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中國是否已經崛起？未來又會怎麼樣？

陳向陽

（1）世界第一謎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會說中文，但並不親中，對中國還相當警惕。2012年他在《澳洲人》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面對中國崛起，西方缺乏準備》，文中有句警語：“很快我們就會來到一個歷史時刻：自從喬治三世以來的第一次，一個非西方、非民主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英王喬治三世於1760年登基，1820年去世。自那時的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文明就占據了世界的統治地位。陸克文的警語讓人想起當年李鴻章的話：“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要清王朝警惕來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威脅。

陸克文挺謹慎，避免冒犯中國。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數百年來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地位將第一次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說白了，就是來自中國的潛在威脅。他的文章中還說：“這個亞洲巨人將如何伸展新生的肌肉，與我們（西方）息息相關。”“中國將接受戰後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還是試圖改變它？不僅對亞洲，對全世界而言，這都是21世紀前半期的核心問題。”

陸克文並沒有斷言崛起的中國一定會傷害西方，因為中國將來如何行事依然難以預測。他提出了一個中國的“未來之謎”。

不少人認為中國不會危及西方，理由則各有不同：

有人接受了中國官方“和平崛起”的說法——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擴張侵略。但是，今日之中國根本不同於幾千年來的“舊中國”，也非常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這樣一個“超新中國”將走向何方，連中國人自己也不一定真知道，很大程度上仍在“摸着石頭過河”呢。

另外有些預言家乾脆否定了中國崛起，認為中國就要大崩潰了，根本不足懼；中國面臨着五大、八大或十大危機，中國神話就要結束了。但預言家們仍然繞不過一個中國的“過去之謎”。早就有過無數次中國大崩潰的預言，但通通落空。為什麼？不解釋清楚就再次發布類似的預言能有多大分量？喊了一百遍“狼來了”，狼卻沒來。憑什麼讓人相信這一次真會來呢？

陸克文的警語其實也含有一個中國的“過去之謎”：為什麼一個非西方、非民主的國家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成就？當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外各路人士紛紛為中國的發展獻“設計圖”。各種建議雖有不同，但基本都離不開“西方道路”：少不了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現代的市場經濟離不開民主的政治制度，這被一些人看作“定律”。可三十多年來，中國偏偏打破了定律，走了與西方明顯不同的另一條路，竟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這裡令人震驚的，不只是中國的經濟成就，更在於打破了“定律”：偏離西方道路也能成功，這才是更令人目眩的一面，特別讓西方世界難以置信，也難以接受。所謂“中國威脅”，顯然不限於武力侵犯，在“西方模式”之外的中國崛起會威脅西方的根本價值。

有人強調，中國的經濟成就沒什麼了不起，不過是“四小龍”成功故事的放大版。所謂中國奇蹟完全可以用“常規理由”解釋：一是巨量的廉價勞動力，二是過度開發資源和犧牲環境。這樣取得的高速發展不可持續。隨着中國“人口紅利”的耗盡，還有資源的濫用和環境的惡化達到了極限，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就會結束。中國經濟近幾年的增長率持續下降，目前已是艱難保七（7%的增速）。這就是轉折點，中國經濟即便不陷入危機和衰退，從此也就“一般般”了。

不過，這樣的說法恐怕不對。首先，四小龍的經濟發展並沒有遠離“西方道路”。他們有相對健全的法制，也逐漸走向了民主，其市場經濟與西方完全接軌。而中國則根本拒絕民主，在發展中充滿了“非西方”的專制手段，政府干預主導了經濟運行，經濟市場化程度遠低於當年的四小龍。這本來是西方認定的“死路”，如今卻被一些大陸學者宣稱為中國成功的“秘訣”。

再者，中國經濟成就之巨大也超出了常規，以“常規理由”難以解釋。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絕不止中國，還有印度、越南、印尼和一些非洲國家，如果他們也不惜過度開發資源，不惜環境惡化，就能取得和中國一樣的經濟成就麼？沒幾個經濟學家相信。其實，如今印度的環境狀況也不比中國好，幾個大城市的空氣質量比北京還差。印度的發展也很快，可中國卻超過印度一大截（至少在過去的三十年裡）。

中國還大大地超越了自己。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勞動力也是又多又廉價，對資源的開發也如饑似渴，對環境的破壞也一樣的不管不顧。但“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發展勢頭卻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原來的“短缺經濟”一變而成商品太多，堆滿了中國，泛濫到全世界。當年為了武漢和南京兩座長江大橋就“驕傲”個沒完，如今沒幾個人知道長江上到底有多少大橋，三十？四十？五十？管它呢，早就是小菜一碟了。再看中國的高鐵，不久前才聽說建起了第一條，可沒幾年就一萬多公里，世界第一了，如今在建什麼四縱四橫的全國高鐵網，還擼胳膊挽袖子急着給全世界建高鐵。沒人懷疑，中國真有了這份能力。可這是哪兒來的呢？簡直像氣吹的一樣。

當然，政府投資過大和過度盲目的基建，造成了巨大浪費和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但無論這是好事、壞事，也不能取消那個謎：中國是怎麼在“後三十年”里奇蹟般地達到了如此的經濟規模和能力？即使中國經濟明天就衰退，從此一般般了，這個“過去之謎”仍在那裡。

以“常規理由”，包括廉價勞動力、濫用資源、不顧環境，解釋不了“中國之謎”。相反，還可以找出100個“常規理由”來說，中國根本不應該有如此的經濟成就。

不是說專制國家的官僚機構效率低下，會嚴重拖累經濟麼？在中國，審批個項目要蓋一百多個公章，這樣的事情直到今天還在發生，這和中國的經濟成就多麼不匹配！

尤其是，缺少了權力制衡，專制者獨斷專行，必然會犯大錯，重創經濟，這本是常理。比如，“前三十年”就有大躍進和文革這樣的大災難，都是由統治者的錯誤決斷導致。可為什麼在“後三十年”里，類似的災難沒有發生呢？不僅如此，三十多年來，中國連一次像樣的經濟衰退都沒有，而發達國家卻經歷了數次經濟衰退，這又是為什麼？

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在中國是千真萬確，至少許多老百姓認為幾乎已是“無官不貪”。在如此貪腐的官僚體系控制下，竟能出現一個超高速發展的經濟，這是什麼邏輯？大量的國家資產被侵吞，還有大量財產被貪官們轉移到國外，可中國經濟不見“失血而亡”，甚至不見“失血而弱”，這是什麼道理？

教科書上說，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超過0.4就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就超過了，有學者估計已經是0.5甚至0.6，中國官方乾脆不再統計基尼係數了。中國也確實出現了大量的“群體事件”，但遠沒有達到社會動盪影響經濟發展的地步，為什麼？

在世界各國經濟競爭力的排名表上，中國僅排在二三十名，就是說，競爭力並不強。看看相關指標，像勞動生產率、單位GDP能耗之類的，確實不怎麼樣，更不必說市場經濟必需的健全法制了。但競爭力不強的經濟卻生產出競爭力非常強的中國商品，這幾十年還發展得比誰都快，這該怎麼解釋？

中國不僅競爭力不強，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還非常糟。比如郎咸平就一再說，中國落入了西方的“產業鏈陰謀”陷阱。他舉例，一個中國生產的“芭比娃娃”在美國商店裡賣10美元，而中國的出廠價僅為1美元，其中還包括65美分的成本。中國廠家僅拿到35美分，那9美元的大頭分布在西方跨國公司把持的其他環節。如果分析在中國工廠里組裝的蘋果手機，情況也大致如此。郎教授是說，在整個國際產業鏈中，中國只占有利潤最薄的生產製造環節，而作為世界工廠，中國還承受了資源消耗、環境破壞、剝削勞工的“額外損失”。郎教授說的不假，早就有人說了，“出口兩億件服裝才換回一架波音飛機”。可是，這反而讓謎團更大了：就憑那麼點“蠅頭小利”，中國怎麼就積攢起近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經濟還能高速發展？而拿走絕大部分利益的發達國家卻時不時地衰退一下，反倒挺不好過，這是咋回事？

中國的問題還有好多呢：經濟過度依賴出口和政府投資，房地產泡沫世界最大，多地出現“鬼城”，濫發貨幣世界第一，地方債高速膨脹，國家養老金嚴重不足，人口老齡化快速到來，等等等等，問題成堆，困難重重。但是，問題越多越嚴重，中國之謎也就越大，越讓人謎惑不解：中國為什麼還不崩潰？

有些預言中國崩潰的人是挺嚴肅的學者，不是因為不喜歡中國而表達願望，而是依據事實作推論。他們預言中國崩潰的邏輯是：過去在別國發生的也會在中國重複，如果相同的條件也在中國出現。於是，看到中國的嚴重問題，一些經濟和社會指標超過了“紅線”，就判斷中國不行了，要崩潰。也許，說他們的預言落空還太早，沒準中國真會崩潰，明天？明年？五年後？十年後？這裡先不管將來，喊了好多回中國崩潰，到現在沒崩潰，反而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就已經是一個大謎了。

預言家們的失誤，恐怕在於忽略了中國的特殊性。一說中國特殊，有人就要發火。且慢，這裡說中國特殊，決不是為中國的專制找藉口，更不是排斥普世價值。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與眾不同之處，都特殊。但是，中國的特殊之處非常有利於經濟增長。不信？請耐心往下看。

（2）政治優勢？

為什麼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一些中國官員和學者宣稱，首要因素是政治制度的優勢。如果這是真的，對西方世界有些不妙。

就在二十多年前，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西方世界勝利空前，環視天下已無敵手。最自信的西方學者說，歷史結束了，因為已經看到了結局：“萬川歸海”，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國家和民族，或已經、或正在、或將要走上西方的發展道路。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念將要統一了，統一在西方模式下。全球化看來就是“全球西方化”。

第一個挑戰西方自信的是911。儘管造成了巨大傷害，但在戰略層面，能量有限的恐怖分子對於西方世界仍是蚍蜉撼樹，不足懼。

然而，一直放低身段、韜光養晦的中國，突然站了起來。西方這才發現：在原以為走不通的路上，中國已經走出了很遠，已經自信到不再“光做不說”，而打出了“中國道路”的大旗。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仍然保持着某種專制制度的國家，特別被中國道路吸引。

不同的國家之間、政治制度之間、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最終都要歸結到經濟競爭。如果中國成為經濟競爭的勝者，對於“西方道路”意味着什麼？西方不能不憂慮。

也許不必憂慮。中國的經濟已經困難重重，也許真要崩潰了。也許不崩潰，但是大減速，成不了最終的勝者。也許中國不得不改革再改革，最終歸併到“西方道路”里來。看上去，中國道路原本也不是180度的背道而馳，也許只是“抄了一段近路”而已。

可是，說到中國的未來總離不開“也許”，因為未來的中國是個全世界、包括中國人自己都猜不準的大謎。這裡不想猜謎，而是看一看中國的“過去之謎”，為什麼能在被認為無路可行的方向上走出那麼遠，還那麼快。若能解開這個謎，多少也能看出中國的未來。

中國的過去之謎可以分解為許多小一些的題目。其中之一就是：對於經濟發展，中國的專制制度比較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更具優勢？

此處的重點不是“道德評判”，也沒必要，因為早有定論。比如，中國的一些巨型工程動不動就搬遷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口，造成了巨大痛苦。很多搬遷者並不情願，只是無奈服從。他們面對的不僅有各種手段的“動員”，甚至有暴力拆遷。中國近年來大部分的上訪和“群體事件”，都和強迫拆遷有關。但是另一方面，中國能夠拆遷百萬人口，西方國家卻做不到。就是說，中國在經濟建設中，相對西方有更多的“行動自由”，這確實可以算作一種優勢。此處道德層面的高下是明擺着的，暫且放到一邊，只看中國專制體制在經濟方面是否有優勢。

中國政府有“超常規行事”的能力，說白了就是可以“違法行事”、“違憲行事”。比如說，建立經濟特區是中國學者們津津樂道的改革成功經驗，但憑什麼圈起一片地，裡面就實行不同的法規？就得到其他地區沒有的資金補貼和政策優惠？還有，憲法說了，中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你怎麼就一步一步發展起了資本主義私有制？這種違法違憲的事在西方根本行不通，而在中國，只要權力核心的幾個人、幾十個人作了決定就能幹。沒有什麼法律壁壘，沒有議會之類的“權力制約”。

超常規行事的能力，顯然與中國經濟上的成就相關。籠統地說，整個改革開放都得益於超常規行事。鄧小平一個“不爭論”就把反對派推到了一邊，“先幹起來再說”。如果必須先掃清法律和憲法的“障礙”，一切都名正言順了再行動，中國的經濟改革還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往細處說則有無數實例。比如當年國有企業脫困的招數之一是發股上市，拿老百姓手裡的錢給國企“輸血”。但許多國企虧損累累，銀行也壞帳很多，根本不合上市條件，怎麼辦？結果來了個“剝離壞賬”、“剝離虧損”，國家把壞賬和虧損兜起來，於是那些國企光鮮上市了，滾滾金錢流進，解了困，度過了難關。這樣的事，在西方國家可能麼？

還有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也很“超常規”。當全國還普遍貧窮時，政府就能長遠布局，開展基建大項目，如三峽工程、南水北調。還把一個小村莊神速地建成現代化大城市（深圳），這對其他地區顯然太不公平，在西方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褲子，也要原子”的事在西方行不通。西方國家的當權者只能決定自己“要不要褲子”，無權干涉老百姓的“褲子”，但中國的當權者卻可以把老百姓的“褲子錢”集中起來辦大事。

有讀者早就憋不住了：什麼“超常規行事”？不就是獨斷專權、無法無天麼？毛澤東當年不就“超常規”地發動了文革，搞了大躍進？確實如此。暫且不談這個，還接着看專制體制是否有經濟優勢。

在專制體制下，為了經濟發展，可以犧牲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工程使成千上萬人被迫搬遷，還有許多實例。比如國企改製取得了活力，但下崗職工被犧牲了。農民工的各種福利、社會保障、甚至健康和生命被犧牲，換來了許多企業的利潤和競爭力。更有各地普遍犧牲環境取得快速發展。這些在西方國家都行不通，憑什麼要一部分人“犧牲”呀？一打官司，政府准輸。新聞里有：在西方國家，想建個垃圾場，建個機場（有噪音），建個監獄，卻找不到地方。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同意，上級政府就沒轍。

還有：專制體制可以快速決策，快速反應。相比之下，民主國家的決策有時很拖拉。比如在澳洲，修高速鐵路的事至少十幾年前就開始討論了，經濟學家、環保組織、各級政府討論來討論去，到現在也定不下來。中國這邊卻說干就干，已經一萬多公里，又在打造全國高鐵網了。

有人會說，你怎麼不說慢的呀？審批個項目到處跑，要蓋一百多個公章的事，中國也不少啊。再說，幾個人腦袋一熱就作決斷，也許快了，但違背經濟規律和科學規律的可能性大增，很可能犯大錯。確實如此，也暫且壓下，接着看。

專制下的中國政局相當穩定。而且最高權力核心持續的時間長，有利於進行經濟的長遠規劃和布局。西方一些國家政府的輪換過於頻繁，不利於作長遠規劃。尤其西方的政黨為了上台，會競相作出各種許諾，過多地增加眼前的社會福利，以致限制了更長遠的發展。

專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非常大。負面作用當然不小，但也有正面作用，比如以“國家信用”為銀行和國企擔保，以致他們的融資成本非常低，也極少發生銀行倒閉和擠兌的事件。

也許還可以列出更多的“優勢”。不過，幾乎所有這些“優勢”都可以打上一個大問號。因為它們有利於經濟發展並非必然，在本質上只是一種雙向的可能性，雙刃劍。比如，“超常規行事”可以行損害經濟之事，“犧牲一部分人”可以是只為自己和特權階層牟利，“迅速決策”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上面所說的專制體制的特點既可能有利於經濟，也可能傷害經濟，造成災難。只有從上到下決策正確、行動正確（這裡的“正確”僅從經濟層面判斷），所謂“優勢”才是優勢。不然的話，不僅不是優勢，還是劣勢。

在毛澤東時代的“前三十年”里，所謂“政治優勢”雖然有時也表現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面，但更突出地表現了它的劣勢。文革、大躍進、大饑荒都發生在那時。

說到這裡，原來那個問題：中國專制體制對於發展經濟是否具有優勢，已經應當改變成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後三十年裡，“雙刃劍”的負面作用受到了限制，而正面作用突出了？

說詳細點：

1，後三十年裡，依然在專制體制下，為什麼沒有發生由政治層面導致的重大經濟災難，諸如前三十年的文革和大躍進？

2，專制體制也是僵化低效的代名詞，政府主導和干預經濟早已被認為有巨大負面作用，專制                 體制更缺少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法制條件，為什麼這些卻沒能阻擋中國經濟這三十多年來的高速發展？

顯然這問題決不簡單，許多人給出過多種解釋。簡短地說，幾乎所有解釋都包含了中國政治在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巨大區別。雖然一黨專制依然一脈相承，但在許多具體方面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甚至可以說，後三十年以來，中國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實體，從指導思想到行政實踐，從領導核心到各級幹部，不僅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與毛澤東時代也極為不同。這恐怕就是問題的關鍵。

下面就來看看這個“全新的政治實體”。

（3）政治“新物種”

曾有過“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爭論，但很快被黨中央叫停了，不許再爭，不許拿後者否定前者，也不許用前者否定後者。確實，前後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線依然是後三十年的繼續，當然不能否。而後三十年的政權根基又與前三十年一脈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現在的權力合法性。

可是，前後兩個三十年中又的確發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裡，農民的土地歸了公社，資本家的企業歸了國家；後三十年呢，“人民公社萬年長”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給了農民。許多國家財產也歸了新資本家（現在叫什麼大股東、董事長）。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鄧小平曾經講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麼，什麼是第一次革命呢？當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這就是說，改革不是改別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對的，改革就是錯的；如果改革是對的，革命就錯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錯，改革也錯。但決不可能是革命也對，改革也對。”

本文關注的不是前後三十年的對錯，而是它們的根本不同之處。這是破解“中國謎”的關鍵。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黨專制的政體並沒有改變。確實如此，但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中國之謎。專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專權獨斷，一意孤行，怎麼能和經濟高速發展相匹配呢？蘇聯的專制在一場經濟競賽中不是已經完敗了嗎？特別是，專制的獨斷專行難免犯大錯，重創經濟。中國“前三十年”里的大躍進和文革就是明證。可問題就在這裡：為什麼重創經濟的大錯沒有在後三十年裡再次發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後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處。即便同是專制社會，也可以有天壤之別。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既有漢唐盛世，更有極度黑暗腐朽、百姓生靈塗炭的亂世。而如今的“後三十年”中，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專制實體。

第一，“皇帝”沒了，一個人犯錯導致全國災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發生的災難性大錯，都離不開握有絕對權力的毛皇。尤其文革，乾脆就是毛的“個人創作”。雖然轟轟烈烈的文革有億萬人的積極投入，但“創意”卻100%來自他一個人。其他黨政領導連做夢都想不出那麼離奇荒唐的文革，個個都說“不理解”，毛卻能以絕對權威推動全國上下“不理解也要執行”。

到了後三十年，“一人犯錯全國災難”的權力機制即使還沒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權力的，不僅有集體領導和破除終身制，還有：黨內的多種派系，已經退下的“大佬”，由互聯網而大大增強的社會輿論，一些敢言的社會知識精英，以及來自國內外各個方面的批評、建議甚至斥責。這些“壓力集團”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對黨”的作用，使最高權力核心受到相當牽制，不至過於走極端。

尤其在經濟方面，對重大問題和危機，總能及時出現來自“壓力集團”的警告。這對於防範經濟領域的重大災難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過這樣一些預警：若與美國強硬對抗，經濟必遭重創；耕地面積下降將導致糧食危機；生育管制再不放鬆，二三十年後人口將銳減；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是難以持續的；地方政府債務已膨脹到危險水平；房地產泡沫破裂會導致重大危機；社會不公激起的民憤已到危險邊緣，等等等等。對於這些警告，確實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應行動。

第二，共產黨發生了深刻的“思想轉變”，經濟成了重中之重。

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已被放棄。雖然它還寫在黨章里，但從上到下還有誰真信呢？經過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嘗試，從普通黨員到權力核心都體會到共產主義好似水中月夢中花的實質。淡淡的三個字“不折騰”，來自刻骨銘心的教訓。

替代了共產主義的新目標，是中國崛起的強國夢，而根本途徑是大搞經濟。從鄧小平開始確立了“經濟是重中之重”、“發展是硬道理”，經濟搞得咋樣成了各級幹部政績考核的第一指標。而且，這與他們的個人利益也息息相關。把自己的“地盤”搞得興旺繁榮，要說是為了滿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過高尚。從不高尚的角度說，經濟越興旺，當官的就能掌控更多的物質財富。這是貪腐的基礎，“蛋糕”做得越大，可貪的也就越多，各級官員當然有大搞經濟的積極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過“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那簡直就是攔着路不讓經濟發展。兩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轉彎。

第三，確立了發展策略：實用主義。

從鄧小平開始，實用主義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擺脫思想意識和原則路線的束縛，什么姓資姓社，公有私有，這主義那主義，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麼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就怎麼來。哪怕把自己當年說的話做的事、建的功立的業全盤否定，走回頭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為了經濟發展，什麼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過去。實用主義簡直被推到了極致。

不過，行動可以，卻總有些事情講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講清楚，也就公開槍斃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後半生，也就是承認過去或現在自己犯了完全徹底的路線錯誤。所以就來個“不爭論”，幹起來再說。

當然，實用主義說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標是“強國”。所以也不是完全沒有原則，原則是“一黨專制”。四項基本原則中只有“黨的領導”這一條是實打實的，不容商量。鄧小平說過，亂了，什麼也幹不了。這話有道理，發展經濟確實需要穩定的政治局面。爭論點僅在於：以什麼方式取得穩定。民主制度可以達到穩定，一黨專制也可以，而且更順手，更現成，還能夠保證統治集團的利益，犧牲的是公平、正義、人權。

在一黨專制的紅線之外，幾乎一切都可通融。從1921年就為之奮鬥的理想被丟棄了。嘴上有時還說堅持這堅持那，不過是敷衍一下黨內外的“革命左派”。而對於曾經口口聲聲要埋葬的資本主義，則是又引進又培養。

不過，對待資本主義也絕非整套複製，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納入囊中，觸碰底線的堅決排斥。如此拼裝起來的是個什麼：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專制資本主義？叫法不少，多是過去用過的名詞。實際上，中國今日出現的卻是過去從不曾有的一種政治經濟實體，一個“新物種”。

不過，若仔細追究這“新物種”，上面所說的三個政治特點，卻不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充足條件。就是說，這三點並不能確保經濟的高速發展。這三點甚至也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必要條件，因為其他國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發展。只能說，這三點是“中國特殊情況”下的必要條件，即：沿着一黨專制的道路，若沒有這三點就沒有中國今天這樣的經濟成就。但這三點肯定不是充分條件，還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條件，才產生了中國的經濟騰飛。這三點不過是清除了原本束縛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中國本來就有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當束縛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潛力就迸發了出來。這巨大潛力是什麼？請接着看。  

（4）文化優勢？

有人提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是文化優勢。

“文化”一詞含義太豐富，或者說太模糊。此處說的“文化”僅指“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現為人的行為特點。在許多情況下，中國人的行為與其他人不同。

有學者就把中國的經濟成就主要歸因於中國人：特別勤勞又非常節儉（高儲蓄率）。有外國老闆警告手下員工：“要麼像中國人一樣工作，要麼只好工廠搬到中國去。”

中國人的勤勞節儉是幾千年的農業文明所造就。在水、旱、蟲災頻發的中國大地上，不特別勤勞就沒有收穫，不節儉儲藏就渡不過災年。別國人也勤勞節儉，但中國人更勝一籌，海外華人就是實證。別管在哪個國家，華人都屬於經濟上非常成功的群體。他們靠的是什麼？最主要的就是勤勞和節儉。富二代只是最近十幾年的事，過去的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都是白手起家。

澳洲有個“四十千”群體，是1989年前後來到澳洲的中國留學生。下飛機時就是一大一小兩件行李，口袋裡有幾百澳元就算富的。這才二十多年，大多數“四十千”的個人財產已經超過了澳洲人的平均水平，至少有一套房產，許多人還有了投資房。怎麼來的？想當年，一個人打幾份工，租一間屋睡幾個人，什麼便宜吃什麼，掙錢、省錢、存錢，一天天一年年就這麼過。

除了勤儉，中國人還以精明著稱。在海外也許帶有貶義，都說中國人最擅長找機會、占便宜，討價還價，寸利必爭。當年的“四十千”攢足了第一筆錢，有人就開始做小老闆，從小商店、小飯館開始，逐步發展。尤其在經濟不好的時期，洋人的店鋪撐不下去了，只好低價出讓時，一家家中國店就開張了，弄得洋人目瞪口呆。才二十幾年，悉尼又出現了多處“小China Town”，比如“小上海”。

中國人從不知足，錢永遠掙不夠。買下住房，接着買投資房，一處、兩處、三處，沒完。積攢錢財，留給後代，這是中國的老傳統。雖然常受人詬病：不知道花錢享受，把掙錢攢錢當成了人生目的，簡直愚蠢。但是，努力工作，又省錢攢錢，這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卻起着巨大作用。億萬人攢錢，政府和企業才有大量資金投資。中國的基本建設像氣吹的一樣膨脹，高速公路鐵路，水庫電網，工業園區，大城市群。當然，這也是問題，生產能力過剩閒置，基本建設過多浪費，而且投資過高、消費不足，這被認為是經濟結構的大問題，不可持續。但是也別忘了另一面，在經濟還很不發達時，只有儘量多的投資才能有高速的發展。低消費、高投資到了今天是問題，而在經濟起步階段卻是高速發展的關鍵。

工蟻或工蜂，精明的小商販、小店主，這些詞還遠不足以描述中國人。說到理解和學習能力，中國人也常常令人驚訝。中國人的數學好不必說了，就連西方的音樂、美術，中國人也常常在國際大賽上拿獎。但西方人也陷入了憂慮和警覺，因為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技術也能力超強，尤其是盜版和山寨，更讓西方人反感甚至憤怒。但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學習模仿和山寨盜版肯定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後發優勢，少走彎路，節省研發費用。

中國人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比西方人遜色，這似乎是公認的，與傳統文化也脫不了干係。中國人從小就在太多的“條條框框”里長大，習慣了只在給定的條件和空間裡發揮聰明才幹。不是沒有創新的能力，只是沒有那個習慣。如果真的需要，中國人完全可以在創新方面有出色表現，馬雲和他的阿里巴巴僅僅是最近的例證之一。

中國人還有一樣超強的能力：忍耐。其中的生理耐受力曾很讓西方人吃驚，比如修建橫貫美國大鐵路的華工，比如朝鮮戰場上的志願軍。在生理忍受之外，中國人更有超強的“社會忍受力”，這卻令西方人不解，甚至不屑。有人不加掩飾地稱之為“中國人的奴性”：面對社會不公平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這肯定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幾千年來中國從不講平等，社會等級是天經地義，上等人的特權和下等人的吃苦受累、受歧視，都是當然的。然而，這種“社會忍受力”在中國的經濟騰飛中卻作用巨大。

農民進城務工，工資低不說，還要拖到年底一塊兒發，沒準還欠着不給了。農民工還沒有醫保，沒有失業救濟，沒有住房公積金，沒有養老金，還要加班，還要在惡劣的環境裡工作。這給那些雇主、企業、政府省下了多少錢？“中國製造”的成本能不低麼？中國農民生來就比城裡人“矮一大截”，可他們忍了。這在西方國家可能麼？許多西方國家的農民，得到的國家補貼反要多於城裡人。

許多中國人還忍受着工廠排出的廢水、廢氣、廢渣、噪音、粉塵、霧霾，還有各種的不方便，包括為工程搬遷，離開自己的故土，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這在西方可能麼？正是中國人對惡劣境遇的忍耐，有人稱為“低人權狀況”，經濟成本才大大降低。這裡包括企業生產過程之外的“社會成本”，它額外地增加了“中國製造”的競爭力。西方的人權、平等、民主雖然真是好東西，尤其是對廣大百姓，但在經濟成本上確實起負面作用。比如選票會迫使社會福利不斷增加，結果使經濟不堪重負，“釘子戶”會使一些建設項目拖來拖去，成本高企。

中國人還特別能湊合、能對付，常常降低標準，不嚴格按章程辦事。這也紮根於中國文化：缺少工業社會的精準和認真，土辦法盛行，講人情講關係，規章制度可以通融。在中國，辦事一板一眼、不講情面、特別認真的人，常常吃不開。這大概算不上優點，很讓西方人看不上眼。它在經濟發展中的負面作用很明顯，但它還有正面作用呢，卻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善於湊合，因陋就簡，條件不夠也對付着把事情辦了。

請看例證：北京1990年代之前的住宅根本沒有私家車的停車位，甚至1990年代後的住宅也沒有足夠的停車位，但北京的私家車卻瘋狂地增長到數百萬輛。入夜時分你去三環以內看看，到處停滿了車。院裡院外，馬路邊、人行道，全停滿了。許多胡同和小區的道路都因為停車被堵成了單車線。車堵着車停，車窗上留個電話號碼。被堵在裡邊的車想出去，得先打電話叫人來挪車。可就這麼湊合着，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要等解決了停車位再發展私人汽車，中國的汽車工業能發展得這麼快麼？

再看一例：北京馬路邊排泄雨水的下水道應該只排“灰水”，可那裡經常冒出惡臭，為什麼？因為裡面有大量屎尿和泔水這類“黑水”。不是另有一套下水道排泄“黑水”麼？但只是正規建築才有。“非正規建築呢”？比如，街邊人行道挺寬，有人就會搭起個小棚賣早點。慢慢地，小棚變小房，小房變大房，一個變倆、變仨，變成一大排裝修挺漂亮的飯館、小吃店、理髮店、雜貨店。簡直看不出它們都是非法建築。自來水和電不知從哪兒就接來了。下水道呢？對不起，就用街邊的雨水管道了。什麼髒水都往裡排，能不臭麼？可由於這些非法小店鋪的成本低，東西也就賣的便宜，幫助降低了生活費用，使農民工和其他“下等人”更能接受低工資。整體效果，就是進一步增加了“中國製造”的競爭力。

你再去北京各大學看看，校門外的人行道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包裹、盒子，周圍是大學生們圍着，那是快遞公司在工作。大學不讓進，就在大門外擺開了“快件認領處”。這才沒幾年，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現了許多快遞公司的電動三輪貨車。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雨後春筍般的快遞公司居然沒有被場地難住。店面都是小小的，而許多寬敞點的馬路邊人行道就成了他們的“貨場”、“分檢處”、“認領處”。就這麼湊合着，包括阿里巴巴那樣的網購電商大公司就成功崛起了。西方人能行麼？

中國人的湊合還包括降低質量，用廉價原材料，用省工省力的工藝流程。產品質量當然高不了，但是絕對便宜。低質量壞的一面誰都知道，但它的“優點”往往被低估了，那就是節約。世上有太多的“高質量”被浪費了。比如名牌服裝，結實，能穿好多年，但許多人穿不了幾次就不好意思重複穿了，從此遺忘在衣櫃裡，高質量也沒用。而低質量的假名牌穿幾次就走形、掉色、磨壞，卻剛好“夠用”，避免了浪費。類似的事情很多。中國人就特別善於使用廉價的替代品，少花錢也把事情辦了。當然，這麼幹有時會出質量事故，造成重大損失，非常引人注目。但事情的另一面，低質低價的替代品造成的節約，卻毫不顯眼而被忽略了。實際上它的數量非常巨大，作用也同樣巨大。

總之，許多中國人特有的習慣和行為，也許得不到別人（比如西方人）的佩服和尊敬，但對於經濟發展，尤其在經濟起飛階段，卻是巨大的優勢。

中國人的這些“經濟優點”由幾千年的中華文明造就，但也被壓制了幾千年。專制皇權的最高利益不過是一個家族的“江山”，超出鞏固江山所需要的經濟活動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險的。經濟中最活躍的部分，也就是有潛力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商”，一直受到抑制——“士、農、工、商”，商被排在社會等級的最下層。“重農抑商”幾乎是兩千年一貫制。到了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經濟優點”也曾遭到嚴厲壓制，“割資本主義尾巴”、“堵資本主義道路”。直到鄧小平，才把中國人身上的束縛一點點解開了。效果簡直是立竿見影，偌大中國立刻就迸發出勃勃的經濟生機。

當然，僅憑這個“文化優勢”和前面講的“政治優勢”，依然無法完整解釋“中國奇蹟”，還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什麼呢？請接着看。

（5）超級“拿來主義”

當年魯迅曾抨擊國人面對“洋東西”的愚昧：一是怕，對洋東西的厲害心生畏懼，敬而遠之；二是恨，恨洋東西帶來的傷害，於是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排斥；三是盲目崇媚，100%照單全收，恨不能徹底洋化。魯迅與之相對，提出了“拿來主義”：主動出手，加以挑選，凡是有用的好東西就拿來（指學習和模仿）。

關於魯迅，近些年爭議不小，但他的拿來主義應該說還不錯。對於什麼才是“有用的好東西”肯定見解各異，但有用的好東西應當拿來，大概錯不了。

在毛澤東時代，“國外的好東西”曾經只是蘇聯那套，後來縮減到幾乎為零。全世界到處是“帝修反”，都成了敵人。中國人就一咬牙，自力更生，幾乎又退回了“閉關鎖國”的狀態。

到了鄧小平時代，180度轉彎，敞開國門，一通“拿來”，還越拿越起勁，沒有了半點魯迅抨擊的那些愚昧。要說“怕”，如今誰怕誰？是咱中國人把洋人“拿”怕了。要說恨，是外國商家恨中國的冒牌貨、山寨貨。雖說中國人也恨着幾個外國，但恨人不恨東西，誰的技術好就使勁學，誰的貨好賣就冒牌山寨。說到崇媚，頂多是崇，但不媚——說你人好、東西好，那是崇，溜須拍馬才是媚。

大多國人只崇好產品好創意，不崇觀念不崇人。即使崇好東西也不媚，連應有的尊重也不給。最近，石家莊山寨了人面獅身相，最後拆了，還道歉，因為外國人怒了，抗議了。今天中國建有好幾座“白宮”，美國總統辦公的地方，咱們小縣長也來它一座。在福建泉州的清源山上有座新蓋的廟宇，裡面竟然造了兩個長着翅膀的娃娃天使，就是西方畫裡常見的小天使，他們飛在半空，手捧花束，在向佛祖釋迦牟尼獻花呢。這幾例突出顯示了當今中國人的超級“拿來主義”，毫無顧忌的“洋為中用”。

對國外的先進技術，中國人高度饑渴，一直都把買技術放在買產品之上。搞合資企業，進口產品和設備，常常以對方轉讓技術作為先決條件。一些核心技術、軍用技術，花多少錢也買不來，那就用其它辦法。比如，現在中國政府對外派留學生滯留國外工作，態度已經寬容了許多。因為這些人的一部分，會在將來以某種方式使中國得到更多的技術和商務秘密，比他們一畢業就回國的貢獻更大，所以才放長線釣大魚。

超級“拿來主義”顯然已讓中國享盡了“後發優勢”。節約了大量研發費用，避免了做“先行者”探路、迷路、繞路的巨大付出，這點沒有疑問。但仍有個大疑問：只拿技術，不拿制度，是否真行得通？後發優勢之外是否還有“後發劣勢”？晚清洋務運動的失敗就被一些學者歸因於只學技術不學制度、“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壞結果。還有蘇聯經濟上的失敗，南美國家的經濟停滯，都曾被解釋為“後發劣勢”。

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曾這樣說：“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但是，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中國經濟目前的減速是否也由於後發劣勢的作用？這個問題複雜，此處不談。這裡只想指出：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的“拿來主義”實屬前所未有，遠遠超越了當年的洋務運動，拿兩者類比不妥當。若中國今日仍在洋務運動的框框裡，哪有如此經濟成就！

中國這一波的“拿來主義”，早就延伸到了制度層面。制度的含義很廣，經濟法規、企業管理也屬於制度，比較低層次的制度。早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開始下力模仿西方的企業管理制度。對國際經濟貿易法規也“拿來”；不拿不行，與世界打交道就得遵照世界規則。但這種“拿來”極具靈活性。有些拿來的法規只在經濟特區里用，有些只對外資企業用。反正三十多年來，儘管中國整體上絕非一個法制國家，可是大批的外資、外企進入了中國，並沒有遇到大的阻礙。教科書說，健全的法制是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但中國就以不健全的法制搞起了“部分市場經濟”，也讓“中國製造”占領了世界市場。

當然，在“制度模仿”上，共產黨設立了禁區：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還有相關的理念和學說，比如“普世價值”。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共產黨心裡也有了底。一些大陸學者信心滿滿地強調：發達的經濟與民主制度沒有必然聯繫。共產黨的奮鬥目標（中國夢）已經很明確：一個政治專制、經濟發達的世界頭號強國。

不過，疑雲依舊瀰漫。中國的經濟腳步確實慢了下來。有人只從經濟層面解釋：人口紅利用盡，出口市場萎縮，消費增長過慢，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等等。另一些學者則指向了制度：是制度改革的紅利基本用盡，走出困境必須進一步改革制度。這些涉及未來的內容暫且不談。

總之，這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超級的“拿來主義”。技術層面，拿得如饑似渴，甚至貪得無厭，盡享後發優勢；制度層面，“拿來”的選擇性很強，主要限於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管理的層面。但這種選擇性拿來，也受益非淺。

當然，超級“拿來主義”得以成功，還有被“拿”一方的配合。如果西方還像當年那樣搞“經濟封鎖”，中國人豈能拿得如此痛快？這三十多年來，中國恰逢歷史上最佳的國際環境。不過，說“恰逢”有點不對，因為這個最佳的國際環境所以出現，除了世界的科技進步、全球化和各種“機緣的巧合”，還有中國外交謀略的作用。

（6）轉向“永遠的利益”

說到外交和國際關係，有句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可是，毛澤東當年不講這個，或者對“利益”的理解與眾不同。他先是一邊倒，倒向蘇聯，而與西方國家交惡，於是新中國遭受西方的經濟封鎖。接着又跟蘇聯鬧翻，蘇聯的專家和援助也撤了。一時間，世界上凡經濟發達的國家都成了“帝修反”，全是敵人。樂意不樂意，中國也只能昂起頭來“自力更生”。而且，毛澤東非要領導世界革命，要想當頭兒就要籠絡部下。於是，貧窮的中國還要勒緊褲帶援助亞非拉的窮弟兄。糟糕的是，窮弟兄里“白眼狼”居多，翻臉不認人。毛澤東“世界革命中心”的夢，到頭來鬧了個竹籃打水。1971年，他不得不與美國和解，因為蘇聯的威脅太大了。直到最終閉眼，毛澤東也沒把經濟利益放到外交的中心區，中國差不多還是“閉關鎖國”的狀態。

鄧小平改弦更張，打開了國門。他首先認定“要和美國搞好”，因為他看清了“凡是和美國搞好的國家都富起來了”，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龍。其實鄧小平並不怎麼喜歡美國，但也跑去示好，為的是利益。鄧小平成功了，西方把經濟壁壘逐步拆去，外資外企、先進的技術設備和企業管理制度大量流進中國。而“中國製造”則流向世界，尤其是巨大的美國市場。中國經濟就此開始起飛。

鄧小平還定了一條外交策略：不當頭兒，徹底拋棄了毛澤東總想“領導世界革命”的那份雄心。不僅“世界革命”那樣虛妄的事，在許多事情上“當頭兒”都是賠本買賣，要承擔比別人更多的責任，而履行責任就要“出血”，花了錢還常常不落好。所以，不當頭。在維持世界秩序、平息局部亂子和麻煩方面，不當頭意味着不掏錢或少掏錢，還少費神、少招人恨、少惹一身騷。麻煩事有“世界警察”美國出頭呢。

儘管在鄧小平時代初期中國對西方擺出了謙虛的微笑，還如饑似渴地學習和模仿，但鄧和領導層心裡早有主意：技術和經濟可以模仿，政治嘛，卻不能走西方之路，政權決不鬆手。可西方卻曾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國即將改革專制，代之以民主。夢想中的西方對中國釋放了不少善意，不再敵對，取消了經濟和技術封鎖，還給了一些貸款和援助。為了不讓西方再度警覺起來，再把中國當對手，鄧小平還有一招：韜光養晦，放低身段不張揚，悶着頭搞經濟，先強大起來再說。

但是，1989年的六四鎮壓，一下子暴露了中共無意走民主道路。專制的中國強大起來會不會成為西方的新威脅？尤其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警惕的目光開始轉向中國。然而，中國太幸運了。911極大地牽制了美國。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北朝鮮，一個接一個的泥潭和麻煩陷住了美國，它哪還顧得上中國。而且，西方一直都在低估中國。西方學者，包括在西方的華裔學者，起了很大作用。他們大都“唱衰”中國，大談中國的嚴重問題，一次又一次預言共產黨垮台，中國經濟崩潰。他們麻痹了西方的警覺。當西方政界終於認清這些預言多麼不靠譜時，中國已經成長為經濟巨人。

中國的經濟起飛也恰逢歷史上最佳的國際環境。外部威脅幾乎沒了，沒有任何國家真敢或真想侵犯中國。經濟環境空前有利：全球化帶來貿易壁壘降低，國際資本流動的障礙大減。於是，中國以廉價勞動力和不斷改進的投資環境，還有廣闊的市場，吸引到國際資本蜂擁而入，對外貿易爆炸式增長。外資外企和外貿，在中國的經濟騰飛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少學者指出，在全球化過程中（包括WTO），中國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國家。中國的改革開放趕上了全球化浪潮，這是幸運。但是，能夠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又離不開中國自身的條件，更有外交謀略。

自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國的外交謀略貫穿着實用主義。別管對誰，給紅臉還是白臉，給胡蘿蔔還是揮一揮大棒，都為了一個目的：爭取最大利益。

中國認準了，決不能和美國鬧僵，跟美國對着幹的國家還沒有一個能夠繁榮發達。雖然舉國上下很多人對美國一肚子氣，尤其在美國炸了中國大使館和中美飛機相撞之後，反美情緒高漲，但是，中國政府還是忍了，不和美國鬧翻。中國也是“雙重標準”：哪個小國敢邀請達賴或賣給台灣武器，就來厲害的，大減人員和經貿往來，給他個“制裁”；而美國做了同樣的事呢，中國則是嘴上抗議，實際行動很少。美國太強大了，制裁不了反傷了自己，中國看得很清楚。

中國再也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傻乎乎地支援“革命兄弟”了。對外援助仍然有，但都有利益的精明計算。有人會說，中國不是還傻乎乎地給北朝鮮“輸血”麼？這是沒看清中國得到的巨大利益：如果不輸血，北朝鮮真可能垮掉，然後，一個統一的大韓國就頂在了中國的家門口。而且，別指望這大韓國還會像今天這樣客氣，它不僅完全站在美國一邊，八成還要跟中國“鬧事”，比如領土問題（如今在黃海劃界上已經有爭執）。因為有北朝鮮這個強敵，南韓實在不敢得罪中國，這才忍着不鬧。

不僅北朝鮮，還有其他的“流氓國家”，都對中國有好處。他們把美國這個警察累得氣喘吁吁，顧不上對付中國。所以明里暗裡，中國總要幫他們一把，可別讓美國給整垮了。不是中國喜歡“流氓”，而是為了利益。一句話，實用主義。

中國又開始援助非洲國家了，但可不像毛澤東時代是為了革命或友誼，而是為了經濟利益。非洲有豐富的資源，中國當然要下手。但遇上了問題，不僅西方指責中國掠奪資源，非洲也有人抱怨中國是“新殖民主義”。所以，不出血不行了，行善式的援助不得不搞一些，堵西方的嘴，消解非洲人的牴觸。

除了“資源國家”，中國對許多其他小國也在“撒胡椒麵”。這“胡椒麵”不白撒，換回那些國家“支持中國的核心利益”。而且，中國的援助與西方不同，從不附加保障人權、防止貪腐之類的政治性條件，而是經常附加經濟條件：要從中國進貨，要由中國承包工程。

中國對待俄國（蘇聯）更是實用主義。毛澤東把蘇聯從老大哥弄成了中國最大的敵人。鄧小平呢，先是繼續與蘇聯為敵，還發動戰爭，“教訓”蘇聯的爪牙越南。這也是向西方顯示自身“價值”：在與蘇聯對抗中，中國可扮演“有分量的盟友”，以期得到西方更優厚的“待遇”。

當蘇聯解體，不再是西方的大敵，中國再與俄國對着幹就沒意義了。何況俄國有中國需要的資源和先進武器，俄國還保持了某種程度的專制，而與西方依舊格格不入。尤其到了今天，俄國同中國一道受到美國的壓力，於是，有很多理由讓中國與俄國做“朋友”了。為了“做朋友”，中國不惜在邊境爭端中做出重大讓步：與俄國劃定了邊界，對於沙俄奪走的幾百萬平方公里國土，徹底毀掉了討要的可能性。這也是實用主義，反正在可預見的未來肯定無法討回，幹嘛總讓問題懸着，成為兩國走近的大障礙呢？

在得到俄國的石油、天然氣、軍事裝備的同時，中國又小心地和俄國保持距離，不想弄成盟友的樣子，使西方對中國增加敵意。最近，美國和北約把“勁”用到了俄國身上，中國樂得輕鬆一些，決不會因為“朋友”的關係替俄國分擔一點西方的壓力。

對日本也是實用主義。恨歸恨，生意照樣做，經濟關係沒受太大影響。這是因為：中國從日本得到的經濟好處，一點都不比日本從中國得到的少。

總之，中國的對外政策早已經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愚蠢。替代“領導世界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宗旨的，是爭取最大利益。這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

（7）邊腐敗邊發展

舉世皆知，中國的官場非常腐敗。可是，腐敗大肆泛濫的同時，中國經濟卻高速發展。腐敗傷害經濟：造成資金流失，資源錯配，壟斷低效。這從理論到實際都沒有疑問。所以，從常理思考，嚴重腐敗與經濟騰飛的結合太奇怪，簡直不可能！但是，既成事實又無法否認，咱們只能努力解譯其中奧秘。

中國捲款外逃的貪官每年有多少？沒有官方數字。他們捲走了多少贓款？官方更不會公布真相。網上有種種估計，上下出入很大，從每年數十億到數千億美元。假如達到一千億，就占到中國GDP（大約是10萬億美元）的百分之一。這僅是外逃的，沒逃的應該更多，從徐才厚家裡就搜出了一噸多的鈔票。全國貪官每年一共貪多少？能達到GDP的2%甚至3%？不知道。這是國家機密。

貪官們肯定傷害了中國經濟。不過，嚴重程度很可能並不像那些數字，即：中國的GDP並沒有因為腐敗也被壓低了2%或3%。貪官們盜走的是貨幣，而非實體經濟。那些贓款若堆在家裡不動，其實際意義就像印刷品，並沒有從經濟運行中抽走實物。不過，當貨幣“泄漏”到貪官那裡囤積起來，實體經濟會不會因缺少“流動載體”而運行遲滯呢？確實有些民營中小企業因缺少流動資金而陷入困境，但是，即便沒有贓款泄漏，私企貸款難的狀況也不會改善，因為銀行根本不願意向他們放貸，並非銀行缺少資金。

實際上，中國充斥着貨幣。僅從2009年到2013年，中國央行就投放了60多萬億人民幣，使中國的貨幣總量（M2）達到了一百多萬億，而且現在每年還要再注入大約十幾萬億。天量的貨幣中，即使有幾千億甚至上萬億被貪官們截流，也只占到1%左右。中國的貨幣量依舊過多，而不是不足。近些年收藏品市場火爆，一塊玉石賣幾百萬，一幅古字畫上億，很大程度上這是被“機構投資者”抬上去的。就是那些國企、上市公司，囤積了太多的錢需要保值、增值，就不務正業地到處亂投資。

若貪官們揮霍贓款呢？對於經濟的作用，還要好於把錢藏在家裡不動。有個詞叫“貪腐經濟”，高檔酒店飯館還有奢侈品行業，相當程度上依賴貪腐消費。如今大力反貪腐，這些行業明顯萎縮。有些官員抱怨，說經濟因此受到打擊。這話可恨。即便把公平正義放到一邊，僅從經濟角度看，少數人的揮霍遠比不上增加大眾消費的好處大。但也不能否認，贓款拿出來揮霍，又比窖藏起來不動對經濟增長更有利。尤其現在中國正處於生產能力過剩、消費不足的狀態。

贓款逃往國外，對中國經濟的傷害肯定更大。即便它被拿出來揮霍，直接刺激的也是外國的經濟。當然，逃到國外的贓款最終還要流向中國“換取實物”，疊加在外貿的進出口之上。從中國經濟和外貿的快速增長狀況看，中國還沒有因為外逃贓款而“失血過多”，“傷筋動骨”。

貪贓僅僅是腐敗的一部分。對經濟傷害更大的腐敗，應該是瀆職，或叫“不作為”、“亂作為”：辦事拖拖拉拉，占着茅坑不拉屎，阻礙經濟運行，或揮霍浪費，大搞勞民傷財、效益極差的投資。這些要比貪污受賄的危害更大。

瀆職型的腐敗官員不少。但還有另一種貪官，像原鐵道部長劉志軍那樣的，對工作非常投入也非常專業。中國的高鐵起步雖晚，卻一下子就追上了老高鐵國（日、法、德），如今快兩萬公里了，世界第一。那麼複雜的技術，那麼強大的高素質的施工力量，中國卻神速地都有了，氣吹的一樣。當然，絕非氣吹的，而是大批專業人才細緻艱苦的工作成果，這其中就包括劉志軍和他的團隊。當然，劉志軍也是個大貪官。像他這樣的貪官不少，專業素質高，拼命干工作，對經濟建設有貢獻。在中國，幹部考核提拔要看GDP，看政績，這使相當一批“能幹的貪官”得到了提拔。從經濟角度看，他們要比僅憑“行賄買官”、“溜須拍馬”或靠親屬關係“雞犬升天”上來的低能官員強。

其實，貪腐也含有“激勵機制”，促使貪官們大搞經濟：把“蛋糕”做得越大，就能貪的更多。所以，為了多貪也要拼命招商引資，多上項目，搞大地方經濟。這裡有個難算的題：能幹的貪官對經濟的“淨作用”是正還是負？這可不好算：同一個官位，如果把“能幹的貪官”換成“不能幹的清官”，經濟結果會差多少？一個能幹的貪官如果把“蛋糕”做大了一斤，而他貪污了二兩，能說他還有八兩的“淨貢獻”麼？這些實在算不清、說不清。

如果上面的題難算，還有更難算的：曾有過一場大規模的“腐敗運動”，但同時它是否也促進了經濟發展？這就是“所有制改革”和“國企改制”。中國的企業在毛澤東時代幾乎達到了100%的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但所謂的“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實際上等於“無人所有”，誰也不能說“廠子是我的”，賺了歸我，虧了我扛。這種產權不清，導致企業經營不善、低效浪費。這是天下通病，一些西方國家也有“國營企業”，也一樣效益低下，而改善的途徑就是“私有化”。

中國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一大難題，就是如何把全民的財產私有化。俄國和東歐國家曾把國企股份化，股票分給百姓。從公平角度看，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了。但從經濟效益看，這幾乎是災難：突然的“瓜分”給企業經營造成巨大衝擊。經過好一陣混亂，只有企業產權最終能夠落入善於經營的企業家手中，企業才能走上效益提高的生路。

中國的全民財產私有化，根本沒有搞一人一份的分配，而是以官的私的、明的暗的、合法非法、前門後門各種各樣的手段和途徑轉移騰挪，最終把相當一部分化公為私了。一些學者（如胡平、郎咸平）對此有深刻的分析論述。這場公有制向私有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變革，伴隨着不計其數的貪污腐敗，可說是一場空前規模的偷盜搶劫，是權力者對掌控的全民財產的監守自盜。但官方輕描淡寫為“國有財產流失”。對此的道德評判一目了然，不必多說。此處僅強調一點：這場系統性的貪腐對於經濟發展卻能起到正面作用。當然，正面作用並非來自貪腐，而是來自企業變為私有制後經濟效益的提高。胡平也承認這場全民資產的化公為私“在道義上是最無恥的、最惡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卻可能是最容易見效的、最容易成功的”。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從微不足道，上升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了。這裡當然有清白的，比如一些民間企業家白手起家從小做大的企業，還有落地中國的外資外企。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私企負有“原罪”，他們的“第一桶金”來自化公為私。而且，很多還長期與官員們勾結，進行權錢交易，獲取稀缺資源（比如土地、礦山）。

這裡要強調，即使是清白的民營企業，也大部分與官場腐敗脫不了干係：行賄巴結官員，有幾個私企（不算外企）沒幹過？當然，也是迫不得已。在中國的“權力尋租”大環境下，要想更好地生存發展，企業不得不向權力“交租”，不抱大腿不行，只不過有的企業更主動，有的更被動，積極程度不同而已。

對於企業向權力“交租”，曾有過“潤滑劑”之說。尤其在改革開放初期官僚體制還非常僵化之時，行賄可以撬動官僚機器，使私企得到多一些的生存發展空間，使原來的死路可以通行，原來辦不成的事可以辦成。這種“租金”當然要加入“生產成本”，降低企業的競爭力。不過這些年來，中國企業，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在國際市場上保持了相當高的競爭力。這表明，額外的“腐敗成本”還沒有超越極限，讓企業承受不起。說好聽點，中國的貪腐主要還是“養雞收蛋”而非“殺雞取卵”。

網上流傳過一些貪腐潛規則。其中有“收了錢就要給人辦事”，“事辦不成要退錢”，“收錢有度，不能一錘子買賣”，“好處均分，不能一人獨吞”等等。這些潛規則顯示出一種意圖：維持腐敗的可持續性。有些貪官才不管“可持續性”，狠撈一票，攜款潛逃。這種貪官看似不少，但比較全體貪官（“無官不貪”也許誇張，但貪官數目肯定非常巨大）仍是個小數。大多數貪官搞的還是“可持續腐敗”。

上面似乎是努力發掘中國官場腐敗“不那麼壞”的一面。這絕非想為貪官開脫，只是想解釋經濟高速發展為什麼能和嚴重的腐敗共生。當然不敢說找到了足夠好的解釋，但多少點出了“中國式腐敗”對經濟的傷害，並不像通常想象的那麼嚴重。這不是說腐敗可以寬恕，只是在解釋事實：看上去那樣廣泛深入的腐敗，卻沒有阻擋住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