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此，中醫的理念充斥於普通中國人關於健康的看法中。某些人強烈捍衛着中醫。即便你是中國文化的圈內人，反對中醫也會讓你成為被槍打的出頭鳥。在社交媒介網站豆瓣網的”anti-TCM中醫皆禍害”小組，網民貼帖子分享大家庭內部的激烈紛爭。堅定反對中醫的吳夢（25歲）說：”我非常喜歡（廣受歡迎的科學十字軍戰士）方舟子的書。任何會思考的人都能看出中醫不過是垃圾，一點也不科學。然而受過很多教育的人也會相信中醫。我的男朋友在金融業，特別聰明，但是他有一大抽屜樹皮草根這類破玩意兒。我母親是（西醫）醫生，但是他們都認為我反對中醫是出於逆反心理，我終究會回心轉意的。”

在公眾層面上，反對中醫的代價很高。現年56歲的張功耀，1974年開始學習中醫，那時候他是一個”高中畢業後種田的。由於文革，我失去了有保障的未來。於是我學習和實踐中醫尋求出路。”多年後他對中醫失去了信心，特別是中醫的體制。他成為湖南中南大學哲學教授，專攻醫學史。2006年，他在網上發起了把中醫從政府運作的醫療系統中除名的簽名運動。雖然這一運動得到了一萬多人的簽名，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斥之為”鬧劇”，指責張”無知”。

張功耀說，”從那以後，我承受了從政府、大學和現存中醫藥機構來的很多壓力。我不能自由地發表論文；正常的晉升和漲工資的機會沒了；有的時候我甚至不能給學生上課。” 在中國，任何人不管在哪個領域挑戰任何一個政府的體制，得到像張功耀這樣的待遇並不稀奇。問題是：當中國的近鄰如韓國和日本國內的傳統醫學被邊緣化之際，為什麼中醫在中國的民間和官方依然保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呢？

中醫的制度化並非不可避免的事。這裡面有中國與西方接觸時備受打擊，有三十年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鬥爭，以及早期的人民共和國政治上的需要。和世上許多傳統如蘇格蘭短裙和聖誕樹一樣，中醫這一傳統比人們想象中的要年輕的多。

直到19世紀，中國仍不存在什麼”中國”醫學，而只有醫學。這包括了一種兼收並蓄且常常變化中的各種治療和實踐，往往可以追溯到古代醫藥典籍，比如《黃帝內經》。但是當時的醫學也願意實驗和革新。就像歐洲醫學一樣，它也能夠注重實證和心懷好奇：比如《內經》強調了了解病人歷史的重要性。儘管思想在歐洲、印度、中東與中國之間通過絲綢之路雙向傳播，中醫與歐洲中世紀醫學之間的相似之處恐怕不全是齊頭並進的。

當中國醫生們首次接觸到西方醫療理念時，他們作為好奇的同行，願意讓步、承認新來的人有些地方是對的，同時看到其它一些治療法和理念落後於中國。在19世紀中葉之前，病人看中醫恐怕比看西醫要強些。說不上來哪個更有效，但是至少中國醫生不會用沒消毒的工具給你開膛破肚。這要歸功於他們對體內干預的蔑視。

然而，在微生物理論、麻醉學、公共衛生等革命性學說改造之後，西方醫學和中國醫學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與此同時，中國對於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不安：兩次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1856年至1860年）帶來的羞辱：外有強敵威脅，內部腐朽墮落，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掙扎着要找到出路。一些人認為要回歸到昔日的輝煌，另一些人認為要引進更先進的方法來替代舊的。

1900年中國政府修訂了文職人員考試的試卷，其中一題是：”具體說明西洋的那些方法原本出自中國”，另一題則是：”說明為什麼西方科技研究日益精湛和準確。”

1890年，清朝學者俞樾【7】發表了一份全面的、激烈的對中醫傳統的抨擊–《廢醫論》。其時他的妻子和孩子先後病逝。1896年，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魯迅眼看着他的父親病逝，而家財被浪費在日益昂貴且罕見的傳統治療方法上。他後來在日本學西醫，就是出於對中醫的看法–”有意或無意的騙子”。在魯迅最陰暗的小說之一的《藥》（1919年）里，他描寫了一個中國家庭不顧一切地要從一個被處決的造反者的血液中尋找神奇的靈藥的故事。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國民黨政府對於公共衛生事業更為重視，認為它是中國復興的重要組成。強健的國民意味着強大的民族、一個不再被視為”東亞病夫”的民族。國民黨政府因此需要組織和規範醫生們。然而此時，中醫和西醫都已經形成各自的協會，都對於自身的重要性非常敏感。1929年，衛生部提議要全面廢除中醫，中醫行業呼籲全國性的罷工，關閉藥店和診所。結果，政府只好成立了兩套不同的、平行的機構，一個叫”中醫”，一個叫”西醫”。儘管政府在1929年曾經提出要廢除中醫，但是1935年的時候，國民黨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對西醫和中醫一視同仁”。

1949年成立的共產黨政府保留了這一法律結構。儘管毛主席無暇顧及中醫，曾經把中醫批判為”馬戲團的小丑、蛇油推銷員或街頭小販”。但是在一個被戰亂搞得滿目蒼夷的國家來說，中國當時奇缺醫生。這時候，數量眾多的傳統醫者，以及已經存在的管理制度和規章，就是一個寶貴的資源。是共產黨政府發明了”中國傳統醫學”一詞，且在1954年正式成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隨後幾年又建立了許多新的中醫大學和機構。中醫自此被正式剝除其顯而易見的”迷信”成分，比如占星術和顱相學等。政府的鼓點不停地落在”科學化”上，相信這一無奇不有的傳統醫藥能夠被系統化成為與”西醫”有別的民族性的理論，甚至能夠把它納入更廣泛的醫學理論範疇。

制度化使得中醫躲過了文革浩劫，以及之前對傳統文化的清洗。在一個幾乎每一種傳統的東西，從宗教、音樂到文學都被付之一炬的年代裡，中醫卻有着意識形態的和政府的保護傘。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系統之外獨立行醫或流動行醫的人依然被羞辱被送進監獄；一些著名教授因為他們解放前的行醫而臉上無光。和所有其它學校和大學一樣，中醫大學自1966年起關閉了十年，好讓學生們自由地參加”革命鬥爭”。但是中醫的倡導者們不再強調其”傳統”部分而是突出其”中國性”，利用當時人們熱衷的所謂”群眾的科學”的概念度過了難關。

23歲的希希是北京中醫藥大學的碩士生。鼻梁上架着一副粉紅色眼鏡、外面還有一副粉紅色面罩的她是這樣解釋自己學習中醫的決定的：”我生長在山東，孔子思想的誕生地。所以我總是對孔子的思想，以及傳統中國文化感興趣。我喜歡‘一件事和百事相關’的想法。我的父母由於文化大革命而沒有機會探索傳統文化，因此他們對我這麼做非常支持。” 對於希希，以及許多當代中國人來說，中醫代表了一種文化傳承，對於尋找過去的人來說有着強大的吸引力。

中醫今日廣受歡迎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生存能力。除了中醫之外，傳統中國文化的每個方面幾乎都被粉碎了，有的已經到了無法彌補的地步。中國整整一代人（也許還不止）都找不到方向。那種空虛感，那種被掏空了的感覺，依然在當代中國迴響着。（待續）

{原文作者：詹姆士•帕爾莫；原文發表於2013年6月的《萬古》雜誌}

【譯註】

1. 俞樾（1821年－1907年），清末樸學大師。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俞樾被認為近代中國主張廢除中醫的第一人，他提出了”醫可廢，藥不可盡廢”的觀點，著有《廢醫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