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败在一“念”之差——“文革”五十周年祭 唐之梦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日子。网路上各种相关文章也多了起来。本来，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被否定（虽未彻底“清算”）的“十年动乱”，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却因薄熙来在重庆的“横空出世”而时光再现！ 有关薄熙来的新闻到现在为止还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并不奇怪。薄作为一个“闪耀”多年的“政治明星”，注定不会像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腐败分子那样很快消失。甚至，撇开政治伦理不说，薄的个人“魅力”，至今也让他拥泵不少粉丝。 当他几年前遭遇政治滑铁卢时，有媒体曾套用中国古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形容其处境，可谓再恰当不过了。这位一心想跻身中共最高权力阶层的“太子党”，在几乎唾手可得的“硕果”面前，突然命运逆转，于世人面前上演了一出故事情节与007大片有得一拼的“黑色幽默”喜剧。 自薄2012年4月下台，到同年9月28日被“双开”，再到2013年9月23日被判无期徒刑，有关其在仕途上失败的原因，国内外媒体分析很多，当时着实让信息世界“热闹”了一番。 不过，在今天看来，观察一个政治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如果抛弃对其根本性的执政理念的分析，而津津乐道于贪腐、谋杀、叛逃、桃色等“娱乐八卦”新闻，这无异于舍本逐末。这样做既显浅薄，又于厘清事实真相不利，更无助于中华民族的未来！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在公众眼里才华横溢的“官二代”，又生存在当今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环境里，他理应青云直上。不过，现实却开了一个玩笑，薄突然惨败并锒铛入狱。在探讨其“为什么”时，笔者认为其实很简单，回顾其在重庆五年的执政历程，薄熙来败在一“念”之差 “空降”重庆 大受欢迎 薄熙来是2007年底派到重庆去的。从网上公布的简历看，他担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的到期日是2007年12月。也就是说，他正式到重庆走马上任应该是2008年初。 而2008年既是中国的大灾年（百年不遇的冰雪天气和汶川大地震），又是举世瞩目的奥运年，全国人民都忙着救灾和准备奥运去了，所以，擅长“政治秀”的薄熙来基本上是“按兵不动”。因为他明白，即使他想做一些“秀”，恐怕也很难吸引国内外的眼球。 贴上薄熙来标签的重庆在世界正式亮相，应该是2009年1月1日。因为重庆召开大型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从这一天开始，它们将不再沿用老的城市形象标识，而采用具有全球化意识的“人人重庆”新标识。 如今在网上还可以搜索到当年新华社记者新闻稿中，重庆市政府有关领导对新标识的解读：“‘人人重庆’旅游标识为圆形徽章，以地球为背景，反映‘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 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一个城市的形象标识，就是一个城市的“名片”，而名片上所宣示的理念，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倡导何种理念，便决定了这个城市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
那么，重庆的这个新标识所倚赖的理念来自哪里呢？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拙作，在此，笔者也不妨对“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作一简单介绍。 原来，它出自于中国一位学者撰写的理论著作——《旅游整合世界》。这本理论著作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作者是中国国内一位热衷于全球化研究的学者。 在这部论著中，作者一改传统的人们对旅游只是吃喝玩乐的肤浅理解，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旅游是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共同分享的必然途径。 为此，作者在书中写道：“政治的力量常常产生地域的壁垒，宗教的力量又往往导致心灵的隔阂，只有旅游，才能使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到一起，共同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学术界和部分媒体的关注。有媒体认为这一理念将“成为改变世界的先声”，也有媒体写道：“西方中左翼政党吉登斯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我们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找到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旅游整合世界》理论就是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 不仅如此，作者的这一观点还得到了60余位驻华大使的赞同和解读。大使们普遍认为，“旅游整合世界 人类共享文明”理念是在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时代，反映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共同利益的一个具有全人类意识的哲学新观点。它作用于现在，更作用于未来。 由于该书影响越来越大，2012年12月，作者还应联合国记者协会邀请，赴纽约出席其年度颁奖盛会，并向大会提供了书面演讲，受到与会嘉宾好评。联合国记协还向包括潘基文在内的来自全球的500余位嘉宾，赠送了《旅游整合世界》一书。 从这几年反馈的信息来看，书中的许多观点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潘基文全球电联组织特使阿米亚先生认为：“旅游整合世界’理论为政府和城市提供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新指向。”据说，去年7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非盟演讲时，还引用该书中的观点批评其家乡“父母官”的恋栈和贪婪。 不过，早在2008年，该书首次出版时，只印刷了3000册，故影响力有限。只引起了少数对新思想较为敏感的官员和地方的注意。而像重庆这样声称自己的城市标识来源于此理念的，薄熙来应该是“第一人”。现在回过头去看，也足以证明其接受新生事物的胆识。 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认为薄熙来的选择是一种偶然行为。因为无论是从他的执政经历，还是从他的个人性格来看，人们都普遍认为薄的选择有其必然性—— 薄在北大读的是世界史，研究生学的是国际新闻专业。他英语流利，这在早期中国官场凤毛麟角。他从政最早出名，是因为办大连国际服装节。早年的一份时尚杂志在举办的“中国时尚先生”评选中，薄被列为榜首，提名者认为他是“最具时尚眼光的中国官员”。 确实，与传统官场作风相比，薄熙来敢说能讲，没官腔，做事干脆利落，予人一接触便留下好印象。他在大连当市长时大打“国际牌”，使得大连成为中国沿海最先迈入国际化进程的城市之一，并成为中国最早的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 因为他的风风火火，曾经有媒体报道，官员们最怕薄熙来从国外回来。他一下飞机，就打电话开会，哪怕是深夜，也要把大家叫过来。因为他要把出国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以最快速度吩咐下去，并要求官员们立即执行，一分钟也不能怠慢。 去重庆前，薄熙来位居中国商务部部长一职。而商务部是代表中国经济与全球对话的桥头堡。作为一部之长的他，不仅要时刻把握世界经济的脉动，对世界政治、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趋势，也要洞察明了。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官场，几乎没有人怀疑薄熙来的国际化视野。 2008年3月，到重庆不足3个月的薄熙来，就迫不及待地开办了重庆市领导干部培训班，下令副处级以上干部均要受训，其目的是要让重庆的干部尽快转变“内陆型思维”。期间，薄熙来还亲自讲课。他在会上曾振聋发聩地警示“到了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的时候了”。 薄熙来在工作中事必躬亲也远近闻名。在大连时，为了消灭城市卫生死角，他会多次光顾同一地段，从而使相关官员没有松懈的机会；商务部长上任几天后，他迅速出台了一份被商务部称为“薄十五条”的内部文件，如规定外事活动必须录音，活动结束后，两小时内必须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报送他本人，四小时内发简报等。 所以，当重庆第一次向世界推出其带有薄熙来色彩的城市LOGO时，尤其是要向国内外展示进入薄熙来时代的的城市理念时，很难想象这不是薄本人深思熟虑的结果！ 重庆新的城市LOGO经媒体公布后，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和外界的一致好评。一位区领导曾经对笔者说：“它给重庆这个内陆省份仿佛打开了一个天窗，一下子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人们沉浸在开放、全球化的氛围中，而这种新思想的传播，只有他敢做、能做与会做。” 在重庆时，笔者曾与一些官员作过较深层次的交流，他们普遍认为，对于薄熙来本人来说，当时“下放”重庆可能并不开心，但对于重庆市人民来说，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的才能和国际化色彩是现有官场中不可多得的，对于重庆这样一个积极上进的内陆地区，迫切需要像他这样不落俗套的领导干部。 随着重庆城市新标识的宣传推广，“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成为当时重庆干部群众中叫得最多的口号之一。重庆市民打心眼里欢迎这一提升重庆品位的全球化理念，并以拥有薄熙来这样具有国际化新思维的领导而自豪。 当时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这一理念一时间在重庆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而多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即使薄熙来下台多年，这个理念在重庆市干部讲话、撰文中仍在使用。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个理念本身不是来自于官场而是来自于市场，所以其生命力毋庸置疑。 改弦易辙 唱红打黑 几年前，笔者经友人介绍，也曾与《旅游整合世界》的作者进行了沟通。他说，他和薄熙来并不相识，他对薄熙来的认识完全来之于媒体的报道。当重庆用“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来设计它的LOGO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薄熙来是中国官场中不可多得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 不过，当半年后重庆突然刮起“唱红打黑”的风暴时，这位《旅游整合世界》的作者不是惊讶，而是震惊！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让薄熙来放弃自己积攒已久的正面形象，而甘愿贴上倒行逆施的标签。因为无论从他的父辈还是他本人，都没有回到过去的理由。 这本理论著作的作者因此开始怀疑薄熙来是一位具有信仰的政治家，他更倾向于薄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这位作者当时告诉笔者：“薄熙来走上了一条与世界潮流相背的不归路。在他眼里，看似目标很近，但他永远达不到目标。” 的确如此。虽然在不少人看来，薄的“重庆模式”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环境里并非一无是处。如“打黑”，使得老百姓早已厌恶的数量众多的贪官污吏噤若寒蝉；“唱红”，又让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倍受煎熬的普通百姓，产生回到毛“穷公平”时代的“心灵快慰”。 不光是“唱红打黑”，薄同时也进行民生工程。长期以来，每天外表光鲜的薄熙来把一个城市打扮得漂漂亮亮，便有他受公认的独到之处。这比那些拿了纳税人的钱而整天碌碌无为的官员更受民众欢迎。 只是在有识之士看来，薄作为一个“独霸”一方的政治人物，在全球化时代，宁愿放弃与现代潮流相向而行的机会，而热衷于“昨天你把我搞下去，今天我又把你打下去”的政治怪圈，着实让人费解！ 在其“唱红打黑”轰轰烈烈之际，就有媒体尖锐指出：“‘重庆模式’实际上只是在重复中国几千年来“成王败寇”政治制度的运行规律：乱、治、乱、治……循环往复，对国家的进步，不会有丝毫的正面推动作用，相反，还将与人类文明的距离越拉越远。” 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现代政治家只有通过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取信于民，走的才是正道，否则，“政绩”不过是政治泡沫，看似眼花缭乱，实则异常脆弱。所以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民生工程”也其实是“面子工程”，目的是笼络人心。 薄到重庆一年余，开始物色“打黑”的重点对象。时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的文强便是当地百姓最痛恨的官员之一。他“三位一体”：大警察、大富豪、大官，在重庆官场和民间都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薄去重庆前，文强周围已集拢了一班鱼肉百姓的群体。 2009年9月26日，文强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和受贿等违法行为被警方逮捕，接着一批“黑社会”头目也相继落网。不久，薄将文强等一批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重庆上下一片叫好。 不过，重庆市民拍手称快的掌声还未消停，薄王治下的重庆便很快出现了另一番令人不安的景象：迫害无辜、刑讯逼供、肆意掠夺等酷似“文革”时代无法无天的行为越来越得不到约束。
薄王下台后，有媒体报道称，薄熙来和王立军掌管重庆期间，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到酷刑对待，其中被虐杀和失踪的人数近300人。薄倒台后，仅重庆政法系统就至少有1000名警官提出上诉，造成了“文革”后该系统内规模最大的冤假错案。 另外，薄王还认定和扫荡了680多个“黑社会组织”，并强行没收了1700多亿的资产，据悉大多作为政治经费诸如收买海内外媒体、拉拢上层关系以及供个人挥霍等等。这与上世纪50年代毛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王立军出事前，重庆在全市大街小巷建立全天候、大一统的监控系统，总预算达几百亿。待到王立军被抓时，各种摄像头已经安装到了一半，重庆官员因此喝酒庆贺，高兴地说“终于可以放心打手机了”。 薄熙来一直是媒体的“宠儿”。重庆“唱红打黑”开始后，面对媒体，薄熙来一直都否认自己想回到过去。每当记者问及此事，他总是回答“那是无稽之谈”、“扯淡”……这说明他也顾忌大部分群众的想法。 但是他和王立军的做派，确实让社会人士呼吸到毛“文革”时代的寒凉，以至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不得不在一些场合指出中国还有“文革余毒”！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薄在新闻媒体面前，无论自称多么不愿回到过去，但他的红色广场、红色经典、红色频道、红色短信、红色歌曲以及不经正常法律程序胡乱抓人的行为，已经无法摆脱世人对他的成见。 他的无法洗刷的“红”“黑”烙印，再也无法让他回到从前那个“最具时尚眼光的中国官员”形象，却在很大程度上予人断定他只是一个具有小聪明，而缺乏大智慧的“红色孽种”。 甚至，薄对毛时代红色道德的突然“迷恋”，在引起人们的匪夷所思之时，也激发了公众对其家庭成员的蔑视与攻击。有人就公开指出其公子薄瓜瓜便是与其所提倡的“道德”不沾边的“花花公子”。
“当薄瓜瓜被停课一年，在聚会上的‘艳照’和他穿本科礼服对着牛津大学校门撒尿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后，这种虚伪更进一步被曝光”，英国《金融时报》曾如是说。 三个误判 注定失败 也许有人会说，薄熙来并没有抛弃他刚上任时所倡导的理念，即使到他下台时，重庆也一直都在使用。此话差矣。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 一般来说，为政者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地区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按照核心理念运行。例如邓小平时期，全体中国人便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导下搞改革开放；江泽民时期是“三个代表”；当时的胡锦涛似乎有两个理念，对外是建设“和谐世界”，对内是“科学发展观”。 虽然其时社会上人们对“和谐世界”和“科学发展观”哪一个是核心理念，它们二者谁派生谁，不分伯仲。但从二者的本质内涵来分析，其基本价值观毕竟是相同的，把他们扭在一起，并不至于在运转国家机器上产生思维障碍。 而薄熙来则不一样了。假设他学胡锦涛也搞两个理念，对外是“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对内是“唱红打黑”，显然，这是两个南辕北辙的理念。在地球人眼里，前者代表潮流，后者代表倒退。 可以想象，一个城市抑或一个国家在两个价值观绝然不同的理念下运行，会产生何种结果？如果硬要把二者捆绑在一起，那么在外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做法。
不幸的是，事实的发展证明，薄熙来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他一方面想把自己“包装”成为重庆改革开放、与世界融汇的推手，另一方面却又采取“文革”式的激进手段，打击异己。比如当时有一位青年人只在微博上骂他和王立军像“一坨屎”，薄便用他的“法律”判这位青年劳教一年。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有信仰，而政客只注重实用。历史上凡是称得上政治家的，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人物，都是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远的不说，近的如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赵紫阳、叶利钦等，均是对信仰至死不渝的人。 笔者同意薄熙来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政治人物的观点。他缺乏对信仰的虔诚，而只是利用。他对任何一种理念，无论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都缺少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所以当他的“马仔”为他找到一条看似能使他直上云霄的“云梯”时，他会毫不犹豫“喜新厌旧”。 人们普遍认为，薄之所以改弦易辙，选择“唱红打黑”，在于这种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更能吸引眼球，更能挑动社会的情绪，也更符合他于中共“十八大”之前，为博取上位而急于求成的心理。
但今天看来，他当时的“喜新厌旧”显得有些急促。在掀起“唱红打黑”之前，薄熙来对自己的实力、对手的实力，还有社会公众的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都缺乏理性的评估。他和他的团队的一举一动，就像部队仓促上阵，求胜心切，结果满盘皆输。 现在看来，至少有三个“误判”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 首先是对自己能力的误判。毛泽东能发动“文化大革命”，把整个社会搞得“鸡飞狗跳”，那是因为他不是人，而是“神”。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哪一派，都把毛“敬若神明”。而薄熙来，充其量是一方“诸侯”，实际上是被发配的京官，其无论是可支配的党政力量还是个人魅力，都与当年的毛泽东不可类比； 其次，是对广大群众的现实心态产生了误判。薄在重庆拿文强开刀，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是想试探社会效果。不料效果很好，远远超出薄的预期。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薄和他的团队扭曲了对群众真实心态的思考。 是的，大部分群众对目前中国国内普遍缺乏公平正义、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感到不满，但他们并不想回到过去。群众的愤怒，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与世界接轨”太慢，他们想做的，只是逼着权贵们加快前进的步伐，早日与世界文明同步。 就像前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俄罗斯群众对当时的国家经济、社会秩序也十分不满，进行猛烈的抨击，但俄罗斯民众并不是认为回到过去更好。针对于当时各种复杂的思潮，普京还站出来说：“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那是没良心，因此想回到过去，那是没脑子。” 薄熙来在重庆开展“唱红打黑”运动后，中国国内的少数一些地方，虽然也有一些人迎合他的做法，但是对于大多数社会公众来说，他们对饱含“文革”色彩的“唱红打黑”运动，一开始就感到厌弃。就连《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当年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大部分受访者不喜欢“唱红打黑”运动。 第三，薄熙来高估了自己在胡温主政的政治生态圈里“横冲直撞”的本钱。胡温均是平民出身，而薄是响当当的“太子党”(“太子党”内也有许多开明派)，由于江的掣肘，胡温时代号称“九龙治水”，权力并不集中，这使得原本就不把胡温等人放在眼里的薄更加有恃无恐。 但胡温毕竟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往往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薄开始“唱红打黑”后，胡温至始至终没有去过重庆，这让官场和民间都意识到薄的做法在高层核心圈并没有得到有力支持。 虽然在他的“游说”下，胡温时期的过半常委都到过重庆，但除了说几句好话表面应付，多数起不到实质作用。因为在“人治”社会里，只要“一把手”不点头，再“大”的事都“有点悬”。这也是反对薄的力量只增不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自己的主观误判，外部因素对他也越来越不利。诸如像薄熙来一样的党政官员，无论是高层还是中低层，都是眼下既得利益获得者，最担心“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再次发生，所以如果他欲得到“同仁”真心实意的支持，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不仅如此，与薄熙来唱反调的却大有人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就是一位与薄“唱红打黑”长期公开叫板的典型代表。汪洋曾在会上强调：“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暗讽薄熙来不尊重经济规律，用“文革”手段管理社会、发展经济。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媒体上，“蛋糕论”成为薄“重庆模式”与汪“广东模式”多次论战的焦点。正当有些媒体和官员“高度”评价薄的“唱红打黑”时，汪则说：“增强忧患意识比歌颂辉煌更重要”，可见汪对薄这位“仁兄”的不认可，显然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由于“唱红打黑”首当其冲的是薄的前任和政治对手，这无疑又给薄的仕途埋下了许多“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有爆炸的可能。外加薄熙来一向霸道、自负的作风，所以越到后来，离心离德者越多。王立军就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 据媒体公开报道，王立军曾在2012年1月18日左右当面告诉他的靠山薄熙来，说他握有谷开来谋杀海伍德的证据。薄熙来听后非常愤怒，扇了王一记耳光，并大喊：滚！这使得王终于下了跳离薄的战车而逃亡300公里外的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决心。 回顾薄熙来的重庆执政之路，他欲“更上一层楼”，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沾边。胡温最高当局在薄熙来“唱红打黑”开始不久，就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坏小子”。胡锦涛因此在会上反复强调“不动摇”、“不折腾”，很大程度是针对薄熙来而来。 一“念”之差 千古之恨 俗话说，旁观者清。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虽然他的才能和个人魅力不能和毛泽东相比，但他与现时官场上的大多数官员站在一起，却总是鹤立鸡群的。尤其是他的国际化色彩，不仅在国内，即使在国外也有许多粉丝。 薄能用英语开玩笑，并具备西方政客取悦公众的能力。从大连当市长开始，他就以一个有别于多数共产党官员刻板姿态的新形象而得到西方社会的接纳。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外记者的笔下，他总是中国官员中反应灵敏、开明开放、具有国际视野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例如，德国的一家杂志曾写道：“他善于跟媒体交流，凭着流利的英语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能力，薄熙来对于中国这个正处于上升期的世界经济大国有着积极的作用。”德国《世界报》则干脆把他称为“稳定执政党领导地位的推动者”。 只是薄到了重庆后，西方政界、商界和媒体才逐渐对他刮目相看。针对“唱红打黑”运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还在刊载的一篇颇具讽刺意味的文章写道：“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胃口。”
历史不可重演，但可以假设。假设薄熙来对自己当初所倡导“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不产生“二心”，而是“一心一意”弘扬推广，真抓实做，今天的他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薄熙来坚守这一理念“不动摇”，“不折腾”，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党政资源大力推广，使之成为重庆走向世界的响当当的理念，这不仅会使得重庆在国内外的形象上一个新台阶，薄本人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也会上一个新台阶！ 胡温“新政”时，薄被贬做“西南王”，与自己心中的目标落差很大。凭他的性格，自然也不会过多宣传胡的“和谐世界”和“科学发展观”（实际也如此），这时，如果薄在自己的地盘上大力推广一位学者的全球化理念，既不会与胡发生根本性冲突，又保全了自己的个性。 说不定，胡锦涛还会为了表示一下将其逐出京城的“愧疚”之心，而赞扬其“活学活用”。在官场和群众眼里，薄早已树立的突破传统，不落俗套，不畏权威、走向国际的良好形象势必层层加分。 薄熙来被下放到重庆，本来就有人对他表示同情。如果他在重庆不搞“唱红打黑”，不仅不会树敌太多，反而会以“卧薪尝胆”的姿态一改过去张扬、跋扈的形象，人际关系定会越来越顺。若党内民主进步，搞“差额”选举，其当选常委的几率“不要太大”。 群众虽然喜欢有才能的官员，特别是像薄这样具有国际化素质的领导干部，但不喜欢倒退到“文革”时代。薄熙来即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重庆，也得不到大多数群众的真心拥护，更何况在中国的其它地方。 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胡温最高当局看到了各阶层反对他的力量日益壮大，终于下了将其拿下的决心。而王立军事件的爆发，成了压垮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许多人把薄熙来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他的政治文旦徐鸣,认为这位神秘低调的政治幕僚徐鸣是薄“唱红打黑”的主要谋划者和参与者——正是徐出的这个“馊主意”，使薄熙来走上了政治歧途。因为人们实在找不到薄要回到“文革”的理由。 在“文革”期间，薄熙来的母亲被红卫兵整死，薄本人坐了五年牢，并在“大义灭亲”的批斗中亲自踹断了自己老爸薄一波的三根肋骨。这对于薄熙来来说，既是伤疤，又是耻辱。
薄对徐鸣的器重众所周知。薄曾经在不同场合说：“文有徐鸣，武有王立军，经济有黄奇帆。”但熟悉徐鸣的人却认为他只是一个小脑袋发达的人，他给人的印象是脑子转得快，文笔也好，但缺乏政治眼光，尤其是国际化视野，远不如薄熙来。 不过，不管怎样，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的决策者，薄熙来很难把主要责任推给其他人。徐鸣充其量只能承担其“狗头军师”的责任。何况，这些责任，王立军等人，还有重庆市原来的领导班子，肯定都有份。 有人说，如果薄不与“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的理念擦肩而过，很有可能的是，优秀的理念加上他的才干，薄熙来在重庆开出一片国内外瞩目的新天地，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个清明形象。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比当一任常委甚至总书记恐怕更有价值！ 薄垮台后。有评论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本来就很国际化的薄熙来不再是中国的薄熙来，而是世界的薄熙来。薄的事例再次告诉人们，不论为政者个人多么富有才能，只要不顺潮流而行，注定失败，即使一时有偶然的成功，最后必然还是失败。薄如今像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一样，成了当代全世界人民面前逆潮流而动的反面典型。 可怜一代“英豪”，败在一“念”之差！ 看似结局 难言结局 作为一个曾经称霸一方的“诸侯”，薄熙来时代早已结束，但作为一个昔日的“政治明星”，薄的故事笃定还将与中国历史有着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纠缠。眼下就有不少人把习王治下的中国政局，看成是“似曾相识‘薄’归来”。 不过，这或许是历史螺旋式上升时产生的错觉。与薄明显不同的是，至少一开场，就有人声称看到了习王的“底牌”——通过“反腐”集中权力，然后进入改革“深水区”。 从习王对“反党”分子任志强的“轻判”，以及近日对人民大会堂“唱红”的调查，还有《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透露习对“文革”的看法，或见一斑。而那时的薄，就连发“底牌”的资格都没有! 在传统文化日受抬举的今天，有人用“道术”文化的辩证关系来为薄辩护，指出薄并没有抛弃他的“道”，“唱红打黑”只是“术”，他们还用薄曾经说过的诸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一类的话，来进一步佐证其“唱红打黑”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虽然这些“道术”异化的辩词让听者疑虑重重，但在中国现实官场文化长期作用下所形成的“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家里一套，外面一套”……的政治生态里，薄的“人格分裂”的做法的确可以找到些许“客观”的缘由。 这种“两面派文化”的受害者薄当然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不久前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私底下调侃毛而被搁上台面，最后导致丢了饭碗，不也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吗？！ 现在看来，假使薄在没有发“底牌”资格的时候，却做“越俎代庖”的事，那只能让外界理解为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回“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傻事。 在胡温时代，薄给自己开了一个“拿张旧船票”却想“上新船”的代价不菲的玩笑。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过，反过来也坐实了薄并不如外界所言乃“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的说法，而是一个具有信仰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早就在“谋划”自己的未来。这跟后来习王当局声称对周薄徐令的处理“摘除了党内定时炸弹”的说法相吻合。这也符合在官场上经常不讲“规矩”的薄性格！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自古以来，政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孰是孰非，只能让历史作答。未来中国政治的风云必定仍将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顺道者昌，逆道者亡！ 笔者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大“道”，借鉴世界文明的好方法是良“术”，如果后来者能做到“道”“术”相向、“道”“术”相融，将不仅体现出超越前人的大智慧，更是中华民族之幸、世界人民之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