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45)

譚合成

卷五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筆者在前面講述（公社級）殺人冠軍蚣壩公社殺人情況時，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實錄，在這裡，講述殺人亞軍審章塘公社的殺人情況時，準備引用三名劫後餘生的弱女子的血淚控訴。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被殺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對較少，男女比例約為3.5：1，但，這並不說明男性受到的傷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傷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來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淚！多少磨難！多少屈辱啊！但是這次處遺工作中敢於站出來為自己、為死去的親人討一個公道的女性卻很少，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我能夠理解她們的選擇，同時也因為這理解而生出了一種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在親人被殺地情況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給了殺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兇手，但十九年的歲月過去，她們已經在新的家庭里生兒育女，並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們選擇沉默更多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後代，為了生命的延續，這是老天爺賦予女人偉大的天性。同時，我也向站出來為自己、為冤死的親人討個說法的女人們表示深深的敬意，她們選擇控訴，為的只是四個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縣東門鄉東子山人，46歲（1986年）。

我原先是審章塘公社東風大隊鴨婆頸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亂殺人的時候在祥霖鋪衛生院當醫生。我們大隊是（1967年）8月26日開始殺人的，怎麼殺起來的我搞不清楚，只覺得來得好突然，說殺就拖出去殺掉了。只說是上頭來了指示，又要殺地主了。由於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當時我嚇得要死，後來看到沒有動我們屋裡的人，才稍微放寬了一點心，想起丈夫在區里衛生院當醫生，不歸大隊管，總不可能殺到我們屋裡來吧？可是想不到因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作，拿工資，稍微有兩個活錢，日子過得可能比別人好一點點，就惹起好些人眼紅。8月28日大隊上開會研究殺二批，（大隊）文革主任丁運華在會上提出要把我丈夫抓回來殺掉，支書劉進昌表態同意，安排民兵營長唐明生帶人去祥霖鋪抓人。

第二天（8月29日），唐明生帶着大隊上的幾個民兵到祥霖鋪衛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隊。聽講當時他在給人看病，他們連病都不讓看完，說是害怕他毒害貧下中農。

我丈夫抓回來以後，當天沒有殺，隔了一天，到古歷7月29日，陽曆大概是8月31號，下午5點左右殺的。殺人兇手我記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馮來源兩個人。

殺我丈夫的時候，我都不曉得傷心，只曉得害怕，坐在屋裡渾身發抖。我的兩個乃崽，小的還只有3歲，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鬧，悄悄地走到我身邊，拉着我的手。我把他們一把接在懷裡，發現他們兩個也在發抖，可憐這麼小的年紀也曉得大禍臨頭了。

這時我想起柜子裡還有200多塊錢，這是我和朱可能一輩子的積蓄，將來還要靠它度命的。我連忙起身，打發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從柜子裡把錢找出來，想找個地方把它藏起來。一看屋裡，藏到哪裡都不放心，前幾天殺的那幾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裡翻得稀爛的。我就找了塊布在貼身的內衣上縫了個口袋，把錢裝好，又把口子縫上，感到錢貼着肉，心裡才稍微安了一點。

唐明生他們殺了人，又返回到我屋裡，進門就喊：“朱桂秀出來。”我以為他們要來殺我了，腦袋嗡的一聲，大了，腿肚子嚇得只轉筋，當時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緊，兩個乃崽還小，哪個來養他們呢？這時候又聽得唐明生說：“走，到衛生院去，把朱可能的東西搞回來。”我一聽不是來殺我的，一顆衝到口裡的心才落了回去，連忙跟着他們一起到了祥霖鋪衛生院，從我丈夫住的間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鋪蓋、衣服、洗臉盆、熱水瓶一起收拾好。他們要我一擔挑起，送到大隊部，說是沒收歸公了。接着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200多塊錢搜走了，又把家裡的雞、鴨、豬、穀子全部都抄走，把一個屋裡到處翻得稀爛的，還逼我把“隱藏的存摺”交出來。我賭咒發誓說：“從來沒存過一分錢，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錢，就殺了我。”他們這才作罷。

他們抄完家走了以後，我把家裡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着兩個乃崽睡了。這時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陣一陣地發痛，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怎麼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聲來驚動了隔壁鄰居，只好拼命地咬緊嘴巴。整個一天，我一個人都是木的，腦袋也是木的，身體也是木的，只想着如何順着他們來，莫惹他們生氣，把一家人的命保下來，到這時才覺得太冤枉了，我們一家人從來沒有哪一個做過一點壞事，沒犯過一點法，他們憑什麼要殺我屋裡的人，抄我屋裡的家？上頭說了要殺地富，可是我們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雖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個子弟啊！我點亮了燈，看着兩個已經睡着了的乃崽，心裡好着急的，丈夫殺掉了，錢也搜走了，屋裡的東西也抄走了，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帶了幾個民兵上門來了，二話不說，拖起我的兩個乃崽就走，我曉得是要斬草除根。我抱住我那個3歲的小兒子，求他們給我留一個。他們一把從我懷裡奪過去，說：“留一個？留到將來好報仇？”

一家四口人就這樣兩天功夫殺了三個。我感到徹底絕望了，什麼不顧了，扯開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後來，天慢慢得暗下來，我的嗓子也哭啞了，眼淚也哭流幹了，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屋子裡，也不曉得餓，也不曉得渴，就是那樣發呆。這時候唐明生又來了，一開始我以為他是來牽我去殺的，我坐着不理他，把個眼睛閉起來，心裡想，殺就殺吧，殺了乾淨，殺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陰洞地府里團聚，免得留着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這個世上遭罪。沒想到這個絕兜子（絕後）的一進門就把大門關起，拖起我進了裡面的屋子，就來脫我的衣服。我拼命地拉着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你不要這樣……朱可能才死，做不得這事。”唐明生這個畜牲拿着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說：“你這個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實，叫你跟朱可能一個下場。”……最後被他發蠻力把我按到床上強姦了。

被他強姦以後，他看到我一個人躺在床上流眼淚，又嬉皮笑臉地對我說：“哭什麼哭，我這根東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來過癮些吧!以後你就跟我做愛人（情婦）算了，我保證沒人敢來欺負你。”還講了好多流痞話，我都說不出口。

這個傢伙比畜牲還不如，殺了我的丈夫，殺了我的崽，占了我的身子，還想長期霸占我，我心裡又恨又怕，想起鴨婆頸這個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須想辦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辦法逃出去的時候，9月9日這一天，大隊又殺了16個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殺人家屋裡的子女。那時上頭已經下了指示不准再亂殺人了，47軍也下來過人到村子裡宣布不准亂殺人，但是大隊會計陳友忠堅持要殺，他說：“斬草要除根，我屋裡人手單薄，搞他們不贏，現在殺光了，心裡安然，免得以後給他們報仇。”那個時候要殺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說一個大隊幹部，就是一個貧下中農提出要殺哪個，只要你屋裡成分不好，就殺得成器。殺了你，家裡的人還不能做聲，還要表現好，不然一家人都會殺光了去。要是平時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險了。我們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這些人，一家8口殺得一個不剩。

張三妹，女，審章塘公社光輝（皂角壩）大隊人，48歲（1986年）。

我叫張三妹，家住審章塘公社皂角壩村（大隊）9組（生產隊）。67年亂殺風中，我丈夫扈裕發被扈千花等人殺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姦污。

我們大隊是怎麼殺起來的？殺人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要問那些殺人的人。那個時候，我們這些人每天只怕被殺，一天到晚提心弔膽，除了老老實實出工做事，哪裡敢打聽這些事情。我只曉得我們大隊是（農曆）7月13日開始殺人的，第一次殺了一個，是個地主子弟。開了群眾大會宣布的。（農曆）7月半過鬼節的那一天，又殺了一批，好像是3個還是5個，記不太清楚了。又過了兩天，上頭來人督戰，說還要殺一批。這一批殺得多，有十幾個。我丈夫扈裕發就是這一批被殺的。說是殺地富，其實子女也殺，有些不那麼聽話的貧下中農也殺。我們家雖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個時候不管那麼多，都是一樣對待的。殺我丈夫的都有那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個我是記死了。

殺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們通知我晚上到大隊禮堂開會。我問他：開什麼會？他說，不要問那麼多，去了你就曉得了。後來我才曉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沒有什麼會，是他和扈德立（大隊貧協主席）定下的詭計，要在路上強姦我。但是當時我並不曉得，心裡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時候，開不得會，開一次會就要殺一次人。

當天晚上，收了工以後，我趕快把夜飯做好，吃了飯，把兩個乃崽安頓好，急急忙忙往大隊禮堂去，我曉得遲到了不得了。這時候天已經麻麻黑了，從我屋裡到大隊禮堂要過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邊上時，被扈千花和扈德立兩個人短住了。扈德立上來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剛開始我還沒想到他要做什麼，後來他把我壓到地下，脫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臉都氣紅了，我們雖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層皮，他們這樣做叫我以後怎麼見人？我就拼死地反抗，最後被我掙脫了。慌慌張張，我就拼命地往屋裡跑。沒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後追。我剛進屋，他就追了進來，裝模作樣地說：“我不曉得扈德立會幹出這種事情來，太叫人氣憤了。”然後就賴在我家裡不走。

看到他那個樣子，我曉得他心裡又在打歪主意，心裡好氣的，但又不敢趕他出去，那個時候他在大隊造反派（“紅聯”）當頭頭，在大隊上威風得很。我就一聲不吭，陪他干坐着。

他看到我不作聲，就講：“你曉不曉得，不是我給講情的話，你，還有這兩個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還不感謝我？”

“感謝，感謝。”我沒得辦法，只得昧着良心這樣講。

他就講：“感謝的話，不要盡口裡的，要拿出點實際行動來。”

我講：“你看這屋裡有什麼好東西，你就拿去吧。”

他講：“東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講：“要人也做得，但是現在不行，過幾天好不好？”當時我只想着趕快把他哄出去。

他講：“答應了，還等什麼呢？”

上來就動手動腳。殺了我的丈夫，又要占我的身子，太過於欺負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講：“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發一樣的下場。”聽得這個話，我一下就軟了。我並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兩個乃崽沒人養，會要餓死去。最後沒有辦法被他強姦了。

幾天以後，就是（農曆）8月初5的晚上，這個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裡的門抽開，又強姦了我。我們農村那個門，不像你們城裡的門，上下是個門竇子，從下面拿東西一撬就抽開了。以後，為了防止他再來，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把門栓上，再用一根木槓把門頂住。就是這樣還是沒有防得他住。（農曆）8月28晚上，他又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裡，第三次強姦我。

後來大隊上安排我們這些殺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趕緊嫁了，這才擺脫了他的糾纏。

（張三妹這個老實巴交、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搞不太清楚的情況筆者在此略作補充。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光輝（皂角壩）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3人。1967年8月24日，大隊支書朱榮躍受其他社、隊殺人的影響，召開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問題，會後殺1人。8月25日朱榮躍、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隊參加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回來以後，立即召開大隊生產隊以上幹部和民兵幹部會貫徹會議精神，第二批殺5人。8月27日，祥霖鋪區副區長苑禮甫等人指派上渡民兵指揮部民兵下隊督促“補火”殺人，光輝大隊第三批殺11人。8月28日，公社開會統計殺人進度，之後該大隊又殺4人。其中貧農社員楊光俊因在“社教”運動中提過朱榮躍的意見，罵過朱榮躍“不得好死”，被朱親手殺害，殺的時候，朱問楊：“看你不得好死，還是我不得好死？”）

楊庚娥，女，江永縣界牌鄉黃家田村人，37歲（1986年）。

我的娘家是道縣審章塘公社張家村，現在娘家已經沒有人了，我的父親楊開錫，死的時候41歲，母親邱代秀，死的時候38歲，哥哥楊景芳，死的時候21歲，弟弟楊發新，死的時候12歲，還有一個小弟弟楊正新，死的時候9歲，他們都是1967年道縣“亂殺風”中，被同村的殺人兇手蔣得得殘酷殺害的。還有一個最可惡的幫凶就是我原來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楊景芳和朱金姣是1965年結婚的，剛開始夫妻感情蠻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與本村的蔣得得勾搭成奸，兩人就產生了矛盾。那個時候我們家成分高，在隊裡受欺壓，我爸爸人特別老實，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聲。只有我母親咽不下這口氣，經常跟朱金姣慪氣，有時間在屋裡講一下她的空話，但都不敢在外面講。沒想到，就這樣，蔣得得還是起了殺夫奪妻的心。

1967年8月，殺人風颳到了我們村子，8月25日，蔣得得為首帶着大隊上的一幫人抄了我們的家，把牲豬、雞鴨、穀子……凡數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抄起走了。當時大隊上已經開始殺人了，我們家因為人特別老實沒有被殺。隔了一天，8月27號區里來人督戰，說是要“補火”，蔣得得趁着這個機會，把我母親邱代秀和我哥哥楊景芳，拖出去殺了。跟蔣得得一同去的殺人兇手還有張光順。

當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裡抄家剩下的東西搬到了蔣得得家。

我們屋裡的人看了，心裡氣得要死。我父親要我們千萬莫做聲，臉上也不要做出樣子來，他講：“人已經殺了就算了，東西也不要緊，保住自己的命要緊。你哥哥已經死了，朱金姣遲早是蔣家的人，隨她去吧。”

我們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淚只能往肚子裡流，由着朱金姣在屋裡為所欲為，耀武揚威，聲都不敢做。蔣得得晚上過來，大搖大擺和朱金姣兩個人睡在我哥哥的床上，我們都裝作沒有看見。但是，沒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惡夢喊媽媽，被朱金姣聽見了，她對蔣得得說：“年紀雖小，大了一定會報仇的，還是要斬草除根才行。”

8月30號，蔣得得帶人把我的兩個弟弟楊發新、楊正新抓去殺害了。

9月3號，蔣得得和朱金姣舉行了婚禮。

我父親趕快打發我到親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這時候，上頭已經來了指示，不准再亂殺人了。可是蔣得得又在9月10號這一天，在白石塘用鋤頭將我父親楊開錫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殺光。現在他講他是奉命殺人，這個問題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殺人，而是勾搭成奸、殺人奪妻、斬草除根、謀財害命！我強烈請求政府讓蔣得得抵命，我們要求也不高，我們5條命，只要他1條命來抵。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