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愛國者”賣國的歷史仍在上演
損害國家利益，藉既無競爭、又不受監督的對外交往大發不義之財，然後把民脂民膏轉移國外投資置產，家人先移民，自己一邊繼續“原始積累”，一邊留好後路……這等等宋時趙構秦檜們沒有條件干的、不折不扣的賣國勾當，也就盛行起來。 然而，你如果對他們進行批評抵制，那對不起，我代表“國家”，你批評我，你就是反對“國家”，也就是“賣國”！而我鎮壓了“賣國”者，當然就證明我“愛國”了。 於是乎“愛國”者賣國的歷史劇不僅仍然上演着，而且這樣的“愛國”比傳統時代可能更虛偽，這樣的“賣國”比傳統也可能更加肆無忌憚了。 作者秦暉系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原題為《“愛國”與“賣國”》。 這個觀念多元的時代，也是價值紊亂的轉型期。如何定義“愛國”，在今後註定要一次次引發論戰。 宋朝的時候誰是最愛國的人？岳飛！你會回答。 但我說不對。當時最“愛國”的，我以為恰恰是殺了岳飛的那個著名的昏君宋高宗趙構。 你先別瞪眼！聽我再問：宋朝的時候誰是最大的賣國賊？秦檜！你會回答。 又錯了。當時最大的賣國賊不是別人，還是那個宋高宗趙構。至於秦檜當然不是好東西，但他不過是奉趙構之命進行賣國活動的一個工具。 當年給岳飛平反昭雪的是趙構的兒子（其實是養子）宋孝宗，他不能派老爹的不是，便只能把冤案的責任全推到秦檜頭上。其實正如明人文徵明那首著名的《滿江紅》所云：“量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趙構）欲”耳！ 最“愛國”的人同時又是最大的賣國賊？不是開玩笑吧？ 非也。其實這是再簡單不過的常識：在民主制度下愛國與賣國當然是冰炭不可同器。但是在那個“家天下”的時代，宋朝這個“國”是誰的？當然是趙家的，即趙構的，不是岳飛的。如果趙構自己都不愛這“國”，那誰還會去愛呢？岳飛當然十分忠君愛國。 如今有人挑剔說：愛國是好的，忠君就糊塗了。這道理放在今天自然沒錯，但是在當時，這“國”又不是他岳飛的，如果他不“忠君”，犯得着去愛這個國嗎？正因為忠君，所以“忠”屋及烏，也就熱愛君之國了。 不過話說回來，別人再怎麼“忠”，最忠於君的還是君自己，最熱愛君之國的自然也是君自己。在那個“朕即國家”的時代，國之興衰存亡，於君之身家性命、切身利益可謂二位一體。 對尋常百姓而言，如果不是思想境界特別高的話，“國”之易手不過是奴隸換了個主人而已。“戰爭與和平”問題之關切利害，實遠甚於“國”之存亡問題。所以老百姓反戰愛和平大概是比較普遍的，但是否“愛國”就難說了。 而對於君主就大不相同了。國家之亡對於他，是確確實實地意味着由主子變成了奴隸，“亡國奴”之說端的名副其實。看看記載北宋滅亡後徽欽二帝及其皇族家人們悲慘遭遇的那些“北狩”史料，真是血淚斑斑哪！ 居國失國，禍福如此，你說他怎能不“愛國”呢？昏庸如南唐李後主，亡國後那成天“垂淚對宮娥”、“問君能有幾多愁”的詞句成為千古絕唱，沒有切膚之痛豈能寫得出來！ 而一般南唐百姓在多大程度上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痛感，委實不得而知。 總而言之，“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那是說的老百姓。而商君──就說那個同樣昏暴的亡國之主紂王吧，還不是舉火自焚，也算是“壯烈殉國”了。誰能說商君不知亡國恨？其實對“家天下”的君主而言，愛國就是愛家，就是愛自己。昏君暴君又不是捨己為人之輩，其愛己利己之心恰恰不亞於他人，則愛自家之國又怎麼會亞於他人？ 所以，昏君與明君之別在於是否善於治國，而不在於“愛”不“愛”國。暴君與賢君之別在於是否愛惜臣民，同樣不在於是否“愛國”的。 諸位要說宋高宗“愛民如子”，打死了我也不信，但要說這個昏君“愛國如寶”，那我是一百個相信哪！ 假如金邦非要徹底亡宋，置趙構於徽欽之境，則舉南宋全國軍民血肉之軀以赴湯火而換趙家之國不亡，我想趙構先生絕對是在所不惜的。 問題在於：“愛國”最甚者就不能或不會“賣國”嗎？大不然也。 首先從可能性上講，正是商品的主人，才有可能成為商品的出賣者，別人想賣還沒這個門呢。“商女不知亡國恨”，當然談不上是愛國者，但商女難道能夠成為賣國賊嗎？她有賣國之權利嗎？她有賣國之機會與條件嗎？商之為國，是商女給弄亡的，還是商君給弄亡的？對於君主來說，國家既然是朕的，朕想賣則賣矣，干卿底事？ 專制時代身為一國之主，賠款與敵不需要經過議會辯論，割讓領土更不需要全民公決批准，甚至乾脆不需要公諸於眾。國人對於國事不僅無參與權，甚至沒有知情權。統治者完全可以黑箱作業，國被賣了，國人可能連知都不知道！ 君主以下，權臣們如秦檜者，也可以奉君之命參與賣國。而那些與君權無關的芸芸眾生，無論你愛國也罷，厭國也罷，甚至仇國恨國也罷，要講賣國，對不起，你沒權力賣，無資格賣，也不可能賣。 但是有可能未必就有動機呀！國之於君既然可愛如斯，怎麼又會有出賣她的動機呢？ 其實說來也簡單：國既為君有，則君之愛國也，猶如財主愛其財，地主愛其地，資本家愛資本，牧人愛其牛羊，甚至好色主人愛其美妾，得之欣喜若狂，失之痛心疾首。其愛不可謂假，非所以偽裝而示人也。然而財主愛財，正在於其財可賣，而且價值不菲，極大之財至有“富可敵國”之說。 反過來講，即國可類富，漢高祖劉邦得國後不是對老父誇耀說“某之產業，孰與仲多”嗎？明人黃宗羲則指出，那時國家如產業，君主得而私之，但“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所以君主們都愛之如寶，唯恐別人搶了、偷了去。是故君主愛國，亦正在於其國為一大財富，可賣之價巨矣。 國家對於君主既然為一大產業，所以只要出價合適，可愛之國還是可以賣的。甚至國之可愛，就在於國之可賣，而且可賣大價錢。 一般說來，君主失國就無法安身立命，所以君主通常是不願意把國整個兒賣了而自己去當亡國奴的（兵臨城下，不交出國就丟命，或當別論。不過嚴格地講在這種情況下這國其實是被搶去的，而不是被“賣”出去的。 譬如路遇劫匪，交財換命，這不是賣財，也與那苦主“愛”不“愛”財無關，只與他是否怕死有關）。但是，這並不等於他就不能或者說不願意“零售而不批發”地出賣部分國家利益，以換取他認為值得換的別的利益。 比如趙構先生，他當然不願落得其父兄徽欽二帝那樣的下場，所以他其實愛國愛得要命。但是假如宋軍真能如岳飛之豪言，直搗黃龍，滅此朝食，迎還二帝，你道那趙構他願意？！ 文徵明詞謂：“豈不念，疆圻蹙？豈不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對趙構的心理刻畫得可謂入木三分！ 對於“疆圻蹙”、“徽欽辱”之念之惜，換言之，即趙構之“愛國”心恐怕不在任何臣民包括岳飛之下，然而這麼可愛之國必須是我的，不是別人、甚至不能是父兄的──否則“徽欽既返，此身何屬”！所以與其讓父兄重返，把國又拿回去，倒不如把國賣它一部分給金人，換得自己可以安享其餘呢。 慈禧太后有句遭人唾罵的賣國名言：“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其實這句話換個角度也可以看作“愛國”名言──在講這句話前不久，不正是這個慈禧才剛剛因憤恨洋人支持維新、“干涉內政”，而作出了向東西各國列強同時宣戰的空前“愛國”壯舉嗎？ 慈禧為什麼“不與家奴”？倒不全是因為主子蔑視家奴，你看那趙構不是甚至“寧贈友邦，不與父兄”麼，父兄可是主子等級的，還是至親呢，趙構還是不願給，那都是“愛國”愛的呀！ 國家既然這麼可愛，當然是寧可賣一半給“友邦”（無論趙構還是慈禧其實都是不肯讓“友邦”整個把“國”拿走的），自己保住另一半，也不能讓“國”整個落到別人手中，不管這“別人”是“家奴”還是父兄，是同胞還是洋人。 回說南宋，其實文徵明對趙構的心理分析也許稍嫌“超前”，當時趙構擔心“徽欽既返”恐怕還在其次，紹興年間的軍事形勢遠沒有樂觀到如此程度。即使徽欽不返，“岳家軍”坐大而威脅趙家國，重演陳橋故事，如此前景也會令趙構先生不寒而慄。風波亭之冤獄，良有以也。 至於這樣冤殺良將會損害本國，有利金邦，後世斥為賣國，“愛國”心切的趙構先生就顧不得那許多了。 當然，正因為這樣的“愛國”完全是基於一己之既得利益，它與維護國民利益就遠遠不是一回事。“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就是這種“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根本特徵，而這樣的“愛國”與“賣國”都常常成為國民的災難。 慈禧當年極端“愛國”地屠殺維新派而不許洋人“干涉內政”，煽動百萬義和團上京下衛大串聯，於攻打各國使館的同時也在北京城裡胡作非為禍害百姓，這場“奉旨造反”殺的洋兵沒幾個，甚至洋教士死的也不多，而殘害的中國教民（基督徒）包括老幼婦孺何止百倍于洋人，更不用說拳民本身的死傷枕藉了。 正是這個慈禧，轉眼間回過頭來又大賣其國，不但反過來大殺義和團討好洋人，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把國人折騰得民窮財盡。這樣的“國”正如昔有詞云：“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而這樣的統治者同樣也可以說是：“愛國”，禍百姓；“賣國”，禍百姓。 “家天下”的時代是如此，並非家天下但仍是專制主義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可以說大致相類。 但有一點不同在於：專制統治而又不能世襲，意味着既非“家天下”又非“公天下”。與民主制下不同，這樣的“國家”不是國民的，但與傳統王朝的不同在於統治者也不認為是自家的。既然不能傳之子孫，則我死後（甚至我下台後）哪怕它洪水滔天！所以這樣的專制往往更容易趨於短期行為，更不負責任。 當統治者“愛國”時，他甚至未必能如趙構、慈禧、李後主那樣把“國”當作自家的貴重財寶來愛，而很可能只是鎮壓反對派維護自己眼前利益的一種藉口。換言之，這樣的“愛國”比傳統君主的愛國可能更虛偽。 而當其賣國時，更由於反正不能傳國於子孫，賣起來更加無所顧忌，也不存在“只零售不批發”的界限，甚至把整個國家賣了換一大筆錢來享受，都是可能的。因為國既不可世襲，財產還是可以傳給自家子孫的嘛。 加之如今聽說某些外國也沒有當年的金邦那麼寒冷荒涼、貧窮不堪還種族歧視，不會像當年金邦那樣虐待亡宋遺族，甚至還頗為優待“投資移民”，於是“國”就更加顯得沒有錢可愛了。偏偏這時候對外經濟開放又還十分有限，一般國民不可能參與外貿，而只有那些人可以壟斷對外交往。 於是，損害國家利益，藉既無競爭、又不受監督的對外交往大發不義之財，然後把民脂民膏轉移國外投資置產，家人先移民，自己一邊繼續“原始積累”，一邊留好後路……這等等宋時趙構秦檜們沒有條件干的、不折不扣的賣國勾當，也就盛行起來。 然而，你如果對他們進行批評抵制，那對不起，我代表“國家”，你批評我，你就是反對“國家”，也就是“賣國”！而我鎮壓了“賣國”者，當然就證明我“愛國”了。這對外交往嘛當然也就更應當由我壟斷──不讓“愛國者”壟斷，難道還讓“賣國者”插手不成？ 於是乎“愛國”者賣國的歷史劇不僅仍然上演着，而且這樣的“愛國”比傳統時代可能更虛偽，這樣的“賣國”比傳統也可能更加肆無忌憚了。 要改變這種“愛國”與“賣國”的惡性循環，辦法當然也有──而且好像也只有一個，那就是要使“國”真正成為國民之國，“國家利益”真正等同於國民利益，“國家主權”也真正以國民的人權為基礎為前提。 只有這樣，國民才會用不着宣傳就本能地去愛國護國，主國事者既為愛國之民所託，且為民權憲政所制，從民意而有愛國之志，受制約而無賣國之機。這樣“愛國”與“賣國”的“辯證法”才會消失，而主權與人權才都能得到維護。 不久前美國攻打伊拉克，在我們這裡引起了一些愛國者的憤怒。但美伊之間的是非姑且不論，兩個明顯的事實是：伊拉克獨夫政權旬日而亡，不僅因為軍力不濟，更因為國民不支持，臣下盡離心。而民主的美國能夠“不經聯合國授權悍然開戰”並且一戰而勝，不僅因為“船堅炮利”，更由於國人愛國，民氣可恃。 今天我們愛國當然主要是為了愛護與發展國人的權利、自由與幸福，而不是特意要與什麼人作對，但即使只是為了與美國抗衡，僅僅“師夷長技”發展軍備，恐怕也是遠遠不夠的，“師夷長制”以推進民主憲政改革是不能迴避的事。 一句話：“師夷長技以制夷”也許是個不壞的主意，“師夷長制以制夷”更絕對是個好主意。 放眼時下，言愛國、言民族主義者眾，是真是假，就看你如何對待這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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