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世紀下半葉，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為了爭奪歐洲，北美殖民地的控制權和貿易所 有權大動干戈。 戰火硝煙瀰漫到全球多個角落，包括歐洲、印度和北美殖民地，除了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人，其它國的歐洲人，印度人，和北美洲原住民都被迫捲入其中。在北美，加勒比海的產糖島嶼，和與北美內陸的印第安人進行交易的毛皮貿易網是多方爭奪的資源。 1756 年在北美大陸，英國和法國人打了最後一場戰役，歷時七年，後來英國人勝了。因為法國和美洲印第安人結盟，一起對付英國人， 這場戰爭又被稱為法國和印第安人的戰爭。
北美殖民地上的英國殖民者自發組織了民兵，直接參與了英國對法國和美洲印第安人的衝突。殖民者們在戰鬥中快速地成長起來，平時在一畝三分地上刨土的業餘戰士們拿上槍，也能擔起保衛自己的家園重任。而且他們還發現那些英國正規軍們的作戰方式不見得有多高明，尤其在北美東部森林茂密的地帶，美洲民兵們的戰術更為有效。如此一來二去，這些東拼西湊的雜牌軍對捍衛自身利益的能力卻更加自信了。
1763 年英國贏得了七年之戰。英國人的勝利鞏固了他們對北美大陸的控制，居住在英國殖民地上的美洲殖民者不再受法國人和美洲原住民的騷擾。
但不久，北美英國殖民地上又出現了新衝突。這一次是英國本土和英國殖民地之間的矛盾。矛盾的激化導致了大英帝國永久地失去了在北美的13個殖民地。得而復失，剛贏了一大票還沒轉過身來就都輸光了，這個結局大概英國王室也沒有預料到。
英國本土和英國殖民地之間的矛盾，緣起於大英帝國為了支付戰爭費用，試圖向受他們保護的殖民地徵收更多的稅款（保護費）。1764年為增加收入，打擊殖民地走私英國政府頒布了糖業法案。1765年英國政府向殖民地居住者徵收的印花（消費）稅。除此之外，英國議會所通過的一系列法案大都與向殖民地榨取錢財有關。
大部分的北美殖民者對被徵收印花（消費）稅頗有微詞。殖民地認為只能由殖民地自行選出的代表，才有權決定向個人徵稅。而在英國議會，壓根兒就沒有代表殖民地的議員席位。 別看大家祖上都姓Smith, Jones, Williams, Brown and Taylor, 在英國貴族，實權派眼中，殖民者不一樣，好糊弄。這些貴族，實權派聲稱英國議會的議員代表國家，北美殖民地是國家的一部分，所以英國的議員們都代表了，沒有特別甄選殖民地議員的必要。
印花（消費）稅刺激了北美殖民者的神經，他們對英國本土對殖民地所頒布的各種法案大為反感，他們稱這些法律為”不可容忍法案”。殖民地不僅認為自己受到了經濟上的剝削，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發言權，民主和自治的權益受到了損害。
弗吉尼亞制憲會議（原名眾議院）在1774 年寫到 ：
“英國和其美洲殖民地之間不愉快的爭端……已經發展到如此危險和令人震驚的地步，以致於激起英國國王陛下忠實的殖民地臣民心中的正當擔憂……毫無疑問，在美洲的英國臣民有權享有與英國同胞相同的權利和特權；因此，英國議會在任何情況下以其法律約束美國（北美殖民地）的權力是違憲的，也是這些不愉快分歧的根源……”
長期以來，英國的美洲殖民者，尤其是大多有影響力的富裕地主和商人們，一直以忠誠於國王和英國為本分。但他們慢慢地對國王和英國失去了興趣和忠心，反而怨氣極大，意見多多。
隨着殖民者和英國本土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殖民者們開始反思產生分歧的原因。殖民者們認為經濟和地位上的不自主限制了殖民地的自由發展，但更重要的，歐洲本土的啟蒙思潮（The Enlightenment)，特別是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像打開了一扇大門讓他們看見了門外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歐洲的啟蒙思想強調理性、個人主義和對傳統權威的懷疑，試圖將宗教對世界的解釋轉向世俗和實證方法，將科學推理應用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政府、宗教和人權，倡導進步和改革，相信人類有能力通過邏輯思維解決社會問題。
人有自然權力，啟蒙思想認為生命、自由和財產是人與生帶來的權利。
啟蒙思想 18 世紀中葉達到頂峰。正是在那些年裡，美國獨立革命的未來領袖（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和亞當斯）逐漸成熟，形成了一套深受啟蒙運動影響的思想體系。 順便再提一下自然神論。自然神論者相信上帝，但相信上帝在創造宇宙時建立了自然法則，然後很少或從不直接干預人類事務。上帝制定了規則，但允許人們做出選擇。這種對上帝的看法與當時大多數基督徒的信念形成鮮明對比，基督徒認為上帝會定期干預日常生活，經常獎勵或懲罰個人或團體的行為。 美國獨立革命的未來領袖，建國之父們，如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和亞當斯大多是自然神論（Deism）者。
籠統地說，啟蒙思想家相信人類理性能夠理解自然世界，並應對生活和社會的許多問題。雖然理性思想家們大多數人是基督徒，但他們更側重科學和人類行為的研究，而不總是遵循傳統上，聖經里的解釋。
啟蒙運動的另一個重要思想是社會契約，即人民之間達成協議，組建政府以促進自由和平等。這一思想與當時盛行的君主受神權統治（（因為上帝選擇了他們）的假設截然不同。根據社會契約，權力來自“下層”，而不是“上層”。建立在社會契約上的思想體系促成了1776年的美國獨立戰爭。
1776 年 1 月，美洲殖民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問世了。英國出生的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他47頁的小冊子《常識》（Common Sense)里以清晰有力的語言主張殖民地應該成為獨立國家，並斷絕與英國君主制的一切政治聯繫。潘恩認為，一個大洲被一個遙遠的小島統治，人民向一個政府腐敗、法律不合理的國王宣誓效忠，這是違背常識的。
這本小冊子迅速傳遍整個殖民地，點燃了公眾對獨立的要求。與早期將憤怒集中在英國議會和政府官員的作家不同，潘恩直接攻擊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甚至攻擊了君主制的理念。潘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能夠讓普通讀者理解複雜、抽象的思想。《常識》成為擴大殖民地與英國之間分歧的關鍵因素。
托馬斯·潘恩(1737-1809)曾經在新澤西州的藍領小鎮，Bordentown，住過9年（1778-1787）。1996 年，鎮上的人們在潘恩的馬“巴頓”曾吃草的一片草地附近（Prince Street的一頭）豎了一座潘恩雕像。Bordentown不大，離Prince 不遠的街上有好幾家好吃的餐館。在歷史上著名人物的注目下吃牛排，喝啤酒，讓吃客有戴上了智慧光環的錯覺。
在18世紀的美國歷史上有幾篇非常重要的歷史文件，除了托馬斯·潘恩的《常識》， 還有
喬治·華盛頓總統曾經是一位軍事統帥，領導美國人民贏得了美國獨立革命。他又是一位卓有遠見的領導者，具有領導民眾度過難關的智慧和道德能力。他知行合一，以正直和保持長期想法與短期行動連貫性的能力而聞名。
在喬治·華盛頓總統任職期間，美國還沒有總統任職的期限，但華盛頓總統選擇了在兩屆總統任期滿後辭職，這一決定為美國行政部門最高領導人，權力和平過渡樹立了榜樣，從此以後美國總統的最長任期依照華盛頓總統立下的規矩為兩屆八年。
美國人民是一個善於妥協的民族，善於妥協的正面說法就是合作，雙贏，大家各讓一步，大家都贏。在美國是不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那一套的。零和思維，斗的你死我活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以來，美國人民一直在做雙贏（妥協）的功課。
兩黨之間，政府機構之間能夠相互妥協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政府的結構旨在通過制衡、三權分立和聯邦制來鼓勵妥協。
美國憲法確保三個政府部門：立法、行政和司法，沒有任何一個部門占主導地位，需要合作和談判來制定政策或通過立法。
例如，國會通過法律，但總統可以否決，促使立法者妥協以獲得足夠的支持來推翻否決或達成共識。總統談判條約，參議院必須批准條約。這種分工要求行政部門與立法者合作，這往往會導致妥協，以解決更廣泛的問題。
國會由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組成，眾議院代表以人口為基礎的選區，而參議院則給予每個州平等的代表權。這種結構確保人口眾多和人口較少的州都有發言權，鼓勵利益不同的地區之間達成妥協。
國家權力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享。這種安排需要談判來平衡州和聯邦的優先事項，從而導致妥協，尊重各州的不同需求。 民選代表表達不同的聲音。立法者必須經常在各個選區之間找到共同點，以保持支持並實現政策目標。
憲法的修正案程序有意具有挑戰性，需要國會和州立法機構的廣泛共識。這一高門檻鼓勵了反映廣泛共識的妥協。
通過要求不同部門、政府層級和政治派別之間的合作，美國政府培育了一種談判和妥協的文化，以解決公民的不同利益。
而又因為美國政府內沒有任何一個權力機構可以一錘定音，這也導致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眾議院和參議院之間，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政府部門一直有張力存在。
最近十幾年，這種張力越發緊張起來。共和黨人議員和民主黨人議員在在參眾兩院的會議中，包括總統做國情咨文時的所表現出來對立，不妥協，是否是美國人政治素質下降的表現之一。傾向性過強的左，右媒體除了拱火，煽動，挑起群眾斗群眾以外沒起到任何積極作用。
內憂外患，養尊處優，自以為是的美國人千萬不要忘了妥協這個優良傳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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