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一個物理學家的“改造”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1983年10月30日），江蘇南通人，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他是李政道的物理啟蒙老師，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的好友。

8歲時，束星北進入私塾讀書，10歲進入江都大橋鎮小學讀書。1919年，進入泰州明德中學學習，後轉至鎮江潤州中學。1924年，中學畢業後，考入杭州之江大學。1925年，轉學到山東齊魯大學物理系。

1926年，經同學引薦，束星北考進了美國堪薩斯州拜克大學（Baker University）物理系。後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學習。1927年7月，離開美國，來到英國。1928年10月，經同學介紹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在惠特克（E. T. Whittaker）和查爾斯·高爾頓·達爾文博士（Charles Galtong Darwin）指導下進行系統的物理和數學學習，一年後獲碩士學位。1930年2月，來到劍橋大學，師從著名理論天體物理學家亞瑟•愛丁頓博士。同年8月，他被愛丁頓博士推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和數學系助教，師從數學家斯特羅克教授（Dirk Jan Struik）。1931年8月，獲科學碩士學位。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國。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同年8月，束星北回到浙江大學任物理系副教授。1937年，晉升為教授。在浙江大學，束星北前後工作了19年，這段時間也是他教學和研究生涯的一個頂峰，此後他便每況愈下了。“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群星璀璨，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為傑出活躍的代表。在一些人眼裡，束星北屬於那種秉性出眾、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在浙江大學，他培養了許多學生，有些後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李政道、程開甲、胡濟民、周志成等。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束星北前往山東大學物理系。1954年，轉入海洋學系氣象組從事海洋氣象研究。1956年，在肅反運動中，束星北被打為束星北反革命集團的頭目。1957年5月，在山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上，束星北作為山東大學的代表做了《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的發言，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極右派分子。1958年6月，束星北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同年10月，被編入勞改隊到青島月子口水庫水利工地強行勞改。

1965年，他完成了《狹義相對論》手稿，該專著最終在1995年付梓。

1974年9月11日，束星北被摘掉“極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帽子。1978年，被調到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任教授，從事海洋動力學的研究。1970年代末，七機部準備在公海試射東風五號，需要計算彈頭落入大洋打撈數據艙的最佳安全時限，國家海洋局將該任務交給了第一海洋研究所，束星北僅憑計算器就完成了計算工作。

1983年10月30日凌晨3時，束星北因病去世，終年77歲。

一、判若兩人的束星北

束星北，即便是今天的中年人，或許都不記得這個名字了。就讓我們聽聽專家們怎麼評價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學，50年代初在山東大學任教的束星北吧——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我對周恩來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和教師。只是他們沒有得到任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

束星北的研究生、中科院院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顧問程開甲：“束星北的物理學天賦是無人能及的，有極多的思想或念頭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腦里。而那些思想與念頭，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極有可能結出轟動世界的果實。”

研究者：“束星北與王淦昌先生無疑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物理學的大師，他們不但在科學研究上成就卓越，還一同創造了中國物理學的一代學風，建立起中國理論物理與實驗物理的基礎，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聞名於國內與世界物理學界的人才，如吳健雄、李政道、程開甲等。”

大師們崇敬的人，該是怎樣的超級大師啊?請看這樣一個細節：1952年“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時為浙江大學教授的數學家蘇步青無端受到懷疑而被審查，束星北串聯一些人去學校為之說話，但真要去時，信誓旦旦、義憤填膺的教授都退卻了。只有束星北一人怒氣沖沖地闖進運動核心小組辦公室，衝着一位主任大聲喝道：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麼人嗎?你們算個什麼東西?還沒等那主任醒過神來，束星北像揪小雞子似的，上去就把那位主任從椅子上揪起來，一拳打過去。最後蘇步青解脫了，束星北卻因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而成為鬥爭批判的罪魁。

束星北主張“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還有另外一條路，第三條道路”，因此一遇到事情，良知、正義感和獨立意識就會將他推到“判官”席位上，並讓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1957年反右之後，經過“改造”的束星北變了。請看：

他像個機械人，上面說什麼他就干好什麼。平日裡，他不和任何人講話，也沒有任何表情。開會學習他幾乎一言不發。有時主任非得讓他談談看法、認識，他要憋很長時間，確實覺得把話拿準了，才開口。

但他很快又積極起來，就更讓人詫異——

他來到青島醫學院物理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一個小本挨個兒讓人家提意見。有人習慣背後或在會上提意見，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不躁，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人家一旁等着，人家不勝其煩或被其精神感動，只好和他“合作”。待人家挨個兒提過意見後，他便整理出來，上交領導，作為改造成果。

他還主動要求給自己召開“評審會”，在會上人們如此怒斥他：“束星北立場問題沒有根本解決”，“你還想拉攏青年，想增加點勢力，同人民討價還價，讓別人給你說好話，這也是妄想”，“出路只有一條，低頭認罪，改變立場，重新做人”。束星北誠惶誠恐，全部接受，承認“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表示要“在今後的具體行動中努力改正”。

看到這樣判若兩人的轉變，我心裡堵得慌：那個保有人的獨立、尊嚴、血性，始終高昂着頭顱的束星北教授，哪裡去了?是什麼力量使他變得如此窩囊畏縮，自輕自賤，夾着尾巴做人，惶惶如喪家之犬?

月子口勞改場就是把人的屬性給改造掉的地方，而且，它的改造工程是成功的，束星北就是一個典型。

二、怎樣改造束星北?

如何迫使、誘使束星北們半是被動、半是主動地接受改造?

(一)株連家庭——從人性最軟弱處入手

據說，1957年山東大學的反右運動，進行到9月，所有的右派都投降了，右派的陣地上也只有束星北一個人了。面對圍剿批判，他和以前的運動一樣，要麼唇槍舌劍，針鋒相對，要麼像礁石一樣，沉默不語。正面強攻不下，便繞到他的後面，轉攻他的家庭。讓家庭和組織聯起手“幫助”與“改造”負隅頑抗的死硬派，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於是，時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某航空部隊教官的束星北的長子束越新，被組織派回來“幫助”束星北坦白認罪。束星北因此面臨他一生最為艱難的選擇：認罪意味着徹底否定自己，萬難接受；但拒絕認罪，就意味着長子不能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不但會失去軍籍，而且將終身掙扎在右派的邊緣，怎能忍心 ！

束星北的五子束義新這樣留下了整個家庭夢魘般的記憶—— 大哥一回來，父親壓力大了。他常常半夜裡起來，在書房裡溜達。有時他需要藉助烈性白酒來睡眠。有時大哥也睡不着，就來到他的書房，兩人一談就談到天明。

這一夜夜父與子靈魂的煎熬，應該永遠留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它記載着中國獨有的思想改造摧殘、折磨人性的全部殘酷性。

束星北終於屈服，寫下了他一生第一份認罪書：“親愛的黨，我錯了，我對黨對人民犯了罪。”並特地寫上：“黨派我的大兒子回家幫助我，使我非常感動。”

但在最後時刻，束星北在校長辦公樓前徘徊到深夜，終於沒有將認罪書交出，維護了自己的人格。但懲罰也就隨之而來，他自己因此得到最嚴厲的處分：除戴上“極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外，還加上3年管制；更是株連全家，無一例外——

長子束越新被部隊驅趕回來，成了無業游民。為了生計和弟妹的學業，他只能到碼頭、車站或建築工地，與同樣身份不明的人爭搶飯碗。

長女束滬新(男女排行第二)不能像同齡人那樣進入國家工廠，在家閒得快瘋了，一家街道石料廠才勉強收留了她。她後來找了一個工人結婚，因對方家長不接受自己的家庭，只能搬到夫家所在的外地，與家庭幾乎斷絕了來往。

三兒束慶新小時候因一場感冒沒有及時醫治，患上小兒麻痹症，父親出事後更備受歧視，開始畏懼學校、老師、同學，耳朵出現幻聽，最後只能休學在家。

老四束孝新，外表、性格、智慧都秉承了父親。高考時，連續兩年報考清華，都因家庭出身而名落孫山。最後勉強進了青海鐵道學院，畢業後分到四方機車車輛廠成都分廠，卻沒有逃過1957年這一劫：因在一份給領導提意見的大字報上簽了名，被打成右派；因不服準備到北京上訪，卻被攔截，關進了監獄。

五子束義新，16歲進了鋼廠，因才華出眾，被安排到業餘學校教書，教了3個月就被頂替，去質問原因，又被發配到全廠最苦最累也沒有安全保障的澆灌車間。因不堪忍受欺辱，瞞着父親逃離工廠，靠做小買賣謀生。

六子束潤新，初中畢業考進中專，1960年學校解散，流落街頭，那年才15歲。隨即大禍臨頭：因帶頭向學校要求退賠學費，竟被誣告盜竊而被捕入獄。

這裡的步調統一，高效，是令人驚異與恐懼的。這正顯示了中國“黨領導一切”的體制的威力：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黨懲罰右派(不馴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時候，都得到最強有力的貫徹執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懲罰所要達到的目的：一人有罪，全家蒙難，實際上要把束星北(以及所有的右派)整個家庭都打上罪惡的烙印，而且這樣的罪是代代相傳的，由此而形成了一個新的“賤民”階層，而且是永遠不得翻身的。中國的思想改造是建立在人分兩等(人與非人)的等級觀念上的，並真正落實到了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與劃分。因此，當束星北這樣的右派及其子女被打成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賤民”的同時，領導者及其子女也成了享有特權的“紅色貴族家族”，而且也是要代代相傳的。

但政策又同時指出：只要“認罪”就有“出路”。如果進一步“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即使不能完全免罪，也會改變子女的命運。這樣，“認罪”還是“不認罪”的問題，又重新擺在束星北面前：拒絕認罪，就意味着子子孫孫(不只是眼下的子女)從此成為“賤民”，永遠不得翻身；認罪，則可能使子女有個出路。

這是真正的致命一擊：因為它直抵人性最柔軟之處。親子血緣之情，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線，是人的情感中最神聖，最敏感，也是最脆弱之處，可以說是人的精神的一個軟肋。現在束星北正是這樣：1961年，他從月子口勞改場回到家裡，面對全家因自己拒不認罪的堅守而蒙受的巨大苦難，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擺脫不了欠債、負罪之感。他再也堅守不住，只能選擇“認罪”。

(二)“不給飯吃”——針對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殺手鐧

束星北認罪，發生在月子口勞改之後：不僅是難以承受的體力勞動，更是因為飢餓。

月子口勞改場的勞改犯人，從事的是重體力勞動，最初的口糧定量是每月40斤，以後逐年下降，到1960年以後，連20斤都保不住了，每個人都餓瘋了。

束星北餓急了，就跑到附近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被看田的老頭兒抓住了。老頭看他餓得實在可憐，反倒從地頭的草棚里拿出一捧花生給他，沒想到束星北竟連皮吞了下去。

一次在農場收地瓜，束星北偷吃了一個。第二天就開了他的批鬥會，束星北辯解說自己沒有偷，是撿的，大家馬上堵着他說，頭一天收地瓜，哪來的撿?他只好照實說了：因為我肚子餓。

不僅束星北一個人餓，全家人都餓。他7個孩子，除長子外，全都是在校學生，妻子又沒有工作，全家人吃飯的重擔壓在他一個人肩上。束星北從來不在意金錢，接濟他人是常有的事，只要自己有一口，一定掏出半口給更需要的人。但是，他現在卻四處借貸，不光向親朋好友借，也向左鄰右舍借，甚至向自己當年的保姆借。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觸目驚心的“思想匯報”——

我所以敢於傲上慢下，任意而為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飯吃”。這個學校不聘我，有別的學校，搶我還搶不到手，你不能把我怎麼的。所以我才敢傲上，才敢罵校長，敢罵領導。也由於這樣，我才敢無組織無紀律，譏笑那些守組織紀律的人為軟弱無用的人。現在才懂得毛主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句話的真理性。在勞動人民當家的社會裡，除非願意餓死，為反動階級守節，否則就必須拋棄反動思想，必須老老實實地守紀律，服從組織，不能任意而為。我是什麼了不起的人?不是勞動人民給我飯吃，我就一天也活不了。

這段思想匯報，讀得我心驚肉跳，因為它道出了那個時代中國的嚴酷的真實。

(三)“不讓做事情”——利用知識分子兩大弱點

束星北的小女兒束美新回憶說：“父親很早就說過，他最怕的不是政治壓力，最怕的是不讓做事情了。”

但是，束美新說她“真正理解這句話，還是在多年以後”。

這是她永遠難忘的記憶——

那是1971年元月的一天，她帶着孩子去看望隨着醫學院下放到一個小鄉鎮的父母。遠遠地看到校門口一個人正在佝僂着身子掃雪，他一身黑棉衣棉褲，在漫天皆白的世界很是醒目。父親看見孩子就抱過來不再撒手，但又立即折了回去，走到路旁。她這才發現：路兩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數學公式和演算符號 ！

父親在勞動改造時，還在做他的作業！她哭了，也終於懂得了：對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做事情”，從事學術研究，“才是他活着或活下去的理由”。

如本文一開頭就引述的束星北的研究生，也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開拓者之一的程開甲所說，束星北有極多的思想和念頭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腦里，如果得到發揮，這些思想和念頭就極有可能結出轟動世界的果實。事實也是如此，只要給一點機會，束星北頭腦里的超常智慧，就會發出耀眼的火花：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東大學物理系，來到氣象所，不到一年時間，就對空氣運動學等多個領域做出了開拓性貢獻，“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1961年，他來到醫學院，又將從丹麥引進的世界尖端醫療器械腦電圖機起死回生，引起全院轟動，他卻嘆了口氣說，純屬雕蟲小技。

他的心另有所思：他從報紙上看到中蘇關繫緊張的消息，擔心“美國將會使用核武器，如此中國難逃毀滅的命運”，於是提出中國必須儘快研製自己的原子彈。這就是束星北——儘管此時還是個戴罪之人，他依然從國家戰略上考慮科學問題，顯示了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膽識。但正在他四處奔走，企圖說服領導時(在許多人看來，他說的都是夢遊者的囈語)，廣播裡傳來“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消息。他後來才知道參與者中就有他的朋友王淦昌和學生程開甲。而在聽到消息的那一瞬間，束星北哭了，發出“絕望的號叫”。以後又多次獨坐垂淚，念念有詞：“本該是我來做的，本該是我來做的。”

因此，當多年後重新回到科學研究領域，他就進入了完全不同的生命狀態。一位旁觀者這樣寫道：當束星北在空蕩蕩的大廳(那個年代無人潛心科學研究)獨自一人用一支筆進行科學計算，他就開始了難得的一次神聖之旅，他很快找到了感覺，進入了狀態，這是一種生命的狀態，也是一種重生的感覺：科學家束星北回來了。

這就是束星北，這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視自己的專業為生命，這是他們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報效祖國的唯一途徑。簡單一句話：忠誠於事業，忠誠於祖國，並且有天生的“捨我其誰”的使命感，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大基本特點。

(四)嚴密監控：用恐懼震懾人心

這是1955年10月17日束星北寫給中共山東大學黨委，並報送青島市委和山東省委的報告——

“近日，我發現有一個帶槍的人，影子一樣，出沒於我的房前房後，顯然對我進行了特殊‘保護’。但不知出於何因，不知道黨委領導同志，知不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請予關注，並做出解釋。”

這是一個象徵：束星北終生都有人“影子一樣”對他進行“特殊保護”。

首先動用的是專政機關的專業監控。束星北檔案里，就有一份1951年4月12日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制定的“複雜分子登記表”。

還有更為險惡的，即所謂“群眾專政”，發動群眾，使每個人都成為自覺的告密者。甚至在右派中，也要製造告密者。

據與束星北同在月子口勞改的石藝回憶：最初，他們的勞改小隊還是相當“抱團”的，“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在默契中相互照顧與保護。為了分而治之，勞改當局宣布：只要“表現好”就可以“摘帽”；而表現好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勇於“檢舉別人”。這就充分利用了每一個右派的逃生欲望，“為了能夠摘帽，人們什麼都可以放棄”。

正直的束星北當然不會參與其間，他也因此成了眾矢之的。而他的不懂政治，不通世故，更使他最容易成為告密的對象，為他人檢舉立功提供機會。於是，他在學習討論時的發言，平時的言談話語，不經意的玩笑，甚至夢囈都是人家檢舉揭發的材料。

更為可怕的是，這樣的監控最後深入到了束星北的家庭中。1962年，束星北從勞改場回到學校和家庭以後，醫學院人事部門和保衛科便成立了醫學院、街道辦事處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級聯合監改小組，專門召開束的家庭會議，爭取了其家屬子女協助監改小組對束星北實行全面監控，對他的學習內容、學習時間、工作表現、思想狀況、情緒變化、外出請假等等的掌管、控制都有周密的安排。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監管網：在醫學院工作時，由學校有關部門負責；回到家裡，就由街道辦事處和家庭負責。據說這樣的監管“確有奇效”，束星北只有俯首帖耳，規規矩矩，絕不敢亂說亂動。

當人失去了一切自由，就會產生巨大的、不可遏制的恐懼感。於是又有了束星北的小女兒束美新的一個讓她難以忘懷的記憶：1980年初，父親已經回到人民內部，她下班回家時，卻發現父親在樓梯門口徘徊，他眉頭蹙得老高。他緊張地示意家中有人 ！原來來了兩位警察，是來通知她去領取丟失的自行車的。父親卻高低不相信，直到警察走了，才心有餘悸地回到家裡：他仍然沒有擺脫受警察監控的陰影。

(五)嚴格隔離：把人置於絕對孤立與孤獨中

在把束星北開除出”人民”隊伍，宣布其為“反革命”以後，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號召、逼迫人們和他“劃清界限”，以達到分化與孤立的目的。越親近的人，這樣的要求就越嚴厲。

首先自然是妻子和兒女。由於束星北在學生中享有極高威望，影響很大，有一大批追隨者。這樣，如何將束星北從他的學生中隔離出來，就成為黨組織的一大任務，據說這是一場“爭奪青年”的大戰。於是，所有的學生都面臨一個考驗：一邊是“組織”，一邊是“反動教授”，究竟選擇誰?多數學生在幾經掙扎以後，不管情願不情願，最後都拋棄了束星北：或反戈，或沉默。

非親歷其境者，大概很難體會這是怎樣一個情景。同是右派的石藝有這樣的追述——

這自然是束星北所不能理解，絕難接受的。反右之初，束星北曾認為，人民群眾不會同意反右，只要大多數人不同意，上邊就不能隨心所欲。但他很快就發現，更準確地說，是親身感受到了：大多數中國人支持上邊的一切行動，人民群眾對反右運動的支持和對任何運動的支持一樣，情緒高漲而狂熱。他，一個右派真的落入了“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

他渴望回到”人民”隊伍中，回到“人”應該有的社會關係中。他在思想匯報里這樣描述自己的處境與心境——

我總是見人抬不起頭來，看見熟人趕緊低下頭，遇着生人稱我“同志”，就覺得含羞，您不知道我的身份，否則就不會這樣稱呼我了，光榮的“同志”兩個字再不會落在我身上了。甚至當我教我大兒子數理研究，辯論學習方法時，也常被他用“資產階級教學法”幾個字套在頭上，使我啞口無言。他對我的批評態度使我無地自容，而他是下放幹部復員軍人，我卻是人民的敵人，被管制分子 ！感覺到生不如死，惶惶如喪家之犬 ！有一次公共汽車上太擠，一位解放軍戰士親密地把我一路抱着，從夏莊抱到滄口，我心裡感愧說：“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敵人，一隻披着羊皮的豺狼啊 ！”

絕不能低估這樣的絕對隔離造成的人的孤立與孤獨，對人的精神摧殘與控制的力量。在絕對的絕望狀態下，人是最容易聽命於強勢者的：“只要誰顯得強大，有權威，有權勢，以不容置疑的充滿自信的語言說話，就聽命、依附於誰；而當時的‘革命權威’正扮演了這樣的角色，絕對響應，絕對服從，就不可避免。”

(六)勞動改造：使知識分子的自信與價值徹底消解

對束星北的改造，最關鍵的環節，是送他去月子口勞改場進行“勞動改造”。勞動不僅是懲罰，更是一種改造。所謂“勞動改造”，就是強制一向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去進行體力勞動，而且是重體力勞動。這樣的勞動改造，把科學、文化都看作罪惡的淵藪，具有濃厚的反智主義色彩。在將體力勞動神聖化的同時，又把體力勞動者理想化。當束星北這樣的知識分子捨棄自身原有的文化、知識的優勢，去從事自己不熟悉、不習慣、不擅長的簡單體力勞動，就立刻落入一個陷阱，突然發現：自己由一個有用的人變成無用的人，人人尊敬的人變成人人鄙棄的人。

束星北就是這樣連續10次在月子口勞動評比中被評為“較壞的隊員”，同隊右派回憶說，一個夯錘六人拽，它要求人人動作協調一致，可是只要有了束星北，夯錘要麼起不來，要麼起來後偏到一邊去，人家自然不願同他搭伴。他自己也承認：覺得別的隊員，老的少的病的弱的幾乎全比我強。再加上關節炎、胃出血、頭痛等病，有人甚至罵我“老不要臉的”。

束星北這樣談到自己勞動中的收穫——

到月子口來收穫之一是慚愧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何這樣腐朽無能(而且又不是沒有蠻力氣) ！即在技術方面也沒有某些從沒受技術訓練的群眾靈活敏捷 ！使我初步認識到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真理名言。過去一下課就凡事不管，吃得醉醺醺地研究些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從未想到對生產有什麼用。

於是，人們又聽到了束星北的喃喃自語：“難道我束星北就這樣完了嗎?”

但束星北實在心有不甘，又希望能走一條“技術改造”的道路。他提出了這樣的請求：“我的年齡體質在體力勞動競賽中雖稍嫌老，但是在科學技術的行列中還算年輕，估計還可以為黨、為祖國人民做20年左右的事業。因此我請示黨先分派我到金屬電機機械等廠當短期學徒工，以備聯繫實際，在技術革新中做出貢獻立出功績。”有關領導在他的申請報告上批示：“此人到了這一地步，竟然還想偷奸耍滑，逃避勞動改造。”給束星北留下的只有勞動改造這唯一的出路，即通過體力勞動，成為體力勞動者。

束星北在那樣的年代，還真的一度成了普通勞動者，一個手藝高明的修理師傅。他無條件、無代價地為周圍鄰居修理收音機，半導體，自行車，縫紉機，鬧鐘，手錶。很多人都不知不覺地消除了對他的敵意和戒備，並開始接受他，容納他。在很多人的眼裡，他是個好人，好老頭，正直，大度，風趣，可交。他們大都不太看重他的身份，跟他下棋，喝酒。家庭來了親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了紅白喜事，也請他去幫着張羅張羅。兒女們發現，跟他最好最近的還是那些看洗澡堂的，燒鍋爐的，拉大車的，刷茅房的。這些人地位雖然很低，但是關鍵時刻出力最多的就是他們。

在束星北最為困難的時候，他的鄰居，普通的勞動者接納了他：這件事情本身是令人感動的。束星北從中感受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的溫馨。但他的欣慰里，更有苦澀：因為“好人束星北”身份的獲得，是以“天才物理學家束星北”的消滅為前提與代價的。

問題在於，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與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農民，是社會分工不同形成的社會群體，他們各自都有獨立的價值，本應該相互理解、尊重和互為補充，但現在卻被人為地變成相互對立的階級，納入到你死我活，一個吃掉一個的階級鬥爭的軌道里，知識分子成了被消滅的對象。束星北們就是在這樣的統治邏輯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的。

(七)反省的陷阱：人的自我貶抑、否定

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是思想改造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在束星北檔案里，除了揭發、檢舉材料以外，還有大量的自我檢查、思想匯報。但這卻是一個陷阱，落入其中，會產生許多嚴重的後果。有研究者對此做了專門的討論，其可注意者有四。

其一，和基督教懺悔的私密性、儒家修養的個人性不同，思想改造里的自我反省要求公開進行。這背後又有兩個理念。一是“一個人的思想不只是自己的事，也是眾人的事，社會的事”，這就為用群眾的輿論監督來強制改造，提供了理論依據。更重要的是，強調“舉凡我們的一切，包括我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思想，都不只屬於我們自己，不應有任何隱瞞”，以後盛行一時的“向黨交心”就是由此而來。這也就意味着，“在黨和人民面前，個人無權堅持自己思想的獨立性”，個人的思想反省，就這樣變成了控制知識分子的工具。

其二，基督教的懺悔與儒家的修養，都表現了人要按照某種理想人格、道德標準來提升自己的崇高願望。只是基督教的理想標準，是彼岸的上帝，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歷史上的聖賢。 而中國思想改造的標準，卻是黨制定的，自我反省“不是面對神靈，不是面對想象中的古人，不是面對自己，而是面對黨”，這是一個此岸的現實的強大存在。思想改造的動力也就不再是要實現自己的人格、道德理想，而是要符合黨的要求。

其三，基督教的懺悔，儒家的修養，是一種自我的完善，因此都會提升人的自信心和生命境界。但思想改造實際上只是一種自我糟踐。有人故意誇大自己的錯誤，進行過火的批判，以此炫耀，向權勢者討好，這樣的虛偽與是非顛倒，造成了人的墮落。

其四，基督教的懺悔，儒家的修養，都把人的理想境界設置在彼岸世界和歷史上的聖人之治，他們對生活在此岸的現世之人，往往持寬容的態度，對人的弱點有一種理解和同情。中國的思想改造，則以此岸、現實存在的上邊的思想為標準，不允許人有任何“私心雜念”，顯然違反人性、不近人情，它不僅因為不可能實現，而鼓勵偽善，而且會對真相信者形成巨大的精神壓力，造成思想與心理的混亂。

束星北正是落入了這樣的陷阱中。他的那些檢討，思想匯報，實際上就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自我誣陷：而因為組織上要求不但要承認“罪惡事實”，還要深挖“犯罪根源”，這種自我否定、誣陷就發展到對家庭、家族和個人歷史的全面否定和誣陷。而當知識分子承認自己一無是處，罪惡深重時，就只有指望上邊的救贖了。

三、改造的效果

考察束星北的命運時，不能不注意到一個事實：在他命運每一個轉折點上，不僅處處充滿陷阱，也存在總有人明里暗裡相助的情況。

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東大學物理系，氣象所的王彬華所長立即伸出援手，接納了他，並創造條件，使他獲得新中國成立後唯一一次潛心研究的機會，做出了成績；時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中央氣象局局長的涂長望和他的研究生葉篤正等隨即出面，為束星北大造輿論，給予了有力的支持。但束星北很快在肅反運動中被定為“山東大學反革命集團頭子”而遭殘酷鬥爭；到了1956年，借中共落實知識分子之機，竺可楨又及時上書周恩來為束星北陳情，在中央干預和山東大學新任校長晁哲甫的支持下，終獲平反。在反右運動中晁校長對束星北也是盡力保護，但最終束星北還是被打成極右分子，發配到月子口勞改場勞動改造。1960年工程完工，束星北意外地被分到青島醫學院接受改造，據說是王淦昌等在北京做了工作。在青島醫學院束星北又得到院長張立文的保護，一再安排從事儀器修理和教學工作，發揮他一技之長。文化大革命後期，李政道來華訪問，多次向周恩來提及束星北，使束星北絕處逢生，終於獲得重新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會，並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曾保護過束星北的王彬華對此有一個分析，很有意思。他說：“這說明，一些知識分子的精神並沒有被數次的運動閹割掉，只不過有時迫於無奈而潛伏下來，一旦有了氣候，他們就會醒過神來，想法表現自己。因此，可以說，束星北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同另一種力量共同存在，只是彼消此長或此消彼長而已。”或許這並不是自覺的抗爭，但至少說明公道自在人心，束星北的價值，在知識界、科技界，乃至黨內有識之士中是有公論的，政治運動中束星北的蒙冤受屈人們是心中有數的，或暗中保護，或公開主持正義，都形成了對思想改造的一種抵制。至於前文說到的普通老百姓，他們可能因為一時受蒙蔽對束星北這樣的知識分子持敵對態度，但一旦通過具體接觸了解了束星北的為人，便出於純樸的天性，善待這些“落難之人”。這也都對思想改造的作用形成一定程度的消解。

1979年12月，當他獲得平反，回到他視為生命的科學研究崗位上，人們立即發現：“那個直言快語、敢說敢做、黑白分明、疾惡如仇的束星北，那個把學術標準和社會生活乃至政治標準混為一談的束星北，那個不講情面不講方式，也從不顧及人家面子的束星北”又回來了！這讓關注他的老友、同事、學生驚詫不已：“復出”之後的束星北，除去時代歲月留下的外表痕跡外，骨子裡並沒有多少變化，一切都保存得完好無損，如他的率直性情，他對人和對生命的熱情，對待事業的執着精神等等。幾十年的改造甚至連他的壞脾氣好像也從未從根本上觸動。——這不僅顯示了束星北人性、人格的不可摧毀的力量，更是思想改造的失敗，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永遠無法治癒的精神的創傷。細心的女兒發現，復出後的父親很長時間仍擺脫不了被千斤巨石壓住的感覺，他的心很累很沉重。他睡相不好，夢話很多，大都是“昨天”的內容，背景要麼是山東大學，要麼是月子口。有時，父親鼾聲剛起，又悚然驚起，馬上就展紙捉筆，速速寫下，第二天一看，全是“檢討”“認罪” ！而“昨天”在他思想、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或許更是一種深層次的精神創傷。

思想改造對人才的摧毀，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或許更應該引起注意。直到生命的最後時期，束星北還驚詫地發現，自己雖是70多歲的人了，腦袋卻還跟二三十歲的時候一樣飽滿清晰、活力無限。而且由於積累豐富了，各種各樣的想法碰來碰去，閃爍着數不清的智慧的火花。他甚至立下遺言，要醫生解剖他的大腦：“如果說大腦是一個小宇宙的話，你們一定會發現，這個宇宙與眾不同 ！”

但一個更為無情的事實，卻是思想改造造成的長期與世隔絕，接觸不到新鮮資料，他的思考和世界學術前沿已經有了距離。於是，我們看見，住在病房裡的束星北，每天坐在附近海洋研究所物理樓前的操場上，沐浴着陽光，眯縫着眼睛，常常是幾個小時一動不動，像一尊雕像。這位天才的物理學家，還沉湎於活躍的思想火花碰撞中，等待着創造力爆發的那一刻。但他再也等不到了„„

這是物理學天才束星北生命中永遠的遺憾，更是我們民族的最大悲哀。

束星北先生與夫人葛楚華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