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楊渡的《未燒書》是關於六四天安門運動讓我最受感動的一本書。 去國之後，關於1989年的六四運動的書籍多多少少讀了一些，這裡面有親歷者的回憶錄，有西方記者採訪的親歷者的故事，有歷史學家高屋建瓴的著作。最近讀到的《未燒書》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 一開始，《未燒書》獨特之處在於我借到的這本居然被圖書館歸類為“fiction（小說）”。 關於六四運動的小說？倒是新鮮。於是我抱着試試看的態度讀起來。居然就放不下來了，一口氣讀完了。 楊渡在1989年是台灣民間一媒體在中國採訪的記者。他和當年中國許多知名知識人有或多或少的聯繫。作為台灣社會運動的見證人與參與者，他對於六四學運民運有着天然的同情。 那一年，楊渡三十一歲，秉持着“推動社會進步是記者的天職”的理念，以及在台灣積累的採訪群眾運動的經驗，趕赴北京採訪六四運動，見證中國的歷史。 作為和中國有着語言、文化上的紐帶的台灣人，楊渡等台灣記者較之其它海外媒體新聞從業人員有着獨特的優勢。語言的一致使得他們在理解上遭遇更少的隔閡與障礙。文化的相通讓他們有更多感同身受的代入感。 然而《未燒書》的獨特還在於：六四運動中楊渡一同事在北京中彈受傷，於是楊帶着同事輾轉求醫。並且，楊因為同事的槍傷而認識了一位北京女醫生，展開了一段短暫、熱烈而淒婉的戀情。 於是，不明就裡的圖書館管理員把《未燒書》歸入小說類就可以理解了。紀實作品或回憶錄似乎不應該這麼有戲劇性，這麼浪漫的吧。 而讀過全書的人應該會同意我的看法。這本書完全可以有另一個名字：《一個台灣記者的六四親歷記》。 2023年，距離1989年的六四運動，快三十四年了。《未燒書》出版於2021年六月，距六四運動也有三十二年了。 中國人有句俗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的是歷史與思想的變遷。中國社會對於一個歷史事件的評價通常會有強烈的歷史性，經過歲月的遷移，回過頭去看，人們會有大不一樣乃至截然相反的觀感。 從這個角度來說，許多中國人，尤其是海外中國人和台灣人對六四運動的看法卻是一個例外。 這個例外是人為造成的。通過暴力奪權的中共近年來大力操弄權力，揮舞其筆桿子，大搞焚書坑儒： 他們一方面封堵有良知的知識人，特別是公共知識人的嘴，不讓他們出版書籍、研究歷史、採訪民眾，甚至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威脅他們的家庭子女，來禁錮知識人的思想、言論。他們甚至有組織地攻擊公共知識人，污名化他們，切斷他們與海外的聯繫 。乃至於動用國家暴力，讓許多知識人因言獲罪。比如眾所周知的已故的劉曉波、現在身陷囹圄的許章潤等人。 另一方面，他們動用分化策略，對知識人中的邊緣人士，或偽知識人進行拉攏與收買，培植了一批御用知識人，打着“愛國”的名號，為中共政權洗地、辯護、製造和傳播有利於中共的謠言、謊言，為缺乏批判思維能力的民眾大規模洗腦。眾所周知的御用文人如胡錫進、司馬南、張維為，等等。 中共政權不擇一切手段地禁錮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甚至宗教自由，等等民主自由權利的政策或舉措，據說和1989年的六四運動有直接的聯繫。 有人說，六四運動讓中共感覺不能給與民眾和學生太多自由，特別是思想、言論自由，否則，六四運動會再發生，中共政權會不保。 是這樣嗎？《未燒書》裡，從楊渡的回憶看：1989年的六四運動訴求中不包括推翻中共政府。 事實上，掀起學潮的大學生們在1989年大多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出生於文革末期，成長於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八十年代。那時候中國沒有互聯網，中國人接收西方的信息途徑稀少，條件有限，一張中共控制的《參考消息》加上一些翻譯出版的西方書籍，幾乎就是國人接觸外界信息的全部渠道。 王丹、吾爾開西、柴玲等六四學運領導者對於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有嚮往很正常，然而他們當年對於民主自由制度的理解未必到位，知識儲備也未必充分，更談不上理論建設與行動力了。 一個並未挑戰中共政權的社會運動，為什麼會讓一個手握大權與一切暴力手段的中共政府如臨大敵呢？ 《未燒書》沒有現成的答案，有的只是一位年輕的台灣記者的所見所聞所感，以及楊渡自己對六四運動的反思。由於楊渡對台灣社會運動的採訪經驗與豐富閱歷，他的比較與反思很多時候一針見血，引人深思。他把台灣社運與中國六四運動進行比較的思考是富有啟發的。 而血腥屠殺背景下的愛情多少為這本沉重的回憶錄帶來一抹亮色，或許這樣的對照給了《未燒書》與眾不同的浪漫情調。一邊是屠殺與死亡，另一邊是愛情與青春。楊渡筆下的六四運動不僅有社會運動的喧囂與騷動，也有個人生活的寧靜與憂傷，以及二人世界的濃情蜜意。 我們這一代人註定將對三十四年前的六四運動充滿好奇。對於六四運動的歷史研究與回憶錄將一直是我閱讀的重點之一，因為不理解六四，就無法準確理解今天的中國與世界。 1989年的六四運動在歷史的煙塵中離我們越來越遠，然而其影響卻在2023年更為真切更有現實意義。楊渡用“三十年磨一劍”寫出的這本《未燒書》對於我們閱讀、思考六四事件有着獨特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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