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卞仲耘之死成了懸案

胡平

今年1月12日，當年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和劉進回到母校，在50多位文革時期的師生和幾位老師的後人參加的會上講話，為1966年紅八月期間部分學生打死打傷老師一事表示道歉。
在場的幾位當年的老師和老師的後人紛紛發言，表示接受道歉並予以原諒。其中一位發言者是我在北大讀研期間（1978－1981）的同班同學丁冬紅（又名胡依年）。她的母親胡志濤也是當年師大女附中的一名副校長，在那天也挨了打，而且傷得很重。我第一次得知“八五事件”就是丁冬紅告訴我的。在會上，丁冬紅說，她母親生前多次跟孩子們講，那天發生的一切她都歷歷在目，學生的名字都能叫上來，但是她“原諒所有的孩子們”。
半個月後，1月27日，原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在“八五事件”中被毆打致死的卞仲耘的丈夫，93歲的王晶垚先生發表聲明。聲明說：“卞仲耘同志遇難已經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劃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蓋着”。“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是的，沒有真相，就談不上原諒。胡志濤知道真相，她自然可以原諒；王晶垚不知道真相，他當然有權拒絕接受道歉。
那麼，為什麼直到48年後的今天，王晶垚先生－－更不用說廣大公眾－－還依然不知道“八五事件”的真相，不知道打人兇手是誰呢？為什麼那麼多知情者都不肯公開說出打人者的名字呢？
有人解釋說，因為打人者當年都還沒滿18歲，屬於未成年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並且要對涉案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護，包括不得公開其姓名住所照片。
這種解釋並沒有多少說服力，因為上述原則都是針對辦案機關的辦案原則，但問題是，48年來，“八五事件”從不曾立案辦理。
據說，在八十年代，針對受難者家屬的起訴，北京市有關司法部門曾經以“罪行追訴時效已過”為由予以拒絕。這個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不錯，刑法確實有追訴時效的規定，追訴時效的長短取決於案情的輕重，追訴時效最長是20年。在“八五事件”中，卞仲耘是被群毆致死的，雖然後果很嚴重，但是分攤到每個打人者頭上的罪責不一定很重，所以追訴時效不會很長。但問題是，像“八五事件”這樣發生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的罪行，政府理當提起公訴，無須受害者一方自訴。刑法明確規定，對於那些政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刑事案件，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因此，“八五事件”的問題，歸根結底，乃是政府的問題。48年來，中國政局歷經滄桑，政府換了好幾屆，其方針政策以及法律經歷過重大變化，但是每一屆政府都沒有對“八五事件”立案審理－－在這件事上倒是一以貫之、一脈相承。
我們知道，在文革期間，發生過大量的刑事案件。有些案件當時就得到處理；有些案件，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後來政局變化，又被當作刑事案件處理。由於政局的反覆，有些案件甚至被翻來覆去地處理過好幾次。“四人幫”垮台後，當局宣稱徹底否定文革，對文革中的刑事案件又做了一番大清理。
不消說，在這些審理和判決中，輕罪重罰，重罪輕罰，一罪數罰，乃至於冤假錯案以及舍卒保車，舍車馬保將帥的情況都是有的；在“宜粗不宜細”的口號下，還有很多不那麼起眼的罪行被放過去，如此等等，此處不贅。不過總的說來，文革期間各個階段發生的具有其階段特色的刑事案件，大體上還是得到了某種處理，好歹是走過形式。唯有包括北師大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內的1966年紅八月期間紅衛兵（文革過來人通常稱之為老紅衛兵）的暴行，48年來始終沒有得到處理。
紅八月老紅衛兵的暴行始終沒有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處理，那是不是因為在歷屆中國政府看來這些暴行都無可非議呢？例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及其家人被革命群眾打死打傷，政府從不處理這些打人者，因為政府始終不承認土改是錯誤的。但紅八月的情況並非如此，例如卞仲耘，早就被平反恢復名譽了。
也不是紅八月期間的暴行一律不加處理。例如從1966年的8月27日到31日，北京郊區大興縣發生了一場針對地主富農及其家屬的大屠殺，事後政府也曾逮捕和判處了一批當地的公社幹部和社員。據說在80年代，北京市有關司法部門給“八五事件”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屬提出過一份“兇手名單”，說如果難屬對這些人提告可以判刑。一位活下來的受害副校長當即拒絕接受此名單，因為“名單上全是工人出身的紅衛兵們，而那些貴為高幹之後的兇手們連一個也不在名單上！”
於是問題就很清楚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懸案，紅八月老紅衛兵的暴行之所以一直不曾立案審理，原因就在於他們的身份——老紅衛兵以高乾子女為主體。這就是他們之中的犯罪者始終不被追究不受懲罰的原因。
不錯，毛澤東發動文革，目標就是整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當權派。毛整起高乾子女來也並不客氣。例如在1967年1月，政府就抓了一大批“聯動”的老紅衛兵。但是抓他們的理由不是他們對民眾施暴，而是因為他們反對中央文革。3個月後，這批老紅衛兵就獲得釋放。4月22日晚上，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楊成武、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足有20多人，親自將被關押的聯動分子接出監獄。江青開口就說：“委屈你們啦。”周恩來則說：“我們不能不教而誅，你們還是我們的孩子嘛。”
毛澤東之所以沒有處理老紅衛兵在紅八月打砸搶的暴行，也是因為他無法把那些暴行算在劉鄧反動路線的帳下。畢竟，老紅衛兵打人之風興起時，劉鄧派出的工作組已經被毛批評，撤出校園。早在1966年7月26日北京大學的萬人集會上，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在台上用皮帶抽打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江青等人就在台上，非但沒有制止，江青還上去擁抱彭小蒙，並發言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8月1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信中還特地提到彭小蒙）。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就在當天，中央發出文件，宣布撤銷此前劉少奇發出的關於制止北京大學“亂鬥”的文件。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革命師生，當場接受宋彬彬給他戴上紅衛兵袖章，還說“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就在老紅衛兵打砸搶的高潮中，8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調讚揚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好得很。
不錯，毛澤東經常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今天把你捧上天，明天又把你打倒在地。但是直到他1976年撒手西歸，毛始終沒有對老紅衛兵在紅八月的暴行進行處理。
等到“四人幫”垮台，文革被否定，當局在撥亂反正的名義下對文革期間的很多問題重新處理，但是他們依然沒有依法追究老紅衛兵在紅八月的暴行。這中間的原因很簡單：老紅衛兵是以高乾子女為主體。文革後復出的黨國領導人，沒有幾個人的子女當年不是老紅衛兵的，其中很多子女（包括劉鄧的子女）還一度是老紅衛兵的頭面人物。後來中央下令清理文革中的“三種人”，其中一種人就是打砸搶分子，迫害幹部群眾，造成嚴重人身傷害者。可是當局特地把當年這批涉嫌施暴甚至帶有命債的老紅衛兵們摘了出來，說他們不算“三種人”；非但不追究，反而說該提拔進“第三梯隊”的就要提拔－－“還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對老紅衛兵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是由於歷屆中國政府都對這個群體格外袒護，致使其中良莠難分，好壞不明；若乾重大歷史真相也始終陷於混沌。48年過去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懸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