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中医的理念充斥于普通中国人关于健康的看法中。某些人强烈捍卫着中医。即便你是中国文化的圈内人，反对中医也会让你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在社交媒介网站豆瓣网的”anti-TCM中医皆祸害”小组，网民贴帖子分享大家庭内部的激烈纷争。坚定反对中医的吴梦（25岁）说：”我非常喜欢（广受欢迎的科学十字军战士）方舟子的书。任何会思考的人都能看出中医不过是垃圾，一点也不科学。然而受过很多教育的人也会相信中医。我的男朋友在金融业，特别聪明，但是他有一大抽屉树皮草根这类破玩意儿。我母亲是（西医）医生，但是他们都认为我反对中医是出于逆反心理，我终究会回心转意的。”

在公众层面上，反对中医的代价很高。现年56岁的张功耀，1974年开始学习中医，那时候他是一个”高中毕业后种田的。由于文革，我失去了有保障的未来。于是我学习和实践中医寻求出路。”多年后他对中医失去了信心，特别是中医的体制。他成为湖南中南大学哲学教授，专攻医学史。2006年，他在网上发起了把中医从政府运作的医疗系统中除名的签名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得到了一万多人的签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斥之为”闹剧”，指责张”无知”。

张功耀说，”从那以后，我承受了从政府、大学和现存中医药机构来的很多压力。我不能自由地发表论文；正常的晋升和涨工资的机会没了；有的时候我甚至不能给学生上课。” 在中国，任何人不管在哪个领域挑战任何一个政府的体制，得到像张功耀这样的待遇并不稀奇。问题是：当中国的近邻如韩国和日本国内的传统医学被边缘化之际，为什么中医在中国的民间和官方依然保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呢？

中医的制度化并非不可避免的事。这里面有中国与西方接触时备受打击，有三十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早期的人民共和国政治上的需要。和世上许多传统如苏格兰短裙和圣诞树一样，中医这一传统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年轻的多。

直到19世纪，中国仍不存在什么”中国”医学，而只有医学。这包括了一种兼收并蓄且常常变化中的各种治疗和实践，往往可以追溯到古代医药典籍，比如《黄帝内经》。但是当时的医学也愿意实验和革新。就像欧洲医学一样，它也能够注重实证和心怀好奇：比如《内经》强调了了解病人历史的重要性。尽管思想在欧洲、印度、中东与中国之间通过丝绸之路双向传播，中医与欧洲中世纪医学之间的相似之处恐怕不全是齐头并进的。

当中国医生们首次接触到西方医疗理念时，他们作为好奇的同行，愿意让步、承认新来的人有些地方是对的，同时看到其它一些治疗法和理念落后于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病人看中医恐怕比看西医要强些。说不上来哪个更有效，但是至少中国医生不会用没消毒的工具给你开膛破肚。这要归功于他们对体内干预的蔑视。

然而，在微生物理论、麻醉学、公共卫生等革命性学说改造之后，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对于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不安：两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1856年至1860年）带来的羞辱：外有强敌威胁，内部腐朽堕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挣扎着要找到出路。一些人认为要回归到昔日的辉煌，另一些人认为要引进更先进的方法来替代旧的。

1900年中国政府修订了文职人员考试的试卷，其中一题是：”具体说明西洋的那些方法原本出自中国”，另一题则是：”说明为什么西方科技研究日益精湛和准确。”

1890年，清朝学者俞樾【7】发表了一份全面的、激烈的对中医传统的抨击–《废医论》。其时他的妻子和孩子先后病逝。1896年，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眼看着他的父亲病逝，而家财被浪费在日益昂贵且罕见的传统治疗方法上。他后来在日本学西医，就是出于对中医的看法–”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在鲁迅最阴暗的小说之一的《药》（1919年）里，他描写了一个中国家庭不顾一切地要从一个被处决的造反者的血液中寻找神奇的灵药的故事。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对于公共卫生事业更为重视，认为它是中国复兴的重要组成。强健的国民意味着强大的民族、一个不再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国民党政府因此需要组织和规范医生们。然而此时，中医和西医都已经形成各自的协会，都对于自身的重要性非常敏感。1929年，卫生部提议要全面废除中医，中医行业呼吁全国性的罢工，关闭药店和诊所。结果，政府只好成立了两套不同的、平行的机构，一个叫”中医”，一个叫”西医”。尽管政府在1929年曾经提出要废除中医，但是1935年的时候，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对西医和中医一视同仁”。

1949年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保留了这一法律结构。尽管毛主席无暇顾及中医，曾经把中医批判为”马戏团的小丑、蛇油推销员或街头小贩”。但是在一个被战乱搞得满目苍夷的国家来说，中国当时奇缺医生。这时候，数量众多的传统医者，以及已经存在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就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是共产党政府发明了”中国传统医学”一词，且在1954年正式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随后几年又建立了许多新的中医大学和机构。中医自此被正式剥除其显而易见的”迷信”成分，比如占星术和颅相学等。政府的鼓点不停地落在”科学化”上，相信这一无奇不有的传统医药能够被系统化成为与”西医”有别的民族性的理论，甚至能够把它纳入更广泛的医学理论范畴。

制度化使得中医躲过了文革浩劫，以及之前对传统文化的清洗。在一个几乎每一种传统的东西，从宗教、音乐到文学都被付之一炬的年代里，中医却有着意识形态的和政府的保护伞。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系统之外独立行医或流动行医的人依然被羞辱被送进监狱；一些著名教授因为他们解放前的行医而脸上无光。和所有其它学校和大学一样，中医大学自1966年起关闭了十年，好让学生们自由地参加”革命斗争”。但是中医的倡导者们不再强调其”传统”部分而是突出其”中国性”，利用当时人们热衷的所谓”群众的科学”的概念度过了难关。

23岁的希希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生。鼻梁上架着一副粉红色眼镜、外面还有一副粉红色面罩的她是这样解释自己学习中医的决定的：”我生长在山东，孔子思想的诞生地。所以我总是对孔子的思想，以及传统中国文化感兴趣。我喜欢‘一件事和百事相关’的想法。我的父母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机会探索传统文化，因此他们对我这么做非常支持。” 对于希希，以及许多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医代表了一种文化传承，对于寻找过去的人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中医今日广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生存能力。除了中医之外，传统中国文化的每个方面几乎都被粉碎了，有的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中国整整一代人（也许还不止）都找不到方向。那种空虚感，那种被掏空了的感觉，依然在当代中国回响着。（待续）

{原文作者：詹姆士•帕尔莫；原文发表于2013年6月的《万古》杂志}

【译注】

1. 俞樾（1821年－1907年），清末朴学大师。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俞樾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著有《废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