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大戏中的太子党与锦衣卫

余杰

中共官场的腐败就像一棵大树，惩治贪官只是揪掉了树上的一些叶子，这棵大树的根并没有动。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不铲除产生腐败的根系，那腐败就不可能消除。——纳亚克拉

习近平掀起了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反腐运动，被反腐风暴打倒的高官名单越来越长：一名前政治局常委、两名前军委副主席、一名前中办主任、超过一百名省部级高官、六十多名将军以及若干央企负责人。刺刀确已见血，是否伤筋动骨，只有习近平自己知道。
然而，总部在德国柏林的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的腐败排名从原来的第八十名急速滑落到第一百名。中共官方不服气地否认该报告的真实性，而「透明国际」组织亚太分部经理纳亚克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名次落后的原因在于，北京肃贪的手法是从上到下、重惩罚而非从体制上着手。没有公民社会参与的多面向行动，司法独立亦未独立，这样的肃贪，效果是有限的。
谁是真正的大老虎，正国级领导人周永康还算不上。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的文章，追踪了邓小平、陈云、彭真、王震、李先念、杨尚昆等元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一百零三人的财富状况，这群人掌握的财富大致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文章指出，在中国已形成一个被称为“太子党”的新的精英阶层，“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该报道刚一发表，彭博社的网站立即在中国被封锁。然而，封锁人家的网站并不意味着人家指出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太子党”这个群体若不被反腐运动触及，习近平就无法消除海内外关于“选择性反腐”的置疑，也无法遏制腐败的继续蔓延和扩大。
总理女儿拜活佛，少林方丈养情妇
无论习近平的反腐风暴如何惊天动地，总有那么一群盘踞金字塔顶尖的人物若无其事、我行我素。“凤凰网”日前转发了六四屠夫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参拜藏传佛教寺庙的微信以及多张照片。微信发送者赤仁波切透露，李小琳已在佛门受戒，并获赐法号“格丹央金措姆”，她这次拜访赤仁波切并参拜佛祖，是为病危的父亲李鹏祈福。果然，祈福之后，李鹏精神大振，在北京大阅兵时居然现身天安门城楼上。
近期，多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党国领导人呜呼哀哉，噩耗传来，李鹏更是担心自己来日无多。李鹏怕死，李小琳、李小鹏等李家子女更怕老爸呜呼哀哉，不是因为他们多么爱戴老爸，而是因为老爸是神主牌和护身符，只要老爸还能呼吸，即便成为躺在床上的、丧失知觉的植物人，也能确保子女的安全。所以，当山西省从省委书记到副书记、副省长纷纷落马之时，惟有省长李小鹏稳稳当当，惟一的原因就是他老爸还有一口气。
中共高官或国企高管大多在退任后才公开涉足宗教场所，而李小琳不仅身为共产党员，现时亦是大唐集团党组成员，却毫不避嫌地拜佛、拜大师，并罕见地拥有法名，已然违反共产党员不能信教的铁律。李小琳是否因此受党纪处分，是测试习近平能否严格执行“政治规矩”的试金石。
这些“拥有钢铁意志的共产主义战士”，到头来并不相信马克思和毛泽东能救命（马克思和毛泽东早已在地狱中受火刑之煎熬），反倒向多年来被他们批判和蔑视的藏传佛教求援，真是一幕人间喜剧，难怪有网友语带嘲讽地说：“能靠爹时不靠佛，爹不行了靠抱佛。”
对于藏人和藏传佛教，亦不可一味叫好。藏人中的“藏奸”，不比汉人中的汉奸少；藏传佛教中背叛达赖喇嘛而跟共产党合作的“高僧大德”，也不比基督教和天主教中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牧师神父少。赤仁波切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哈音海尔瓦寺庙的主持，数次在微博上提到李小琳，称赞其“高雅从容、温良恭谦、刻苦求知、向善好施”，“偌大一个能源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大家探索着为国家作贡献，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方可为之”。李小琳被降职到大唐集团，赤仁波切则“祝福小琳在新的岗位绽放得更加灿烂”。上师将女弟子像开心果一样捧在手中，马屁拍得震天响，比起《环球时报》那帮御用文人来毫不逊色，哪有半点出家人的清高脱俗与遗世独立？
其实，汉传佛教的光景也好不到哪里去。近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情妇门”事件愈演愈烈，揭发者披露其情妇和私生女的身份证件等真实资料，甚至方丈大人身体隐秘部位的显著特征也被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
更让人拍案惊奇是，据说方丈情妇居然是一名尼姑。看来，这一对男女施施然地将禅寺当成红楼。释永信这名坐奔驰豪车、担任公司CEO、狡兔不止三窟的酒肉和尚，会不会成为第一个倒在反腐运动中的佛教界名人，且听下回分解。从这个富可敌国的和尚身上，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宗教界何等乱像丛生。
末世妖孽多。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都跟气功大师王林亲密合影，“政法沙皇”周永康更是将国家机密泄露给气功大师曹永正；那么，总理女儿拜活佛，少林方丈养情妇，又何足为奇？党国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信仰和信念，缺乏安全感的达官显贵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偏偏是那些真真假假的和尚与大师们。
邓家后人是进军纽约，还是奔向逃城？
美国总统欧巴马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再也不会下榻历届美国总统都选择的华尔道夫酒店了。白宫方面表示，那是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为什么美国总统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反倒要禁足某一家酒店呢？
原来，华尔道夫酒店换了主人，新主人是邓小平家族。若是在二十年前，谁会相信号称信奉共产主义的六四屠夫的家族，会杀入美帝国主义的心脏纽约呢：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名下的企业安邦公司一掷千金，买下了纽约的地标华尔道夫酒店。当年，邓小平标榜其作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事业时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准确地说，是让自己的家人先富起来。所以，吴小晖的安邦集团才有能力达成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建筑的最大一笔交易——以十九点五亿美元，买下现为希尔顿全球集团拥有的这座四十七层的大厦。
安邦集团是一家神秘的、一夜之间麻雀变凤凰的公司。《纽约时报》报道说，安邦成立于二零零四年，是一家未上市的、私人拥有的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在北京长安街上，安邦保险总部大楼傲然屹立，能在这个黄金地段设立总部的，除了要有庞大的经济实力，更需要强大的政治资源。除手握保险业全牌照之外，安邦还持有国内银行、金融租赁等数张金融牌照；在国外，已全资收购比利时保险公司、银行各一家，一个跨国性综合金融集团横空出世。仅仅十余年，安邦凭藉强大的政商资源，从一家单纯的保险公司强势扩张成万亿规模的金融巨鳄。
安邦在全球攻城略地，迅速引发各界关注，安邦是谁？为何如此生猛？安邦背后猛人云集，有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前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而董事长吴小晖娶了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芮，故而在中国拥有了无法估量的无形财富与强大人脉。难怪有人说，安邦是含着金钥匙出生，搭着火箭壮大的。别的公司拿不到的牌照，安邦如探囊取物，别的公司抢不到的项目，安邦可以手到拿来。
安邦成立之初，是由上海汽车集团出资发起的，按道理是一家国资企业，但随着安邦逐渐壮大，上海汽车集团的股份逐渐被稀释，股权慢慢集中到一些不知名的私人股东手中。这种国企出资种树，权贵随后摘果的模式，已成为中国寡头们挖掘第一桶金的主要手法。
在争夺民生银行控制权的混战中，安邦与习近平、王岐山整顿金融领域的计划发生了冲突。王岐山麾下的“财新网”披露，吴小晖与患有严重抑郁症的邓卓芮“夫妻关系已确认终止”，新华社也发文点名批评安邦“有钱也不能任性”。难道习王要对邓家下手吗？
然而，吴小晖高调地买下华尔道夫酒店，将其搜刮的民脂民膏转移到美国，却被中国官媒形容为“长了中国人志气的爱国行为”，以后中国领导人出访纽约，就可以住在自家的酒店了。有趣的是，同样是向海外转移资产，李嘉诚被官媒游街示众，新华社属下的瞭望智库发表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让李嘉诚“不寒而栗”；吴小晖则施施然地从大老虎变成纽约客，纽约成为一座中纪委进不去的“逃城”。
习近平自诩为“打虎英雄”，但他打掉的至多是一群病猫而已。谁是真正的大老虎？吴小晖、江绵恒、李小鹏、温云松等顶级太子党，才是真正的大老虎。然而，习近平故意对这群张着血盆大口的大老虎视而不见，因为他本人就是太子中的一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尖锐地评论说：“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带有毛泽东式忽视制度的特点，目前对官员已经做到杀鸡儆猴，但在贪腐根源方面没什么作为：完全由中共掌管的检查机制是一种委任官员职务的秘密制度，该制度下忠诚往往胜过诚实，自由言论受到管控，心术不正的官员压制批评者的言论。”习近平的这场反腐战役，刚刚开幕就注定了会惨败。
习近平能靠酷吏洗净官场吗？
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以《刘志军是我亲手送进去的》为题的、中远集团新任纪检组长徐爱生的内部讲话。若干精彩细节，绝非那些描摹官场故事的小说家所能想象。该文问世数小时之后，立即从各大网站消失得无影无踪，墙内的网友要想再看，就只能翻墙到已经转载了该文到一些海外网站上查阅。
徐爱生的这番对中远集团高官的讲话，宛如钦差大臣、口含天宪。他一开头就自我介绍说：“刘志军，就是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中石油的廖永远、大唐跳楼的蔡哲夫、国网副总帅军庆的问题都我查的，最近五年，我总共查了一百八十多起案件。”他总结自己有三大特点：一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二是自断后路，三是全得罪总比不得罪好。他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与已经落马的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一场斗法：他在查案中得罪了马建，马气势汹汹地冲着手机说：“警告你不能再查，你查的人是安全部在下面的线人，受我们保护。”徐则反问：“请教马部长，你是老国安吗？中国哪一条法律规定，你安全部的人员，包括线人，违法不受法律追究？”当时，连中纪委的上级官员都提醒徐，得罪了马不得了，马可以对任何人实施全天候监控，一旦被抓到蛛丝马迹，则死无葬身之地。徐不以为然，半年之后，马建却进了监狱。徐给了这个下马威之后，对中远内部问题的揭露淋漓尽致、血肉模糊，对中远负责人更是嬉笑怒骂、极尽羞辱。
若单单听这些内容，人们真以为徐爱生是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的当代海瑞，既是贪官克星，有是百姓救星。人们会想，王岐山手下有这样一群能吏、干员，腐败的官场必定被他们翻转过来。但是，接着听下去，则会发现徐爱生并非香港廉政公署“依法办事”的调查员，而是大明朝“奉旨抓人”的锦衣卫。对于廉政公署的调查员来说，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法治；但对于大明朝的锦衣卫来说，则只听从来自“今上”（习近平）和“厂公”（王岐山）的最高指示，他们的指示高于宪法和法律。
中远集团的高官使用公款打高尔夫球成为惯例，仅此一项每年便浪费数百万元。徐爱生威胁说，“中远的风气，中远公款打高尔夫，其恶劣程度，已经让总书记都知道了”。习并非闭目塞听，手上有庞大的情报系统，此类信息会出现在“内参”之类的报告之中。但是，习虽然明察秋毫，却并不认为国企腐败的根源是一党独裁的体制。在听取二十六家央企巡视结果报告的讲话中，习的结论是：“中央企业党的领导弱化”导致了“权力寻租盛行，侵吞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缺位，违规决策频繁等突出问题”。所以，习开出的药方是“全面从严治党”。
徐爱生既然是习近平和王岐山如臂使指的锦衣卫大珰，当然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以总书记及纪委书记之是非为是非。中说：“央企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根本原因是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而主要体现之一就是“党组织机构被弱化，边缘化”。徐举出的一个例子是：他到中远集团履新，一到办公室，看到有国旗、中远旗，却没有党旗。他就跟秘书讲，要一个党旗，却要了一个星期也没要来。徐去问总经办，总经办说党旗不好买、买不着。徐勃然大怒说：“共产党的天下，买不到共产党的旗子，胡扯。”他马上给司机四百块钱，司机花了不到半小时就买到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徐爱生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捍卫“共产党的天下”和“共产党的旗帜”，他的心中只有党的利益而没有法治的尊严。他在讲话中谈及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廉洁高效的例子，难道他不知道那些国家没有党委吗？徐爱生虽然有国际贸易的学历，也有担任驻外使节的履历，还曾经给温家宝出访时做过翻译，但他骨子里仍然是皇帝和公公麾下的奴才，还没有进入八百年前英国的“大宪章时代”。
可悲的是，两千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脱离依附于明君崇拜之上的酷吏崇拜。习近平和王岐山重用徐爱生这样的酷吏对付贪官，人们读到徐爱生铿锵有力的讲话，遂鼓掌欢呼、涕泪纵横。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汉武帝时代的郅都、宁成等十数名酷吏的事迹，不是赞赏他们，乃是批判他们，司马迁借批判秦朝的苛政来讽喻汉武帝对酷吏的纵容：“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今天的中国仍然深陷人治的泥潭，徐爱生这样的人物，在中共朝的历史中，无非就是一名抱薪救火、扬汤止沸酷吏罢了。
国信老总何以留下“勿扰妻儿”的遗书？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国信证券有限公司总裁陈鸿桥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自杀之前匆匆仅留下“请勿扰妻儿”的五字遗书。另有微博爆料，陈鸿桥在阳明山庄家中阳台用电线自缢身亡，陈鸿桥事发前欲出境，发现自己被实施边控而遭劝返。
据公开数据显示，陈鸿桥现年才四十九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历任深圳证券结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交所资金交收部总监，深交所副总经理。二零一四年五月由深圳市委推荐，出任国信证券总裁、国信证券总经理，级别为正局级，属深圳市委组织部直管干部。
单单从级别来说，在近年来被反腐风暴波及，被双规、被判刑乃至自杀身亡的官员中，陈鸿桥这个局级干部只能算是老虎与苍蝇之间的硕鼠而已，随便都能数出一打来。用中纪委官员的说法就是，几个官员畏罪自杀，天不会塌下来。但是，从陈鸿桥的实际工作来看，却有相当吃重：他当过深交所副总经理，他执掌的国信证券是中国最大的国有证券公司之一，在金融领域可算得上翻云覆雨的大鳄。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证券业至少有二十名证券监管高官被抓，上百名证券公司经理被限制出境，等待接受调查。陈鸿桥于深交所任职时，顶头上司正是不久前落马的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北京青年报》引述内部人士称，两人在深交所共事数年，关系密切，在圈内，两人均为证券业界内公认的“学者型官员”。
陈鸿桥的死讯传出后，国信证券在官网发布《沉痛悼念公司总裁陈鸿桥》一文。文章称，陈鸿桥任职期间，“始终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引，积极落实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全力做好资本市场稳定、建设工作；公司各项业务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并成功首发上市，整体经营实力稳步提升。”文章并强调说，公司目前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一切正常，显然是要稳定广大股民的心。但是，文章对陈的评价，能否成为陈最终的盖棺定论，尚且不得而知。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陈临死前留下“请勿扰妻儿”的一纸遗书。这几个字散发发出浓浓的血腥味道，是什么样的恐惧，让他临死之际战战兢兢地写下这五个字？参加共产党就如同参加黑帮。香港电影《无间道》中的那个黑帮大佬有一句名言，“出来混，都要还的”，即便命丧仇家之手，他也早有预料。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陈鸿桥这位曾在证券金融界风光一时的“少帅”。他也有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岁月，谁知冰山消融、大厦倾倒来得如此之快！
自古以来，“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就是中国的皇帝和老百姓的梦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直都是“文武百官全是贪官”，而且是“宁死也要贪”的贪官。既然中国的官场是一个大染缸，对于陈鸿桥这位学长的人格，我不会抱太大的希望，他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可能没有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生前操纵数十亿的证券股票如同孩童过家家，而离开这个世界时最后的愿望，却是“请勿扰妻儿”，不能不让人唏嘘感叹。中共内部以反贪为名展开的权力斗争，已经到了使用株连制的阶段——中共当局迫害人权律师时，大肆使用株连之法，在海关拦阻人权律师的未成年子女出国留学，甚至跨境抓捕之；而中共自己人之间的搏斗，残酷程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陈鸿桥深知，锦衣卫心狠手辣，惟有自己一死了之、将秘密带入另一个世界，或许才能为妻儿开出一条生路。
此时此刻，孤悬海外的薄瓜瓜应当感到欣慰，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薄熙来，乃是因为他的爷爷是薄一波。薄一波的党国元老，薄一波的孙子就可以享有周永康的儿子不能享有的、被党国“网开一面”的特权。而陈鸿桥清楚地知道，平民子弟一旦落马，则妻儿亦很难过关。尽管“千古艰难惟一死”，但为了救妻儿，他才鼓起自我了结的勇气。陈鸿桥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官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习近平比朱元璋更狠毒吗？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效仿的对象除了毛泽东以外，还有明太祖朱元璋。而毛泽东生前也最为欣赏跟他一样从农民和草莽变成皇帝的朱元璋。
一九四八年，明史学者吴晗来到河北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呈送《朱元璋传》手稿。吴晗的著作以批判朱元璋的独裁暴政来影射毛的对头蒋介石，以为能够以此取悦毛。谁知毛泽东最欣赏的就是朱元璋，对吴晗的书不以为然，并命令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加以修改。一九五五年，毛审阅该书的修改稿时，再次对吴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毛同陈毅等人谈话时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元璋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一九六四年五月，毛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朱元璋以一个落魄的和尚，十五载而成帝业，让毛联想到自己的丰功伟业而深有感触，并得出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毛甚至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朱元璋迷信的特务统治、洗脑教育和苛法酷刑，更是被毛发扬光大。朱元璋奠定了有明一朝皇帝用特务控制百官和百姓的统治方式，后来由锦衣卫又发展出东厂和西厂；毛的警察国家则更为隐匿而精致，甚至让家人之间亦彼此监视和告发。朱元璋认为对贪官使用酷刑可以根除腐败，在各级官府公座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也是首个对贪官使用凌迟的处决方式的帝王；毛则处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两名涉嫌贪污的高级官员，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声色犬马、荒淫无度。
在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布鲁和法国学者巩涛合着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分析朱元璋及明朝皇帝对凌迟这一酷刑的迷恋。凌迟在辽代进入中国的刑罚实践，在北宋被用来处罚最严重的犯罪，在元代进入成文法典，但直到明朝初期才变得相当常见。朱元璋认为，皇帝必须让人恐惧，怀有邪恶企图的人终会败露，会受到皇帝所能设计的最严酷惩罚。他突破《大明律》，以汇集众多案件的《御制大诰》颁布天下、警示官僚。《大诰》中的若干凌迟判决，传递了洪武遭到背叛的个人体会，对扰乱司法程序的沮丧和对经济犯罪的憎恶。
在凌迟处决大小贪官的判决中，朱元璋承认，在他治下的不幸的堕落的时代，酷刑不可避免，凌迟是实现天下太平的一种工具。然而，他始终无法解决长期困扰司法制度的问题：腐败并未被酷刑吓阻，他只能逐步加重刑罚。《大诰》三编的序言结尾暗示了日益严峻的形势：“呜呼！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凶顽之徒，虽千万言，终不警省，是其自取也。”
习近平向朱元璋学习，只能取其糟粕，而不能得其精髓。习不是亲自打天下的帝王，其创设和破坏制度的能力及空间都不如朱元璋。习不敢对贪官大量使用死刑，即便是他痛恨的周永康都能免于一死，周永康的爪牙们更是获得轻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任蒋洁敏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四川前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判有期徒十三年、中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周永康的秘书及四川前副省长郭永祥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民众普遍感到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些贪官坐牢三五年就能保外就医，这样的惩罚对其他贪官毫无震慑作用。如果连朱元璋的凌迟、剥皮等酷刑都不能根除大明朝的腐败，习近平的舆论丑化、司法审判又怎么能让今天的腐败官员洗心革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