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先生生前二、三事

於良（青島海洋大學物理系主任。50年代山東大學助教、束星北的學生）：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來山東大學的，他剛到學校，就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們徹底認識了這個早聞其名、而未見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學時同事贈給他的外號）。這年年底，在學校大眾禮堂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學術報告會，主講人是中國最著名的熱力學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華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論。以後留學英國，從師於劍橋大學著名物理學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狄拉克的老師，王竹溪在跟從福勒研究統計物理時，與狄拉克來往密切，成為好友。王竹溪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便被西南聯大聘為教授，那一年，他才27歲。院系調整後，王竹溪成為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後中國科學院設立學部（1955年），王竹溪當選為數理化學部（後為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

當時。教育部要求南北重點大學相互交流學習，王竹溪作為北方的代表專程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學作了講學和交流，返程途中，被華崗專門請了來。那天，大眾禮堂座無虛席。物理系、數學系的教師、教授們大都到場了，華崗校長和一些校領導也來了。這樣的場合，我屬“小字輩”，因而在最後一排撿了個座坐下來。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學術報告內容廣泛，涉及卡諾熱機運行、平衡狀態下的壓縮氣體、熱的氣體運動等，也不時穿插一些國際上有關熱力學最新動態和爭論。他一邊講着一邊隨手在黑板上寫出一些流暢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時現代物理的底子較薄，量子力學也好，熱力學也好，雖也知道個一星半點，但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學習，對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圇吞棗。我所能做的就是儘量將筆記做好，留待以後慢慢消化。學術報告大約進行了將近50分鐘時，坐在前排的會議主持問：用不用休息一會兒。興意盎然的王先生說不用。他正準備繼續講下去的時候，身穿藍色長袍高大魁梧的束先生走向講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釋或開場白，在人們疑惑的目光里，他將雙手撐在講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幾乎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沒人說得清這是怎麼回事，大廳上空沉寂了好一陣子後，我聽有人小聲嘀咕說：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卻一直無緣得見，沒想到在這樣的場合里認識了他。

最難受的應該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又求援似地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會場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勁地瞅華崗和其他領導。會場發出了一陣騷動。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沒有看到別人的情緒和反應，也不在乎別人是什麼樣的感覺，一味在那裡“正本清源”。大概是見華崗沒有反應，會場漸漸平靜下來，束先生一口氣講了大約有40分鐘。也可以說，是對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鐘。這期間，王竹溪一直尷尬地站在一邊，主持人幾次讓他坐下來，他都未從。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據說他回到北京後，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訴。大學的有關領導也認為此事有損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損於山東大學的名聲。專門找束先生談話，束先生卻說，有些東西他沒從根本上講通，我自然看不下去。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堵得領導沒脾氣。

劉洪賓（青島職工業餘大學——現為青島技術職業學院教授，50年代初為山東大學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與華校長第一次見面就劍拔弩張，我沒想到。本來，我以為兩個人一定會成為朋友的。

在物理學界，束星北的才華無人能及；而作為黨的代表，華崗德才兼備，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識分子，因而，深受知識分子擁戴。束先生一來山大，我就有意將兩人引為相知。

華崗雖不了解束先生，但對他的名氣和在中國物理界的地位還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來就被安排到魚山路36號教授別墅大院。36號別墅大院，只有學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資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6百多元，有一個時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職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840元，肯定為山東大學之最。這麼高的薪水。讓學校大為詫異，為此學校有關部門專門向高教部請示，高教部認為過高，下文要山東大學削減，束先生卻據理力爭，最後折衷了一下，減到720元，即使是720元，在高等學校里也屬最高之列了。從這也可以看出，華校長對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從不願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願同領導打交道，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說要把他介紹給華校長，他便欣然允諾，這足可以說明他對華校長是很有好感的。

華校長住的是一幢紅瓦黃牆的德式洋樓，在青島龍口路四十號。他的家有個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條用貝殼鑲了邊的鵝卵石小路，夾在百日紅、紫荊、迎春和丁香之間，小路的鵝卵石和貝殼都是華崗在海邊摘來的。華崗還喜歡養花弄草，這樣的情趣，在其他領導人那裡，很少能見到的。那時候，山大的師生，誰都可以走進華崗的家門，只要他在家，你一準定會受到熱情接待。

剛坐下來，氣氛還是友好親切的，華崗先問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況，束先生也很客氣地問及華校長的家庭。之後束先生談到了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談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狹義相對論，華崗也談到了自己的歷史，談到在香港期間打過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華崗很快就將話題談到了“本行”：哲學。華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課影響很大，一直為山東大學引為驕傲，聲勢弄得很大，不但青島很多單位來旁聽學習，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來取經。因而，華崗對他的“專業”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麼事，他都能聯繫到辯證唯物論上。

也就是這個時候，氣氛發生了變化，束先生直截了當地對哲學的意義表示質疑。他說他不否認哲學和科學有一定關係，但是哲學是哲學，科學是科學。兩者完全是兩回事，所謂關係也只是方法上的關係。他說自己在德國遊歷期間，曾對哲學發生過興趣，研究過一陣子康德、黑格爾，可是最終他還是放棄了。哲學畢竟更多的是“虛幻”的東西，當人們對自然世界的現象不能做出明確解釋時，就需要哲學出來，哲學和宗教、神學聯繫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覺里，華校長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當作一種糊塗認識。華校長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辯證唯物論又是他拿手的好戲，因而，等束先生說完，華校長便開始正本清源。他的觀點和思路和上大課的講演一樣，講到哲學的來源，講到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然後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最後的結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華校長的說法，他認為，不管誰的理論，都屬於哲學，哲學是抽象的東西，不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真理只有一個，就是發現和證明。如門捷列夫的化學元素周期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等。

兩個人你一句我一言地爭論起來，華校長反覆強調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是具體的真理，是一切科學的科學。束先生則認為世界上不存在這樣的哲學。哲學說到底就是白馬非馬，這樣說也可以，那樣說也可以，不能解決具體問題；而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學都是很具體的，是要解決客觀世界的各種問題的。兩人越爭越凶，最後竟像小孩似的，就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誰大誰小”較起真來。華校長說：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科學的科學，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學。而束先生說：哲學就是哲學，物理學就是物理學，各分各的賬，誰也管不着誰。兩人簡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後鬧得不歡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個佳話的，沒想到兩個人就此結下疙瘩，從此戰火不斷，到最後，學術爭論演變為政治鬥爭。我不敢說，這次見面導致了束先生另樣的命運，但他每況愈下的境況卻肯定與此有關。

束星北回來後，思前想後，便將華崗同山東大學的政治氣氛聯繫到一起。他認為，山東大學之所以像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華崗。於是便將自己的認識和思想逐一列項寫了一封長信寄給華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卻也雜有不少情緒（束星北本身就是個很情緒化的人），他將黨的理論基礎稱為政治說教，將辯證法稱之為“辯術”。他認為，哲學說到底是空談，它這樣說也對，那樣說也對，一點實際問題也不解決，而自然科學或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科學，它能夠解釋和解決自然現象的諸種問題，可以用精確的數字來計算物質。“我最初就是學哲學的，在德國時期我學過。因為這個路子走不通，不解決實際問題，後來我就開始學習物理和數學了。”束星北對華崗的辯證唯物論是統管一切科學的科學更是不認賬，他認為：“哲學不但不能管自然科學，也不能管物理學，其它科學也不能管。”“哲學應該和自然科學分家。”

華崗是公認的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在他心目中，辯證唯物論神聖無比，因而他認為，一切離開辯證唯物論的科學家最終都要成為反動的或唯心主義哲學的俘虜。

華崗不會允許有人對共產黨神聖的理論進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認為像束星北這樣的老知識分子，是從另一個時代過來的，思想意識囿於傳統的封建的舊東西，難免會產生些糊塗認識。這些舊的東西在老知識分子中間又不是孤立的，因而，華崗想通過對束星北的“征服”，來“以點帶面”教育大家。於是在以後的“大課”中，他時常結合着形勢將束星北的一些“錯誤觀點”提出來理論一番。

但是華崗受到了空前挑戰。他在“上面”講，束星北就在“下面”以書信的方式來強調自己的觀點和信念，束星北又連續寫了兩封長信加強闡述自己的理論和觀點，針尖對麥芒，毫不相讓。後來，華崗便以《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為題，從辯證唯物論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係、現代物理學的新發現及其哲學意義、批判物理學中的唯心論、物理學的發展方向五個方面系統地進行了分析。以此來證明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的真理”。而離開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進唯心主義泥坑。

華崗的文章重申了辯證唯物論的不可懷疑不可動搖的神聖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階級性（從而也就認為它是有階級性的），尤其是華崗在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係一章中。對伽利略、笛卡爾、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家做出的評述與分析。讓束星北無法容忍。在華崗的筆下，牛頓和愛因斯坦兩位束星北最為敬仰的科學家，一個被貶為“狹隘的、片面的經驗論”，一個被劃為“唯心論”。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筆來對華崗進行“回敬”：“哲學說到底就是玄學，我主張理論應該有用處，而不是白馬非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也好，辯證法也好，是有階級性的，而物理、化學、數學等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兩者不存在誰大誰小，誰主誰次，誰管誰的問題，這是其一；其二哲學就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而辯證法也只是一種方法，不是一切科學的科學，也不能說離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標，就會無所作為，因而不能過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這樣的話，牛頓、愛因斯坦、玻爾也包括華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養出來科學家巴甫洛夫都沒有受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也沒有用唯物主義辯證法來武裝，不是照樣成為世界大科學家嗎？”束星北的“文章”，自然無處發表，他就用口頭發表，兩個人的“矛盾”從此大白於天下。

其實，華崗的人品和修養是很受人稱道的，他不但受到黨內人士的稱道，也深受舊知識分子的欽佩。有些人將華崗時代的山東大學稱為黃金時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東大學的領導，對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愛戴的，無人能同華校長相比。華校長曾多次講過，老知識分子是大學最寶貴的財富。那些既有學識又有名氣的專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個生活發生問題，華校長一定會親自過問的。

束星北教授與中國洲際導彈試驗

30年前，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我國首次試驗發射洲際導彈（時稱“運載火箭”），引起一些國際上的軍事和經濟大國的高度關注。當時能發射洲際導彈的國家並不多。西方發達國家不惜用盡一切技術手段跟蹤洲際導彈彈頭的降落點，期望能搶到彈頭數據艙。不過，對中國來說，一旦丟失導彈數據艙，記錄着導彈飛行全部過程的技術數據便付諸東流。導彈發射技術數據一旦被西方國家掌握，後果將不堪設想。據說前蘇聯導彈發射彈頭落海後，曾被美國搶走彈頭數據艙，蘇聯人為此大傷腦筋。為防止萬無一失，我國洲際導彈一旦發射後，從空中飛落到海上，必須要考慮諸多海洋環境條件。這項工作由國家海洋局牽頭技術負責。為防止泄密，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海洋局臨時成立了一個協調領導洲際導彈發射的海上方面技術問題的辦公室。當時負責水文氣象數據保障的項目官員是現已退休的國家海洋局原副局長陳炳鑫。他對導彈彈頭落水激起巨浪後到海水平靜下來才能打撈需要的時間、海軍打撈人員能否在最短時間內搶到數據艙等問題一直在認真地思考。

1979年5月，陳炳鑫來到位於青島的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例行檢查當時該所為洲際導彈監控的測量船隻提供風浪波譜參數的項目組工作。同時，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該所教授、國內外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專家束星北老先生。因為當時導彈試驗還處在對外高度保密中，陳炳鑫閒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請教彈頭落水後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靜的時間。不過，當時陳炳鑫還不能夠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條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說：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減後平靜下來大概最多需要10分鐘。陳炳鑫接着問道：如果我們的打撈時間較充足呢？束教授笑着說，如果過半小時船隻打撈當然更保險。當時，因為導彈試驗屬於政治問題，容不得出現任何閃失，有人提出撥專款立項研究和試驗。

這期間，束教授正在海洋一所為中青年科技人員辦動力海洋學培訓班。筆者從束星北先生當年培訓班學員、他的弟子修日晨研究員5月20日的課堂筆記里獲知，陳炳鑫走後，束教授把此事作為理論實例在培訓班裡進行講解。束教授說： “這是一個波能消散問題，不能用三角函數描述波形，因為那樣有拐點、間斷點；也不能用正弦、餘弦描述，那樣就成了簡諧振動了，只能用指數形式解決。”經過課堂計算，束教授最終認為：彈頭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隨後涌浪迅速向周圍擴散，4分鐘後海面可恢復到平靜狀態。如打撈保險起見，再翻番加一倍的時間，八九分鐘更沒問題。“別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堅定地說。

後來，陳炳鑫把與老先生提供的細節問題寫到向上級匯報的材料里，由當時的局長沈振東連其他海洋技術問題一併匯報中央負責領導，供打撈部隊參考。

1980年5月中旬，由18艘艦船組成的我國海上編隊早已在東太平洋水域待命。18日上午，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枚洲際導彈橫跨了南北半球，一直在我國各種測量船的監控中，導彈艙與推進體脫離後，對準預定的濺落點，從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預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沖天水柱。10時30分，周圍的驅逐艦及工作快艇立即高速前往，對周圍環境嚴密保護。然後就是驗證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計算結果：只用了5分20秒時間便順利地將彈頭數據艙取回。海軍打撈部隊見證了洲際導彈彈頭濺落激起由巨浪到衰減整個過程僅用了5分鐘，海面便靜了下來。

從海軍打撈部隊提供的有關消息，情況的確如事先擔心的那樣：我國海軍整個艦艇編隊往返航行和在彈頭降落試驗區活動期間，澳大利亞海軍一艘艦艇企圖駛向彈着落區域，我國海軍驅逐艦阻攔其前進航向，周旋了近兩小時後澳艦才無奈離開；我國直升機在打撈彈頭數據艙的同時，導彈着落點上空有美國兩架直升機在50米低空盤旋，並在彈着點附近投下聲吶浮標，當看到彈頭已被我國取走，僅晚了一步的他們，只好在導彈降落點提取一桶海水離去。可見如發現數據艙過晚，或打撈行動遲緩，數據艙確有被美機劫走的危險。還有，當時澳大利亞“GT203”號訓練艦和新西蘭“莫諾威”號打撈船分別被我國兩艘驅逐艦盯死，未能進入試驗區。

據我國發射導彈期間統計：在導彈降落海域附近先後發現日本、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飛機78架次；日本、蘇聯、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艦船77艘次，再次驗證了這些國家對我國發射導彈極度關切。好在我國護航編隊驅逐艦出色地完成了驅離任務，為直升機迅速取回彈頭提供了安全保障。

時過境遷，人們對當時的細節知道的並不多，也很少有人提及。不過這麼重大的科學實際問題，束星北先生用一個如此簡單的數學模型就解決了原應該撥款立項的技術估算，可見他學問之高深、理論之紮實。難怪束老先生當年的弟子——國際著名科學家李政道、程開甲和吳建雄對恩師束星北一直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