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怎么形成的 冬儿写了诗经大雅里描述的周朝历史。 周朝历史有据可循。 周人的祖先据说是后稷,后稷的爹是帝喾,娘是姜嫄,不过后稷不是帝喾和姜嫄所生,而是姜嫄某一天踩到了巨人的脚印,有孕而生。很神奇嘛。 其实远古朝代的祖先都类似这样登场。夏朝老祖大禹是由其父鯀剖开自己肚子产下的--鯀是男生哟!商朝老祖契则是一个叫简狄的女人吃了一个鸟蛋而被生出。 商朝的存在有甲骨文可考。夏朝就不好说了,没有文字证据,只有挖出来的一些遗迹,被历史学家认定为夏朝的东西。 中国的很多文人想将中国的历史推到五千年前,越古老越有渊源嘛。不过有文字的历史只有三千年。三千年之前的历史怎么办?就得靠想象了。 有人说口口相传的历史也是可信的历史。 同学们有没有看过电视台的娱乐节目里有一种“口口相传”的游戏,十个人站成一排,主持人附耳告诉第一个人一句话,然后依次每个人听了前一个人的悄悄话,再悄悄地告诉下一个人,最后第十个人大声说出听到的话,基本上和主持人说的话风马牛不相及。 把网上搜来的一些信息放在下面,同学们可做个参考。 课本上告诉我们:夏朝的开国太祖叫禹,也就是治水的那个大禹。这家伙有本事,但私心重,废除禅让制,把江山传给了儿子启,拉开家天下的序幕。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可如果说大虫治水,你会不会一脸晕菜。 有人考据说,大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虫。谁这么牛呢?近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不相信什么大禹治水,说中国的远古历史,全是“胡乱伪造”,必须“把中国的历史重新整理一下”。顾颉刚在1923年写给同为大家的钱玄同的一封信,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 最早提出大禹是条虫的,是顾颉刚的老师崔适。崔适考遍古籍,认定大禹不是人,而是虫。大禹的父亲鲧当然更不是人了,但不是虫,而是一条鱼。 然后,就是顾颉刚提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为动物,出于九鼎”。九鼎是夏朝时铸的,后来落到周人手上。周人看了看鼎,发现了本是一条大虫的禹,那时科技落后啊,就以为大禹是夏朝的开国始祖。从西周开始,大禹建夏才流转开来,一直传到现在。 至于大禹究竟是条什么虫,顾先生说:此虫不是昆虫,或千足虫的软体爬行动物,而是动物的总称。你可以把大禹想像成一头大象,一头猪,一匹马,一只蚂蚱。如果你实在想像不出大禹到底是啥,你干脆就记住:大禹是条虫就行。大禹既然是条虫,那夏朝的大王们,当然也都是虫子虫孙了。不过呢,顾颉刚虽然认为大禹是条虫,但他没否定夏朝的存在。 而夏朝的夏,其实也是一种虫,就是蝉,蝉往往代表着夏天,也代表着高洁,大家看唐僧其实是金蝉子就知道了,蝉的地位很高。 大概是看中了蝉这种神秘色彩,所以夏朝以蝉为国号,而蝉的甲骨文演化到后面,就成为了夏字。 接下来就是商朝,《诗经》有《商颂》,其中《玄鸟》篇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商人的祖先其实是鸟生的。 《史记·殷本纪》也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 这个名叫简狄的女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和一群来路不明的闺蜜在河里洗澡,有一只鸟正在产卵,不小心就让简狄得到了。可能是饿了,简狄一口就把蛋给吞了,有点像《天书奇谭》中的蛋生。没想到很快就怀孕了,生下了契。 契的生父,其实就是玄鸟。契因为帮助“大虫”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商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 契的团伙就称为“商”。契生子,子生孙,一直生到汤这一辈。再生多少辈,老祖宗是头鸟,子子孙孙都是鸟。商人很尊重老祖宗,就把玄鸟当成自己的图腾,让子子孙孙都记住,咱们的祖先是鸟,咱们都是“鸟人”。 这个还真不是司马迁胡说,后来出土的甲骨文,也证明了这一点。 商的甲骨文其实是从凤字演化过来。所以,商的国号其实也是动物。 如何理解顾颉刚先生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 作者:松子 顾先生的层累说,其原初所指,乃谓周秦之前的上古史,是经过后人多次的删改编篡,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能仅关注史料所述之史实,更要首先关注史料本身的时代。按照最一般的理解,史料之时代距所述史实之时代越近,则其可信度越高。而越晚出的史料,较之早期的史料,往往时代更加久远,事迹更加详细,体例更加完整。但这反而证明了其中窜入了大量的伪造的内容。按照顾先生常用的例子:诗经中只提到过大禹,商人和周人的祖先;而到了论语中,就有了尧舜;到了战国,才有五帝之说;邹衍之后,黄帝成了华夏共祖;而比黄帝更早的伏羲神农,要到汉代才流行起来,至于盘古开天辟地,是魏晋才有的记载。再比如,在国语中,各个地域和民族,是有其自己的祖先传说的;但到了《帝系》中,各地各族的先祖都变成了黄帝的子孙。大概类此。 作者:怀剑听雨
顾颉刚提倡的科学分析是正确的,但是继承他的派系的那些研究历史文献的,很多都挺学究和脑残的,懂得不够多,就开始胡乱推理,又缺乏自我批评和细致思考,所以把一大批典籍都说成是伪造的,现在很多都被考古出土的竹简打脸了。 比如《太公兵法》之所以内容荒诞,很可能是因为这书原本的文字太古老,把它翻译成现在这个版本的人,很多字看不懂就胡乱猜,所以弄得很荒诞,让这书较为缺乏史料价值,但是这书的现在这个版本,考古证明已经是战国时代的东西了,不是后世伪造的,司马迁《史记》很多对古文材料的翻译引用也不对,但是我们还能见到一部分他参考的原书,所以能评判对错,《太公兵法》只能看着玩了。 有个东西叫文字传承,还有个东西叫口头传承,有一天,大批的口头传承变成了文字传承,就被说是造假?某天,某个道士或者酋长给你讲了他所传承的历史故事,是所有人都没听过的,又是晚出,于是他就一定是在造假,而不是应该用各种科学手段去考证他的话是真是假?随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必然会有大批的口头传承变成了文字传承,而我们不应该简单否定它们,而是先放着,用科学方法和逻辑来判断 顾颉刚的某个再传弟子某知名上古史教授,居然连孔子尚书的来历和王子朝盗书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知道,连对先秦史料的十大毁史事件都知道的不全,对史料的保存和流向都没梳理,就开始胡乱推理上古史。 再比如迷信《竹书纪年》的人,也是缺乏知识,魏国史官不是正统一脉的史官啊,毕竟最后得天下的是秦国啊,占领洛阳典籍灭掉东周的是秦国,得到大量王子朝东周典籍的是楚国,孔子是靠鲁国与周的亲密关系得到图书馆抄书的权利。天知道魏国史官靠什么办法得到这些秘学的,魏国史官根本不是正规传承人,道听途说、东拼西凑,这种自学成才的东西能叫传承吗?不能用现代人眼光看待先秦,先秦的历史是皇家秘学,孔子这个奇葩为什么能弟子三千,就是靠手里的尚书材料,诸子百家的著作里,就只有儒家的历史学知识最强大,墨子和庄子都只有看书或听书的权利,只有孔子利用鲁国特权把书给抄出来了。我有个学文学的朋友历史不太行,但他不服气我,有次就考我秦始皇是哪一年统一中国的,我立马答不上来了。在皇家图书馆不允许抄书和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各国史官拼命背诵日后好用来装逼的,只是记事的左史的年表和帝系而已,而不是冗长而内在逻辑关系复杂的记言右史记录的对话。所以魏国史官的年表是值得信赖的,但是内容就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大能耐比孔子关系还铁。 再比如说《周礼》是伪经,仅仅是因为周礼里包含了一些春秋战国才有的东西,那么《新唐书》《资治通鉴》因为是北宋编的,所以就是伪经,而《旧唐书》就是真货?《周礼》这种周公写的书,所用的是周朝初期的文字风格,到了春秋战国文字不同了,必然会被重新翻译,翻译者加点自己的私货,就变成伪经了? 战国是上古史资料井喷出现期,是因为战国时,文字才开始普及大众,才有大量民间著作,才能把原本口耳相传的东西变为文字流传下来。 隋唐和南宋都是上古史资料井喷出现期,不是这些材料是假的,是很多祖先的传说史料,被南方人的家为巫史给传承了下来,隋朝统一南方、南宋南迁,懂书写汉字的文人与南方巫师酋长们交流,才导致材料的增加,而南北朝因为迷信佛教道教反而压制了历史典籍的收集传承。 因为古史辨能害国,所以他的不俏再传弟子们日子被人资助的都很滋润,自然传人众多,遗害深远。 作者:匿名用户 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明代曹钦兵变“谋反说”初探--一个“层累造史”的典型例证 这篇论文指出,曹钦谋反说充满疑点。若以《明英宗实录》和李贤《天顺日录》为原始史料,则:一、曹吉祥叔侄谋反动机不足,兵变过程仓促混乱;二、李贤在兵变被镇压后居然立即上书请求宽赦曹钦的胁从余党;三、尽管英宗宣称曹吉祥“遽行反逆”、“心怀怨望,谋为不轨”,但他并未以谋反罪论斩曹钦余党。 而曹钦谋反说显然在明代出现了层累造史的过程,具体改变有四,这里也稍微介绍(copy)一下。 兵变过程的变化。成化朝首辅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变更了兵变过程的行动顺序。稍后于彭时的黄瑜《双槐岁钞》的记载则看起来更加符合谋反逻辑。 “魏武之对”的出现。成化朝王锜《寓圃杂记》中出现了“魏武之对”,稍后的祝允明《野记》对此事的描述更加生动。 兵变人数增加。原始史料中无兵变人数。嘉靖朝高岱《鸿猷录》称兵变人数“党羽不数十辈”,稍后的邓元锡《皇明书》中兵变人数大为增加。 曹吉祥本人权位大为提升。原始史料中,曹吉祥的官位是司设监太监,司设监太监是一个冷衙门。万历朝尹守衡《皇明史窃》载“时吉祥为司设太监,掌司礼者”,明朝遗老万斯同《明史稿》载“升吉祥司礼监太监”,司礼监太监权势不下内阁首辅。 明朝文人士大夫用手中的笔不断弥补原始史料中“曹钦谋反说”的简陋之处,清朝修史基本采纳了明人层累造史后的“谋反说”,录其于《明史》,成为定论。可见,层累说不仅可用于古史。层累造史是普遍发生的。所以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作者:宇文烨 历史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集体记忆,总是在被不断地改写。所谓古史,就是书契之前的史。而作为凭借记忆和口口相传的东西(oral tradition),更容易被不断地重新解构又重组,以符合传承者的需要。这种不断的解构与重组就是所谓“古史是层累地造成”。 参考文献: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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