!” 周恩来这次批示的具体内容，康国雄是在返回北京后才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机院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此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回到北京先是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1997年，康国雄访问台湾，看望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蒋纬国，拜谒了蒋介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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