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日若开战，美国会不会插手？

日本自民党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升级至今，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但中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导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美日同盟。因此，无论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当事国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美国因素。这是具有很大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美国的“日本困境”

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不是说美、日两国是一体的，但如果不能对美日同盟有正确的理解，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着一种困局，我们暂且把此称为美国的“日本困境”。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美国的“日本困境”来自美日同盟。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使得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结束。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1.美国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和历史观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但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并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不过，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那就是要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中国和苏联分裂之后、美国面临与苏联的竞争的时候，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美国保留了日本最重要的天皇制度。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既然战后天皇没有受到追究，也表明没有人对战争负责。审判了一些战犯，而没有改变产生战争的制度，给了以右派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保留了巨大的政治制度空间。实际上，在保护天皇制度的条件下，很多战犯或者近于战犯的重要政治人物日后重返政坛。德国清算了纳粹和纳粹制度，而日本则没有。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清理过日本的战争历史观。在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左派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甚至政治人物对日本的战争历史有所反思，但从来就不是主流。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的战争历史观从来就没有清算过，不仅没有得到清算，反而以各种形式得到延生。日本右派的战争历史观就是：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日本“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2.美国帮助日本成为经济强国

在经济上，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美国也为日本提供了优越的经济起飞和发展条件。在美国的有效核武保护下，日本能够把所有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同属西方阵营，日本获得了美国和西方庞大的市场。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又和德国不同。

德国战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为了经济发展，德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这种外在的经济压力，也促成德国政治人物和社会完全和过去的历史决裂，和曾经是战争的受害者的其他国家处理好关系。

日本则相反。美国庇护下的快速经济发展，使得日本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来和曾经受其害的亚洲邻国进行和解。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促成了日本的骄傲，成为强国之后，日本更不用对其历史负责了。

美国当然通过美日同盟也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从日本那里获取了大量的利益的同时，让日本始终从属于美国。从美国占领日本到现代，日本为美国已经付了数不清的账单。并且，日本的政治人物非常了解美国这位利益主导的上司的特点，只要获得了经济利益，其他方面都好商量。因此也经常主动为这位上司输送经济利益。

美国需要保证的唯一一点就是，日本不能挑战美国的盟主地位。因此，在日本经济走到强盛的时期，美国通过强迫日元升值的办法，促成日本处于从属的经济地位。同时，日本始终没有独立的外交和战略主动权。总而言之，美日同盟使得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全部主权国家。对这种状况，不仅日本的左派不满，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也极其不满。因此，一有机会，他们总会出来争取和美国的平等地位。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其右派人物开始挑战美国，开始对美国“说不”。这一点美国人不是不知道。

二、中日都在制约美国

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1.美国对中国有依赖

中国的崛起对美日同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日本的崛起在美日同盟之内，但中国的崛起在同盟之外，因此美国经常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是潜在的敌人。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对日本产生了影响，中国快速发展，而日本长期处于迟滞状态，使得日本很多政治人物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日美同盟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

不过，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的崛起尽管不是在美国的同盟之内，但是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和苏联不同，中国选择加入现存世界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过程又是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在战略层面，尽管表面上看分歧仍然很大甚至对立，但也在很多领域存在着互相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需要在关键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如果相反，谁也做不成事情。

从理论上说，中美关系是一对结构关系，是全球事务的结构。中美必须合作，不合作，国际关系的架构就会弱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不能轻易牺牲掉和中国的关系。（也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很多人相信美国不会为了日本而牺牲中国，另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会站在中国这一边，而牺牲日本。）

2.日本对美国有限制

但同时，日美同盟也有效限制着美国的行为。日美同盟表示美国必须支持日本。同盟政治是冷战的遗产。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其同盟政策，反而在不断强化同盟政治，希望通过同盟政治永远占据霸主地位。

但美国在强化同盟、享受同盟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负担着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盟一旦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美国必须和同盟站在一起。如果美国不做此选择，意味着同盟政治的解体，意味着其霸主地位的全面衰落。美日同盟更是这样。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主柱。如果日本在面临中国威胁的时候美国不介入，其在所有同盟中的声誉、信用就会全面倒塌。那一天，会是美国霸权的终结。

实际上，如果日本持德国那样的态度，能够正确面对历史，能够卸掉历史的包袱，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但不幸的是，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已经不用面对历史。日本所做的刚好是反面，不仅不承认有历史包袱，而且是想重回历史的辉煌，把侵略战争视为是“正义的战争”。尽管日本国内战后也有诸多历史反思，但现在这种反思越来越变成了右派所说的“自虐史观”。

日本不能面对历史的态度不仅牵涉到中国，还牵涉到韩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付来自中国的“威胁”，要花大力气来整合已经存在的美日同盟和美韩联盟，希望这两个联盟一体化，形成一个美、日、韩联盟。但日本的“正义战争历史观”破灭了这种可能性。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中国和韩国同样是受害国，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利益。

再者，同样因为日本，美国再一次在国际事务上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意识形态上来看，美国和日本同属民主。这部分日本可以得一些分。在美国国内，从民主的意识形态出发来支持日本的政治人物大有人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日本也在四处寻找民主盟友，来组成其自己的反中联盟，就是安倍所说的“民主价值同盟”。这个概念是冷战后美国人创造出来的，现在日本到处使用。日本要拉菲律宾、印度等民主国家站在其这一边，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但问题是，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就可以抹掉过去战争历史吗？日本是民主国家就能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吗？很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如果美国毫无原则地支持日本，美国便会输掉这场道德战争。

三、夹缝中的美国，如何抉择

中日关系的恶化使得美国夹在中间。美国对中国不高兴，但真实的理由不好说。因为中国的行为在促使日本更快地走向正常国家，而日本国家正常化对美国所能带来的挑战，远远大于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一旦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尤其是在日本的存在就没有了理由。

美国对日本不高兴，但同样是这一真实的理由也不好说。日本打着“反中”的旗号来迎合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是容许的，因为美国也同样担忧着中国的崛起。但如果日本一旦过度使用同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必然最终从日美同盟中逃离出来，挑战美国的霸权。

中国应当深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日本困局”，理性地制定自己的对日和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战略的机动性远比美国大。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结盟政策，不用像美国那样承担联盟的负担。中国不结盟的选择是有利于东亚和平的。

历史上看，结盟往往助长战争。很多人一直在比较目前的东亚局势，和二战之前的欧洲的相似性，但他们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不同，在二战前，所有欧洲国家是结盟的。在结盟的情况下，一旦两国之间交恶，与之结盟的国家都要选边站。这种选择加快了冲突的升级和战争的到来。现在的东亚，只有美国和日本的结盟，而中国没有。这在客观上不仅在延迟着冲突的到来，而且赋予中国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机动性来掌控局势。

只要中国具有足够的理性，掌握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点，就可以实现对日关系上达到斗争和妥协的平衡，从而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条件下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继续崛起，成为真正的强国。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