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安瀾：李歐﹒史特勞斯的隱微寫作及其他

高行健說“從革命文學鬧到文學革命”，是二十世紀特定意識形態的產物。高的這個說法，追根溯源，要歸結到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這本書上來，經魯迅老人家的推波助瀾，於是革命與文學就更加糾纏不清了。政治介入文學自古有之，所以，歷朝歷代都有大小不等的文字獄，歷朝歷代又都有既想要著抒胸臆又不能公開發聲的個人寫作者，有意無意之中流傳了一份文學薪火。這就是李歐﹒史特勞斯的所謂隱微寫作。在中國，隱微寫作最傑出的，當數《金瓶梅》。讀香港太平書局本的《金瓶梅》，我總是被那娟秀的小字所吸引，每當看到這些雅致的字體，我就想到在昏暗青燈下埋首抄寫的溫秀才，隱名埋姓，不計名利。當然，從世界歷史看，影響寫作者的因素，犖犖大者，還有教會的迫害。

老人家說，“你們不聽話，就不給你們飯吃”。所以這個隱微寫作，還含有“吃不上飯”這樣一層隱憂。好在我生活在後老人家時代，不端老人家的飯碗，在常熟鄉下偏陬一隅，與世無爭，安適無犯，喝二兩自製的米酒，寫一些自得其樂的文字。老人家發放的碗裡有大魚大肉，仍而與我不相干。我一生粗茶淡飯，慣了。自忖毫無建樹，但心不為形役，自鳴天籟，況且人生匆匆，也就這樣了。人生來不及後悔。現在出門，小年輕都喊我“老伯”了。

魯迅去黃埔軍校作《革命時代的文學》演說，為革命張目，為文學上枷鎖。為政治與文學的關係開闢新的篇章。餘生也晚，沒能趕上這麼火熱的歷史節點，幸甚幸甚。不然，大概率龍華胡也頻、柔石等人之外又添一個文學新鬼。關於政治這端的隱微寫作，我首先想到的是陳丹青的老師木心。陳丹青說木心在1971年囚禁時不斷寫作。維基百科這樣表述：“他（木心）用寫'坦白書'的紙筆寫出了洋洋65萬言的《獄中筆記》”。也幸虧陳丹青不遺餘力的推介，後人才得以知曉木心這個名號。饒是這樣，我估計讀過《文學回憶錄》的沒幾個人。看來，人要出名，有一個名重江湖的好學生，也很重要。

寫作，無非是思想的自由。自由意志的表達。文字，不管好壞；文章不管得不得法，首先是有感而發，不得不發。就文章而言，寫什麼都可以；怎麼寫都可以，此之謂文學無禁區。但發表有禁區。如果迎合發表，那就有了思想的選擇，一些觀點、立場也相應有了改變。文學（包括藝術）反映的是最深刻、最隱蔽的社會意願。為發表而發表，也就談不上隱微寫作了。文學的外在力量要發揮，必然與現實政治的邏輯相碰撞。所謂隱，我理解是獨立思想、自由意志；所謂微，是謙卑，對自己思想不足的謙卑，對歷史長河的謙卑。也就是自己雖然很努力地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儘管這樣的表達不見容於當時、乃或當世，但囿於文筆的不足，學識的譾陋，放諸歷史長河中，可能連一片浪花也算不上。

高行健說，“流亡是自由的前提”。我理解的流亡，是自我流亡，包括精神的自我放逐。像李南央。從端老人家的飯碗到主動退出，從主流自我邊緣。人世間，絕大多數是名利之徒，主動放棄光環，是需要勇氣的。上面我說魯迅為文學上枷鎖。自從上鎖以來，我們無論是在閱讀文學史或者在現實中，不難看到許多有才華的作家，為了主旋律或者政治正確，寫了無數自我矮化、或者顯而易見的低智商文字。可惜了。本來這些人的才華可以用來更好地提升全社會的人文環境，但為了趙家飯碗，不得不然。選擇大魚大肉，無可厚非；但選擇自我流亡，自甘邊緣，也不失為可貴。當然，我這不是自我表揚，我從來沒有接近過體制，螻蟻也算不上，我是佩服不食周粟的李南央們。

我沒有受到過迫害。除了16年12月6日以“虛構事實、擾亂社會秩序”為由對我進行了一整天的傳喚以外，還有幾次口頭警告。大概警方也認為二十一世紀了，再搞轟轟烈烈的文字獄不合適。記得那天對我的喝茶到後來也軟化了，臨別的時候，負責我一事的小范警官還借了我2元公交車費，至今沒還給他，真是抱歉。小范審了我一整天，我卻天然對他天然有一種親近。小范青年才俊，從事警務工作，認真負責，他身上釋放出的這種痕跡，使我有某種熟悉的故人之感。相反的，由於封控三年，我拒絕打疫苗、拒絕核酸，倒是被娘進門一句“害人精”，出門一句“害人精”。起初，我錯誤的以為我的個人行為是我個人的事，細究下來，我的個人行為，包括寫作，都是堵塞了小輩的上升通道。自己以為是隱微寫作，只對自己的三觀負責，沒想到卻寫成了親人、親情的反面，我成了家庭里的臭狗屎。我一直在想，是我該反思、調整自己的三觀呢，還是社會該反思，對於一個躲了鄉下角落裡的默默無聞的寫作者，給予多一些寬容、給予多一些空間。

還是要提到魯迅他老人家。我之所以說他為文學上枷鎖，就是文學發展到近現代，也就是新文學運動開始到蓬勃發展，他是第一個扯起“文學革命”、“革命文學”這面大旗的，在他的影響下，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就糾纏不清了。托洛茨基文學革命的觀點主要從自我定位、文學創作、社會認知三個方面影響到魯迅。《延講》的重要源頭，就在他老人家這裡。權力壓迫的重現進而壓抑文學創作和革命者的自由思想。他老人家自己倒好，這面大旗扯到自己左聯的擔子甩下來，聞聽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整倒，自己就絕口不再談托洛茨基了。在給徐懋庸的信中反而指斥他人為“托派”了（《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我這樣說，熱愛魯迅的人可能要回懟我，你算什麼東西。對，我是小爬蟲，但如果你把魯迅還原成人的話，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二是出於人的認知，今天的你很容易打倒昨天的你，明天的你又可能會否定今天的你；三是打倒了神漢，立起了巫婆，社會陳陳相因，並不一定今天的事物就更科學、更先進，昨天的東西就更落後、更愚昧。用今天來否定昨天，很可能出現倒洗腳水，連浴盆里的嬰兒也一起倒掉的情況。縱觀魯迅對錢、對朋友、對社會、對文學的態度，魯迅都堪稱“門檻賊精”,由時我想，面對現實某種不利局面，我是否應當向魯迅學習，學習他這種見風使舵、生存第一的法則，調整一下自己與社會的關係。

2024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