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政坛秘闻录》(６)“十多年来的北京，始终是漩涡的中心”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德（1913年－1995年11月29日）

这些人都当过高官或者高官的秘书。在访谈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披露了当年政坛台前幕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本书努力挖掘历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二十余年的重大事件。本书是作者采访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在中国政坛风云一时的政要的谈话汇编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十多年来的北京，始终是漩涡的中心”——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德

　　吴德退出政坛以后，几乎是闭门不出了。但是，作为一段历史的参与人和见证人，他始终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在历史的风浪中，有时不是人们选择了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人。吴德的沉浮，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我和他坐下来回忆那段历史时，我们的话题竟是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谈起的。

　　“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讲话，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我出面宣读的。但是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当时，政治局会议研究的时候，我汇报了从1976年三月下旬以来，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当时王洪文就问我：[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 我说：[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华国锋连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七言八语，就形成了我的讲话稿大纲。”吴德丝毫不掩饰他当时的观点，说：那时尽管大家对张春桥、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华国锋尤其积极。”

　　吴德4月5日的广播讲话已成为一篇历史的文献，特录如下：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吴德等我看完这篇当年的讲稿后，笑道：“就是这篇东西，就成了后来一些人不能容忍的理由。你看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残酷。”

　　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吴德说：“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少奇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 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 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六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坐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吴德第一次单独出面，是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和红卫兵们谈话，他是奉了周恩来之命给学生们做工作的，但是他见了他们却说自己[今天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来的]。谦谦之词，可见一斑。

　　他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蔽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帐、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吴德在谈到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的时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要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地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忠实服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这也许就是他的经验之谈。

　　他在谈到要和红卫兵商量的几个问题时，这样说：“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气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坏了，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没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另外，关于给黑帮黑线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1966年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上，吴德发表了实际上是他站出来的讲话。他说：“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讲到这里时，吴德似乎表现出了强烈的气愤，他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明了眼前这场斗争的性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尽管这些都是应景的官样举动，但是反映了吴德适应潮流的本领。

　　1977年7月2日，吴德和纪登奎、陈永贵三人一起和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姚连蔚谈话的时候，吴德说得很清楚：“现在，陕西省有人在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中央怕群众有更大的反映，中央也不好解释。因为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考虑再三，决定让你回去，接受中央和陕西省委审查。”这时，先后经过他手和他参与，宣布一些人停职审查的，还有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等人。

　　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他也和这些人一样，享受了同样的待遇。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和陈永贵、陈锡联、汪东兴、纪登奎是被迫辞职罢了。

　　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对我说：“政治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呀。从我调到北京后，我就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全国的漩涡了，要想不翻船，只有虚心一些，处处事事都谨慎，多请示，多汇报，自己尽量少担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决不卷入到哪一派里去，就是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党中央走。这是保证我自己没有在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栽跟头，和后来的粉碎林彪、四人帮中没有陷入进去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整个党中央集体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作为中央里的一个成员，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纠正这和集体的错误，这不能怪我。这是整个时代和历史的错误。”

　　我问道：“你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后，到什么时候就感觉到再也无法工作了呢？”

　　他说：“我从1966年5月下旬到北京，参加了首都的文化大革命，到这年的11月份，北京市批判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李雪峰已经无法工作了，我名义上也在工作，实际上只是应付一下生产和抓具体的事情罢了。”

　　他给我讲了当时的整个形势：

　　1966年底，林彪等人支持《解放军报》社的负责人胡痴和关锋、王力在一些部队运动的调查报告上，提出了“军内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甚至提出要在军以下直至连队开展“四大”等建议。到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把我军的文化大革命搞好》里，提出了“在我们的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等论断，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就在此的前一天，即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的女儿萧力亲自带人查封了《快报》的办公室及其全部的材料，并下令这个机构停止一切活动。

　　吴德得到消息：“1967年元旦刚过，林彪秘密地支持唐平铸、胡痴亲自带领一些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要揪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大字报有唐平铸和胡痴亲自执笔签名，唐平铸曾经指着签名说：[这个小名单后面还有大名单呢。] 他们去的时候，不是公开一起走，而是约定了暗号及汇合地点，夜间到军报外头分批上了汽车到了北京军区。在那儿，邵一海动手张贴大字报，其他人观察动态。整个行动，十分保密。”

　　1967年1月19日，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会议，当提到军内要搞“四大”时，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起来：“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叫：“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徐向前站起来也吼：“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的问题。紧接着的，就是2月16日陈毅、谭振林、李富春、余秋里等人大闹怀仁堂的事件。两者联系起来，是所谓的二月逆流。吴德那时虽然不在矛盾的中心，但是他对中央发生的这一系列斗争，始终是关注着的。他认为，关心这些大事，便于他在今后的风浪中明辩是非。他几乎是一一地给我讲述了当时的大事：

　　1967年2月5日，上海市工总司等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当时，江青和陈伯达就找吴德等人谈话，江青说：“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张春桥受毛主席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影响，将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法不一定好，将来可以改。但是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吴德你也要考虑和李雪峰划清界限，站出来革命呀！”

　　陈伯达说：“吴德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让吴德负主要责任，责任是应该由李雪峰来负的。”

　　2月8日，戚本禹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提出：“你们红卫兵要准备经受严重的考验，保持造节，彻底革命。”吴德对他的秘书指示：“凡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有关他们的内容，统统给我找来，我要认真地学习。”于是，他仔细地推敲了戚本禹的这个讲话。这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准的八条命令精神，作出了两条规定：一、海军和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二、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吴德听到了反映：“这个决定是经过林彪批准的。”他当时脱口而出：“我要是能到了军队，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同天，山西省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向全国发出了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议，提出：“至今在一些革命组成和个人中还存在着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为了彻底清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余毒，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保江山不变色，要坚决抵制一切不符合节约闹革除的做法。”这个倡议书立刻受到了铁道工人内部的好评。

　　2月9日，这天，北京市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20万套，吴德在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搞好。”这个会后，他和谢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谢富治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大联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农民搞农民的，学生搞学生的，不准搞跨行业的联合，也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一概不承认。”吴德听到这些，已经预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是以谢富治为核心的。回到家里，他从秘书送来的材料中，得知戚本禹今天在一次讲话中说：“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刘邓至今没有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同刘邓陶的斗争。”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这两篇文章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经验：“革命造反派必须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吴德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毫无例外地认真地学习了这篇文章。当时，周恩来给他打招呼：“你要有思想准备，和广大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组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吴德心中有数了，他不会因为李雪峰的错误而倒下去。这大半的原因在于，他始终担任的是副职，毕竟要比正职领导干部要超脱一些，不在斗争的第一线，所以不会先中弹。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根据这个指示，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迎从苏联回来的所谓反修战士，并抗议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法西斯暴行。这是连日来，近200万群众在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抗议的最高潮。

　　吴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团贴出的揭发、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他立刻批示：“这是在全国夺权斗争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完全是有预谋的，建议查清。”

　　下午，吴德陪同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50多位中学所谓革命师生的代表，桌子上摆满了联动组织破坏的东西。江青指着这些东西气愤地说：“你们看看，这叫革命吗？可以办一个展览，让他们看看。”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通知》，指出：“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员的党籍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集中处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列举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冒出来的所谓群众组织的名字，指出：“这些组织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的是少数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坚决取缔。”

　　2月14日，李富春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讲：“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17年来，他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这天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梁膺庸，给他扣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务”。当天晚上，《光明日报》的群众再次斗争了穆欣。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这天，吴德研究了农口夺权的一些情况：

　　2月4日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农大红旗”砸了被称为反动组织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站，开始抓“扒手”和“黑手”。谭震林提出：“他们搞我们的白色恐怖，我们就搞他们的红色恐怖。”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把头头打成了“反革命”。这时，陈正人贴出《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反击农大东方红和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过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了“农科院红旗”等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领导江一真提出“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到2月11日，谭震林领着周恩来接见了“农红总”组织所属的五个夺权组织的代表，谭震林指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2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内蒙军区和内蒙三司的代表时，指出：“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了解放军。”

　　同天下午，周恩来接见财贸造反派的时候，指出：“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协助我把财政上的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67年、68年就还光了。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和清算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以周扬、夏衍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地开展下去的设想，

　　2月18日，毛泽东从2月12日到2月18日，连续三次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1月革命胜利了，2、3、4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姚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吴德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说：“毛主席的话是针对上海的局势讲的，我们北京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夺权，是夺李雪峰的权还是夺我的权？我还没有吃透这个精神。”

　　这天的《文汇报》，发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指出：“热烈欢迎一切革命干部起来反戈一击，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月19日，毛泽东看了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写的两个报告后，即《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作出批示：“一、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不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应减少4小时。三、党、政、军在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和其他会议上强调：“毛主席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戚本禹针对农口出现的问题，在接见农口的群众组织时，说：“我还是要保一下农大东方红，他们很有战斗力。”消息传出，农口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对北京电台的夺权问题展开大论战，常发生武斗。中央文革小组为此事写了两封信，要求双方停止论战，协商解决。

　　2月20日，戚本禹给整理了《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材料的谭浩回信，指出：“你过去受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类书的毒害，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认识错误，决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彻底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批判文章，这都是好的。我们热烈地欢迎你这种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热烈地欢迎你归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1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指出：“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天，北京召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红卫兵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发表。社论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干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健全地领导文化革命和领导生产。经过半年多以来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应看到，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吴德知道，这篇社论是由王力起草的。社论的讨论稿在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征求意见和讨论的时候，陈毅曾经长时间地握住王力的手说：“社论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没有意见了！”

　　2月24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在全市群众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赞扬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会通过了《当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

　　消息传到北京后，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吴德谈话，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吴德：“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的意见都是建议你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谢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作出成绩。”

　　2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还刊登上海《体育战线》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红旗》杂志还发表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短评说：“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到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边战斗，边整风，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开火的问题。”这以后，在一些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所谓闭门整风。当时吴德就对谢富治说：“这些措施，在北京的学生组织内部，不会起多大的效果。”

　　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介绍贵阳棉纺厂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创造了自下而上按部门大联合的经验。社论说：“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里，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高度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3月7日，毛泽东看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后，作了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这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社论强调：“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3月8日，农口和首都部分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大会”，公开把矛头指向了谭震林。他们重点批判谭震林策划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和所谓镇压群众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口号。

　　吴德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对我说：“当时我自己也感到突然，谭震林怎么会一下子要打倒呢？前几天江青、周恩来不是还要保他吗？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在这年的2月2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陈毅、李富春等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谭震林和张春桥几乎要拍桌子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二月逆流]的由来。造反派已经从中央文革内部得到了消息，所以即接着就开始打倒谭震林行动了。你别以为北京的学生组织有什么高的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每一个行动都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背后给他们通风报信。没有消息，他们是绝对不敢造反的。当然，如果他们受压也会反抗的，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3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提出这样的观点：“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公。”

　　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上作了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店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与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工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人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信中说：“希望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合作。”

　　这天，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胜利召开，吴德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在会上作了讲话。吴德说：“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一步。”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围绕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主流和支流”“军队支援地方”等三个问题作了讲话，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的观点。

　　这天下午，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发言的人纷纷批判所谓谭震林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同时提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讲话，表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3月22日，继北京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召开的三天，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又胜利召开。照例又是吴德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参加大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作了讲话。

　　3月2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据毛泽东和林彪3月21日对《青海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作出了《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提出：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篡夺了军权，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300余人，逮捕近万人。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有关青海问题。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和释放，并着手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管会。中央决定，将赵永夫隔离审查，将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张秀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成立，周恩来、江青到会祝贺并讲话。

　　3月28日，周恩来在晚间接见水电、煤炭、冶金、物资、林业、计委、纺织等国家机关21个单位的代表，讲话时指出：“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缺乏经验。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经验多了。这次夺权是19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二、三、四月看出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五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更长一些时间要看出结果。对干部不要揪来揪去。你们可以约好时间批判他们，批判完了让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抓业务。如余秋里、谷牧同志，国务院需要他们工作，中央现在没几个人抓业务。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审干，要排排队解放一些干部到业务生产岗位上去。”

　　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指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群众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对这本书的大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同时，报纸上还发表了王力和关锋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的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6、7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调查，批文：“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4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117号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文件强调：“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 强迫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的名义，镇压革命群众。”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江青对这份文件特别感兴趣，她在几次会议上都这样讲：“毛主席亲自指示制定的这个文件，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毛主席对革命群众的爱护和保护，彻底纠正了今年2月和3月间全国各地出现的镇压学生和群众革命的错误倾向，这就保证了我们的五光十色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下去。同志们，你们在底下斗，我们也在上面斗呀，这些文件来得不容易呀。我们的斗争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

　　4月6日，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强调爱民。连同以前颁发的八条，体现了毛泽东“拥军爱民”的思想。毛泽东这样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就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这一天，所谓中南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揪斗了刘少奇。刘少奇被揪出来以后，几次提出：“你们可以文斗，为什么要武斗？”

　　在此之前，吴德几次给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写了揭发材料，系统地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所参与的和他所知道的刘少奇、邓小平对北京市运动的指示作了揭发和批判，表示：“我决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同时我也要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是，用陈伯达和康生的话来说：“吴德新生了！”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的社论，欢欣鼓舞地宣布：“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的战役开始了。”

　　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召开大会，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都拉出来批斗。首都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人都参加了大会。

　　4月中旬。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批判。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会议上都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掀起了批判刘邓路线的热潮。这一切都是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做准备的。

　　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内蒙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鐸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中央决定成立以刘贤权、吴涛（内蒙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本月的17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又发布《给内蒙人民的一封信》，再次声明了这些观点。

　　4月20日，在北京四代会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由谢富治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担任第一副主任。毛泽东这天接见谢富治的时候，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他还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说：“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大会。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示热烈祝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大会上作了引人注目的讲话。

　　吴德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如果从北京这个角度上讲，我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的见证人，也是一段历史时期的参与人。北京，作为10年政治漩涡的中心，我始终是身居这个中心的领导人之一。我觉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周恩来的讲话，把这个漩涡中心的意义和作用都概括的十分清楚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是这样说的：

　　“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字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地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七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着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会议并发表公报，从此宣告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联，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从去年8月到11月，毛主席接见了12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行动上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说到这里，周恩来话锋一转，显得十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当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五光十色专政更不容易。”

　　4月23日，毛泽东在《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上批示：“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日，毛泽东在四川的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的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从这天起，吴德又名正言顺地当起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不久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开始了他仕途上新的一页。

　　吴德说：“在北京这个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与我不是一把手有很大的关系。我要是一把手，也肯定栽下去了。因为北京的政治斗争太复杂了，你根本弄不清下一步的潮流要向哪个方向发展。实际上，大家全都是看毛主席的眼色行事，那时叫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老人家本身就很神秘，一般人根本无法和他沟通思想，他到晚年后，精力不佳但思想活跃，在政治力量上搞平衡，有意识地要给人们树立一些对立面，以此来制约和控制各方面的势力，同时显示着他的胸怀和力量。他的领导方法，只有他自己和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其他人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也是后来华国锋必然要走向垮台的一个原因。我记得斯大林在说到托洛茨基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与其说他象个英雄，不如说他象个戏子，把戏子与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果是不行的。] 我看华国锋与毛主席相比，就是一个戏子。”

　　我说：“后来毛泽东在同林彪斗争的时候，你虽然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但是谢富治已经生病，你实际上已经主持了北京市的工作。你能否讲讲那时你的感受？”

　　吴德笑了笑说：“是的，在我们党内你别看这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差距，可是大得很呢！李雪峰刚离开北京先是到了天津，后来又到了河北。我就一直在北京，谢富治这个人很受毛泽东的器重，江青对他很信任，总是有事和他商量，我在北京主要是抓具体的经济工作，是个典型的执行上级指示的人，和谁也是正常的组织关系。所以一直到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九大以后，江青他们同陈伯达、林彪斗争上升为主要的地位，一般人根本觉察不到。但是，谢富治好象知道了一些什么。他生病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他，他悄悄地对我说：[ 北京市的工作，你不要向陈伯达讲什么，这个人的思想意识不怎么样，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弄得不好，他嫉妒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但是又没有人家那两下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栽跟头了。] 我感觉到中央的斗争依然激烈，说话做事就更加注意了。所以，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当陈伯达、林彪他们闹得要设国家主席的时候，我采取了低调子，即设也没有意见，不设也可以。谢富治生病修养，没有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当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我就不是什么主要领导了。8月20日，刊登有陈伯达、汪东兴等人发言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印发全会后，各小组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要求设国家主席和揪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的呼声空前激烈了，到处是一片打倒和千刀万剐的叫骂声。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看见张春桥过来，他铁青着脸，见了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吱声。我以为他觉察到不妙了，谁知道他已经胸有成竹，已经开始向陈伯达和林彪反击了。我突然想起了谢富治对我讲的那段话，马上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说：[我觉得陈伯达在华北组的活动很可疑，要求中央注意他要揪出的人是谁。]这个电话显然对我后来是产生了作用的。那些天，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紧张之中。”

　　我问到：“毛主席1971年9月12日回到北京后，在丰台车站找人谈话，就有你，你当时有什么感觉吗？”

　　吴德说：“毛主席那时已经把话点透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毛主席在济南的时候，就让汪东兴通知我们到丰台站等待毛主席，那时我已经得知毛主席要在国庆节之前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全会上将补选张春桥等人进常委和当副主席。这也是谢富治悄悄地告诉我的。所以，我心中有数。9月12日中午1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进站，随后我们上了他的专列车厢，毛主席简单地询问了北京的情况，对我和纪登奎、李德生、吴盅说：[ 这次回来要下决心解决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处理的一些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一个陈伯达，这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几次庐山会议，去年这次是最凶的一次。他们的气势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要分裂中央，搞掉张春桥、江青这些人。为什么要搞他们呢？无非他们坚持听我的话，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这就使陈伯达及其后台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彭德怀搞我还要下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可见这些人的风格之低！] 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到张春桥，称赞他和姚文元。当时张春桥为了表示谦虚，不让在传达毛主席指示时提他，后来华国锋把他们抓起来以后，有关他们的东西都成了禁区，这不符合历史。所以，我和你谈的时后，尽量都是毛主席的原意。”讲到这里，我询问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态度时，吴德说：“毛主席对汪东兴并不满意，但是为了团结多数嘛。在我和张春桥一次谈话时，张春桥对我说过：[ 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可以稳住许多人的心。他的问题以后慢慢解决，并不着急。他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他没有想到汪东兴在抓他们的问题上可是起了大作用了。”

　　我说：“请你能谈谈林彪事件以后，你在中央所看到和所干的事情。这样，便于我们研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嘛。”

　　吴德想了想说：“我看毛主席也没有预料到林彪事件会是一个这样的结局。林彪之死对毛主席的威信是有损伤的，出了林彪后，人们对毛主席的神话破灭了。加上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身体明显地恶化着。中央所有的领导人的思想已经在产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从私底下的谈话里感觉到人们的担心和考虑的问题。人们希望国家能够逐步地平稳，对政治的兴趣在渐渐地淡化。什么路线斗争的觉悟，什么区分马列主义的界限，都已失去了信仰的支柱。你怎么敢在林彪活着的时候反他呢？他是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呀！所有这些，毛泽东也看出来了，提出批判路线斗争的不可知论，其实解释这些问题的人本身也是解释不清楚的。林彪死后，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想纠正林彪的极左错误，这自然又和江青、张春桥的做法，其实也是毛泽东的主张产生一定的矛盾。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具体的做法上微妙的差距，人们都注意到了。好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能顾全大局，都不会把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暴露得不可收拾。中央里抓经济工作和具体工作的本来就少，新上任的文革派，政治局里一些人私下把张春桥、姚文元说成是文革派，他们毕竟在管理国家机器这一点上生疏，不象经过长期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老同志那样精炼。毛主席虽然有计划地在培养他们，但是那毕竟不是一日之功。毛主席天天讲路线斗争，讲理论指引，使他们真正产生了误区和错觉，以为那就是一切，就是战无不胜的灵丹妙药。”

　　我说道：“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改变了中国的整个进程。我认为毛主席的本意，是想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树立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包括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这样一些人的形象。另外，他认为，越是犯过错误的人，象邓小平、汪东兴等等，他和他所选择的接班人更能控制住他们，便于为他们所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反证了他自己的失策。这一点，是政治家的大忌。”

　　吴德不住地点点头：“你在看毛泽东的心思上把握的比较准。这一点，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在和他身边的人谈话时，说得很清楚了。有人说邓小平站出来是周恩来起的作用，实际上是毛泽东提出他的想法后，周恩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及时地提出了他的建议。林彪死后，一切被林彪打倒和林彪所反对过的人纷纷站出来，客观上也就给毛泽东的危机创造了条件。人们并不认为是他们自己错了，而是认为毛泽东在纠正自己的错误。”

　　我问：“粉碎林彪集团以后不久，谢富治也死了，你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参与了后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你认为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和举措究竟怎样？”

　　吴德斟酌着字句，慢慢地说：“林彪死后，应该说党内的高层内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整个过程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特别是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如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出来工作，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那时人们看报纸，并不是首先看中央的新精神，而是看报上哪些被打倒的站出来了，这些成了新闻。周恩来是热衷于解放干部的，许多站出来的人也以受林彪的迫害为名揭露林彪集团，即使是对毛主席不满的人，也只是把气往林彪身上发泄。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也只能是在心里嘀咕，并拿不到桌面上来。这时的人心，已经很难再有凝聚力了。林彪一倒，整个林彪宣传的理论体系也产生了动摇，批判林彪的路线，不可避免地要动摇毛泽东多年来依靠此建立起来的威信。尽管党中央和毛泽东竭力避免这种局面，但是这种根基的动摇是任何人所不可扭转的。这就产生了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们要占优势的社会基础。我记得1974年初，那时党的十大已经开过了，我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曾经找我谈话，询问了北京市的情况，她对我说：[现在自上而下都有一股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逆流，如果现在不引起重视，将来非受害不可。我觉得这股风是一些人有意识地推波助澜搞起来的。]我问道：[这个情况要是向毛主席反映，要拿出事实来才行呀。抽象地谈，只会使毛主席反感。]江青自己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但是，你要佩服，江青那个女人的脑子确实好使，她在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将来非有麻烦不可了。”

　　我身旁的一位同志问：“那她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

　　吴德说：“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到了1974年和1975年那个时候，打倒一个领导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不但要有事实，而且非要毛主席点头不可。我认为，从林彪事件起，毛主席对干部的政策就采取了特别审慎的态度。他知道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头露面很多，许多干部的打倒都和江青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积怨很深，毛主席不愿意让她再冲到第一线发号施令了。在我参加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几次说：[江青哪，你也要注意学习呢，你不好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是要吃亏的。我们党的干部的成长，除了一定的理论学习外，主要的还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江青你如果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总结好了，你就拥有了党内最宝贵的财富]他还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战，你江青是打头阵的，功劳大，也必然缺点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积怨，与这个很有关系。]这些话，江青并没有很好地听进去，加上毛主席年事已高，许多干部已经在给自己留后路了，他们对毛主席明显地采取了应付和敷衍的态度，更有甚者，是在哄骗毛主席，得过且过，根本无心好好地为党工作。再说，毛主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明显有病了。虽然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在当时是党内的最高机密，但是毕竟人们会从电影和电视里看到毛主席越来越老，这个已经保不住密了。”他打了半个手势对我说：“那时江青拼命地想掩饰这一点，说毛主席的身体如何如何健康，不敢正视毛主席有病的现实，但是这怎么能瞒得住呢？毛主席几次发病，江青悄悄地跟我说：[我怀疑汪东兴和那个李志绥有名堂，他们有勾结，过去都和林彪、叶群那些人眉来眼去，上过贼船，会不会是林彪的特务呢？]我说：[这要有事实呀，没有事实怎么能让政治局的同志相信呢？]江青也发愁，说：[毛主席的身体让他们越治越坏就是最好的事实呀。]她拿出不久前毛主席的照片让我看：[几天前还是这样的，怎么吃了他们的药后变成这样了？这里有问题呀。]她请教了许多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江青这才不吱声了。但是，她对医生们的建议总是不放心，总是和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到上海确诊才同意毛主席的治疗方案。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并不是坏心，他的许多话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建议要给毛主席输液和打针的时候，江青和张春桥再三地说：[要尽量减少药的负作用，尽可能地不吃药，不打针，尽量用先进的方法和传统的按摩来治疗。]但是，毛主席患的是运动神经元病呀！这个病基本上是不治之症，医生偷偷地预言，顶多能活两年的时间。尽管是绝密消息，但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当然能够知道呀。江青和张春桥也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了，但是他们显然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估计不足。当时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时间，争取力量。那个时候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我在当时也看不清楚斗争的实质和双方，甚至是几方斗争用的策略。”

　　我说：“当时毛泽东采用的态度是静观动态，不露声色，暗中部署力量。”

　　“对！”吴德拍着大腿说，“毛主席当然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先是眼睛看不见，再就是瘫痪，腿根本站不起来了。睡也睡不着，气喘、胸闷，都是不好的兆头。他心明如镜，知道邓小平在和江青、张春桥争，是要否定他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支持，他没有想到邓小平会迅速和周恩来、叶剑英搞到了一起，因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打倒他的问题上是采取坚决的态度的。毛主席在和邓小平谈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但是邓小平已经对毛主席深知其人了。毛主席在没有部署好自己的战略行动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做掩饰工作，他决不轻易地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意图。毛主席在湖南长沙治病，根本不想和周恩来、邓小平摊牌，他采取了他一贯的策略：诱敌深入，放开长线，充分暴露邓小平的力量和党内究竟有多少支持江青、张春桥的势力。他的后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四届人大可以让邓小平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马都可以拉出来，党的副主席给他，他要什么都可以给他什么，我就不相信他能反了天！]但是不到一年，毛主席发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住一个清华大学的问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终于把邓小平打下去了，剩下一个叶剑英，毛主席也让他请病假休息，其实是让他靠边站。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促使毛主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势力全部打下去。他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华国锋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的话，现在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吧？”

　　我问：“毛泽东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瞩咐究竟有没有？”

　　“有！”吴德说：“而且还是华国锋在1976年7月底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亲口传达的。当时我们都在。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这些人抓了起来以后，他说什么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当时把四人帮说得比任何敌人都坏，这就封杀了任何说真话的可能。现在党内有人说华国锋才是真正的政治骗子，指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大概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吧，我也说不清楚这些了。不过，就拿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话来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并没有他们自己的其他目的，所以不存在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阴谋问题。但是，直到现在是否到了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时候，我还没有把握。我只是想把这些事实摆出来，对历史负责吧！”

　　“你对华国锋的印象如何？”我最后问。

　　“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说话办事没有什么原则，他基本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吴德说：“认识一个人需要一个历史的沉淀和反思的时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还可以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我辞职的时候，华国锋找我谈话，我说：[你什么话也不要多说了，你说什么也未必顶用。你这个人是从来不把你说过的话当回事情的，连中央的决议都可以当作一阵风，这还有什么可讲的呢？]我这样讲，也是不得不说的话。后来我就把一切政治看得比较淡了。”

　　吴德说完这话，坐在沙发里两眼红红的，好长时间没有吱声。对这样一位有丰富的文化大革命资历的人，我多么希望他能够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说明那个“史无前例”的运动的详细内容呢。为此，我作了最大的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