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腥风深闭门，疫情时期宜读书。能静心读书是好事，不去闹市，减少了感染机会；多读书，少读微信，心境不乱，增长知识。

刚看完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很不错，将传主们的风骨气节传神写出。很多有趣的故事，文笔也生动。一个大陆作者，不囿于政治成见，不自我审查，公正地评论现代史人物，很是难得。

现在大陆年轻人很少知道傅斯年。我们以前也只是从鲁迅文章里知道傅斯年。印象是反动文人。知道陈寅恪是国学大师，但是不了解其人其事。

从这本书真正了解了陈、傅。作者认为陈寅恪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难得一见的历史学家，傅斯年是中国史学界、国学教育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围绕传主，作者描述了上个世纪自由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心路历程。全书读来感人泪下，读毕怅然叹息。

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民国发展很有成就，这也反映在学术上。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所，科研和考古上都成绩斐然。在史语所和清华兼职的陈寅恪也是家庭和事业双丰收。当时陈寅恪月薪480元，住清华西院，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附设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当时清华学生的学费每学期仅10元，不收寄宿费。确实是自由知识分子发展的最好年代。抗战军兴，南渡北归，知识分子饱受流离之苦、生活悲惨。即使抗战胜利，内战随之；大陆沦陷，更是灾害频频，知识分子没有一天好日子。如果日本不侵华，假以时日，中国会很快走上富强道路。

陈寅恪南渡时，几箱书和手稿两次寄丢，那时没有网络，知识学问都靠书和手稿，陈悲愤之至，当场晕厥。

民国大师都长语言，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都是语言大师。傅斯年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单设了语言大组，由赵元任任组长。胡适认为中国文学史是文学语言变迁史。陈寅恪会20多种语言，他比较同一题材，作品的不同语言版本，将科学求证引入历史和文学研究领域，发现很多湮灭的史学线索，以博致专，以通求精。

陈寅恪留学16年，不求学位，只求知识，他没有拿过一个学士学位。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俞大维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陈博闻强记，是他掌握多种语言的天份。著名哲学家金岳霖说道：“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蒋介石在中研院院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人选上，能做到从善如流，遵从多数院士意见，两次违心选择了胡适。说明蒋重视知识分子。49年蒋离开大陆制定“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院士等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北平被围后，城外南苑机场被共军占领。为了抢救学人计划，傅作义下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经过两回的浴血苦战，国军暂时夺回了机场的控制权。下午，南京派出的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傅作义通知胡适陈寅恪立即前往登机。胡陈两家从中南海乘傅总司令的座驾出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同行者有北大和清华的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著名教授。
胡适走时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愿随行。胡适直至去世，都不知道声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胡思杜，已于1957年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小儿子留下了一份遗产——人世间命运之残酷莫过于此。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游行时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当时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管理员，对傅敬仰有加。傅访问延安时，和毛单独深夜长谈。毛为傅题字。解放军攻打傅家乡聊城时，毛特意指示保护傅的家宅。说明了傅在毛心中的分量。如果傅有意投共，共产党定会优待。但傅对共产党的认识很清醒。他说，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他在同毛泽东的夜谈中，发现其对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对傅来说，1949年的选择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追随陈布雷，自杀成仁；一条是去台湾。在夫人看护下，傅没有自杀，而是为去台准备。中央研究院的13个研究所中，除半个数学所外，历史语言所是唯一一个“兵随将转”，被傅斯年一锅端到台湾的重量级学术机构。仓皇辞庙，去台一段，犹感人。

傅斯年去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大力整顿，为台大奠定了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当时台大受潜伏中共特工煽动，学运迭起。傅斯年一面保护无辜学生，对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说：“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一面将核实的一千多名共党学生，不杀不关，人性地用船遣往大陆。从此台湾社会趋于安定。

傅斯年身为高官，生活清贫，为了用稿酬换棉裤深夜赶稿和死后哀荣，都写得相当感人。

书中写道：“傅母的墓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荡涤殆尽。据说傅母的人头骨被一革命小将拿去作为辉煌战果公开展览后，倒上洋油，挂于一棵大树之上点了天灯。”红卫兵把胡适的父亲的墓掘开，发现尸体没有头。胡父跟刘永福在台湾抗日，违背朝廷旨意，被处斩了，故墓中无头。我在重庆亲眼看见造反派把国民党元老林森的墓用炸药炸开，把林森的尸骨烧毁。

按说陈寅恪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明知共产党与自由不相容，既已逃离北平，为何还羁留广州，导致晚年凄惨？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还是对中共存在幻想，想自己不问政治，只做学术，中共不会相害。天真和对共产党独裁本质认识不清是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通病。另外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也有很大责任。陈氏知人识宝，知道大师的价值。千方百计想把陈寅恪留在岭大。杭立武受傅斯年请托，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不答应。最后杭赶到岭南大学，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立刻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50年代初，陈寅恪夫人为去留问题和陈寅恪争执后出走香港。陈序经带着陈寅恪的儿女到香港把陈夫人接回学校。陈序经为岭南大学争到了人才，却把陈寅恪害了。自己最后也很惨。因为在香港出版东南亚古史，被刘少奇斥为没有组织纪律，下令将他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并说“此人以后永远不能担任正职”。文革时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迫害致死。这是爱之反而害之害己的一个例子。

陈寅恪在大陆的后17年， 57年受批判，58年不再教课。由于受到政治限制，学术研究只能剑走偏锋，研究元白诗史、评弹词再生缘和柳如是传。陈的同学，好友，姻亲俞大维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几回掩卷，哭叹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