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邓小平的不同

冼岩

毫无疑问，习近平之于邓小平，有许多继承和相似之处，但这里专门讨论其不同。从一系列迹象看，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内心无疑是认同西方政治之基本理念与制度的。李慎之回忆邓小平对他说“与美国关系好的国家大都发展得好”一事，未可尽信。但另有一件事却是媒体公开报道过的：当有人问邓小平，香港基本政策“一百年不变，但一百年之后怎么办？”时，邓小平回答“可能到那时就不需要变了”——这种回答，显然具有明显的暗示性。类似例子还有一些。但虽然内心的认知如此，邓小平却是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当他看到西方的政治理念在当时中国的践行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混乱时，他豪不含糊停止了政治方面的脚步，且豪不迟疑地将政治与经济分拆开来——如果要准确描述邓小平时代，与其说他是“政左经右”，不如说他是“经攻政守”——政治方面的保守，不过是为了给经济改革创造稳定、良好的环境。所以，邓小平只是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在理论方面展开建树，反而提出“不争论”，其言下意之一是：这些东西用不着自己去弄，到时候直接从西方哪儿拿过来用就可以了，就像工业技术一样。因此，邓小平不是新保守主义者，而是新权威主义者。此二者在当下中国的区别是：新权威主义者认同西方基本的政治理念、制度，只是在现实的路径约束下，选择依托权威体制推动社会进步，其最终目标还是指向西方；而新保守主义则并不服膺现代流行的西方主流观念，而是试图从中国传统资源中挖掘新的适应性，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习近平却与邓小平不同。作为完整目睹苏东巨变后成长起来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西方理念与东方国情的现实冲突及其严重后果感受更深。在其上任后，在加强掌控的同时，他于意识形态“立”的方面主要有两大动作：一是大力推崇传统文化，从传统中挖掘现实资源；二是积极建构理论、制度、道路的“三自信”，明确显示欲在西方之外另辟新路。这些迹象均表明，习近平是个确凿无疑的新保守主义者，他希望在政治上另成一格，与西方分庭抗礼。可以说，习近平现在是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同时展开进攻，并且是沿着不同方向进攻，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左经右”：经济上取道进一步市场化，力求实现转型升级；政治上糅合传统与马列，兼顾现代性，力图走出新路，彻底解决合法性问题，实现长治久安。所以，习近平既不是“青年版的邓小平”，也不是“毛泽东2.0”，而是“邓小平＋毛泽东”。

在当代中国，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孰优孰劣，难以简单而论；中国在政治上能否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通途，亦暂无定论。但任何一种理论或实践形式，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模式亦不例外。不管未来会不会东西合璧，从苏东教训和中国现状看，成功的政治转型所需要的过渡期超出原来想象。如果对现行体制只是抱着“过渡”的心理，很可能渡不过这一“过渡期”，中途就将崩塌。既然这样，还不如在此过程中就认真尝试，寻找一条与现行体制不存在根本冲突的新的道路，提前开始主动转型——未来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如果几百年前的西方认为中国模式最好，除学习中国外别无他路可走，那么人类历史走不到今天。

另一方面，虽然从现实看，只有东方方式才能有效治理当下中国；但从价值看，当代西方的普世价值显然更合乎现代社会的人心、人性。东方道路虽然在即时具有有效性，但其压抑、积累的负面性不小（当然，西方道路也不乏负面积累，否则不会催生马克思主义），可持续性待考。其中一个问题是，东方的一些话语，必须在其他人不能说话的条件下才能自圆其说，所以必须管控舆论。而且这些话语必不可少，因为它事关执政合法性——其实，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多做什么，他只是防松了对言论的控制，然后一切就自然发生了（从中国推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经验看，其背后可能也有隐蔽的舆论操控）——如果被压抑在底下的东西太多、太久，则压制愈强，反弹愈甚。为什么王沪宁会在其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这些潜在的冲突萌芽就会生长出来，引起政治不稳。当社会发展到这一步时，政治方面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了”？按理说，经济发展可以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状况；但经济发展后，人们在物资上得到更多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亦随之提升，整个“人的需求”将升级。而免于被强制、政治参与，就是两种重要的精神需求。当这些需求由少数人的追求，变成社会普遍的迫切愿望后，原来可以忍受的，将变得不能忍受，再强大的体制，也压抑不了这种需求。到这时，或许就到了必须调整政治制度，变强制为协商，容纳参与，满足人们精神和政治需求的最后时刻。而在这一刻到来之前，能否在这方面于西方道路之外探索出一条新路，则是决定中国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之一。当代西方精英群体所期待的，由经济变化引发中国的政治变化，其大体思路并没有错。只不过由于中国体制的超稳定性，引发这种变化所需要的时间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且变化的方向未必只能指向西方——确实，今天的中国已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只能向前走；但向前走的路非只一条。

然而，就短期而言，习近平的首要目标还是“保政权”，他现阶段的一切动作都围绕这个目标。而他的政治理念之核心，则是东方传统的“为民做主”，而非现代西方推崇的“自由民主”。反倒是此前胡锦涛时代对网络、舆论的松动，颇有点认同、接近西方道路的意思。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语境中，家国一体，国是大的家，执政者即家长。习近平去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展现了他自己这种传统的政治情怀：社会生活中的好与坏，应该由政府来界定；在政府的主导下，让民众享有好的，剔除坏的——这种家长式的表达，与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皇帝对皇子的讲话暗合：朕给你的，你才可以有；朕没给的，你不能自己拿——这样一种完全摒除基层社会在价值标准上的主动性，一切由执政者来发现、制订、指导和给予的理政方式，正是东方传统“为民做主”思路的典型表现。

不仅文艺，其他方面也一以贯之。反腐不是通过西方式平行的权力制衡和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而是通过中纪委、巡视组自上而下的发现、纠正、惩治；对民众的保护、福利的给予，不是通过增强民众自身的政治权利、使其有能力抗衡公权力的越界来兑现，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约束，除奸去恶，为民众利益保驾护航以实现；甚至就连在东海、南海等国际问题上的强硬，似乎也有着“为民做主”家长式的角色驱动……这些正是传统政治“当官要为民做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保一方平安”等理念的践行。

正因为习近平治国理政走的是另一条路子，所以那些拿西方现代政治标准来为中国把脉的人，往往摸不着头脑，看得一头雾水。有些人从自己的观念逻辑出发，认为习近平“既然这样，就必然那样”；或者“既然这样，就不可能那样”，于是乃有“宪政革命党”“前夜”等等说法，近乎痴人说梦。也有人认为习近平自相矛盾、言行不一，其实，这只是他们自己拿错了量尺。习近平之行为，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他所言之含义，不能从西方现代的语境下去理解，而应该结合中国的传统语境进行解读。从实践效果看，无论是从东方最看重的政治稳定目标，还是从西方尤为关切的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衡之角度衡量，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显然习近平的方法更具成效——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十八大之前后，在反腐、整党等一系列目标上，进展、成效有天壤之别。这种效果之差异，是由国情和体制的土壤决定的。在体制不变的条件下，盲目照搬西方的具体做法、经验和标准，无异于东施效颦。最重要的是，西方具体做法在中国的实施，需要破坏中国现行体制得以发挥效能的某些基础条件。所以，它在客观上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反而易制造大量“麻烦”。提倡者本身也易陷入尴尬，面对现实进退两难。

由此可见，不同的国情、体制，适于不同的标准、道路，没有什么标准、道路是普适的，普适只存在于观念之中。东方传统政治的一些做法，正适用于当代中国。但这条道路的短处是，难以通过代际的叠加实现积累。虽然西方道路通过代际叠加做到有效积累的也只是少数（亚非拉基本失败，如西方般成功的很少），但东方道路则基本没有。因为西方传承的是法治，东方传承的是人治。法制可以逐渐完善，而个人的能力却无法代际传递——虽然经验可传递，但人治条件下更重要的是能力。换一个人，能力可能完全不同，结果就大不一样。所以，在东方更易出现今不如昔、人亡政息等情况。

虽然严格的接班人选择可保证接班者并非庸才，但个人才干的差异仍然可能很大。且由于个人于治理绩效之比重太大，而个人的“用心”又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所以政治风险的来源已不只才干，还包括道德、观念等。当然，在交班之前会有许多观察与考核，但也未必可靠，如王莽、华国锋、李登辉……况且，人是会变的。

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问题当不大，真正需要操心的，是习近平之后。由此亦可见，在东方体制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接班人问题。这也是两年后的十九大，提前引人瞩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