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史一定繞不開1989年的六四運動。

而說到六四運動似乎也繞不開劉曉波。

這樣一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六四”回憶錄》就成了對三十三年前的那一次學生、民眾自發的社會運動感興趣的讀者不能忽略的書籍。

讀這本回憶錄之前，我讀過1989年六四運動的參與者們所著的一些書，比如《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吳仁華的《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楊渡的《未燒書》。

此外，還讀過西方學者對於六四事件的書寫，比如Jeremy Brown的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六月四日：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大屠殺》）（書評在此）。以及一些西方記者採訪中國六四親歷者的書，比如Louisa Lim 的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等等。

回憶錄與歷史著作不同, 根據的是歷史事件親歷者的記憶及其思考，雖然不可能絕對準確，但是因為第一手經驗的優勢，容易給讀者身臨其境的感覺，從而有比歷史著作更個人化的吸引力。

劉曉波的這本回憶錄確實讓我有身臨其境之感，其中劉對自己的心理描述與自我批判真實而懇切，對六四運動中他了解的某些人，如吾爾開西、柴玲、侯德健，等人的描寫也頗有特色。劉的敘事有條不紊、詳略得宜。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六四運動的冷靜思考。我以為，知識人首先是一個會反省會思考的人。劉的回憶錄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知識人身處學運、民運漩渦中的反省與思考。

然而，對於運動來說，善於行動者總是勝出。八九學運，善於行動的吾爾開西、柴琳，較之於王丹等似更有影響力。

當年吾爾開西等學運領袖對民主的理解實在乏善可陳，劉筆下的吾爾開西抗議中共政權，卻使用中共政權的政治概念與理解。其對民主自由的基本看法典型地體現了當年許多大學生和民眾的誤解或偏見。當一個民族被困在深井之下，沒有多少機會接觸井外的世界，對於民主、自由等概念只有極其有限的了解，加上中共當局多年的洗腦教育，其結果就是把爭取民主、自由等權利誤解為權力的爭奪戰，就像文革中“奪權”的口號與行動。

劉曉波的回憶錄清晰地表明了他，作為八十年代的青年知識人之一，作為出過國，交遊廣闊（有台灣的大歌星、澳洲使館的工作人員，等等），對於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有較為深入的理解，與滿腔熱情而學識有限的大學生們之間相當大的距離。同時，劉曉波對自己心理狀態的描述與剖析，也表現了他（以及不少知識人）對發動參與運動的大學生們的同情與敬佩。

劉曉波的思想主線是清晰的：即從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中出不了民主。民主需要長期的建設。實際上，《王丹回憶錄》等似乎透露了一些學生領袖在運動後期與劉曉波的看法趨向一致。不少學運的領導人們本身缺乏對民主的理解，因此他們領導的學運乃至社運說是“民主運動”，實質不過是“抗議活動”，即公開表達不滿的活動罷了。民主需要妥協。而學生領袖們缺乏妥協的意識與能力。民主需要建設，而建設需要時間；即便沒有六四大屠殺，1989年的學運、社運也產生不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

既然如此，劉曉波為什麼還會投身六四運動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六四”回憶錄》就是劉剖析自己投身六四運動的心路歷程。該書文筆流暢、思路清晰、態度真誠，為我們留下了作為六四運動親歷者的劉曉波的口述歷史。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四君子”中的其他三人：侯德健、周舵、高新，如果也留下各自的回憶錄文字的話，我們對於六四的歷史會有更為全面的了解。

歷史需要記憶，最怕失憶。從對歷史負責的角度說：每個人都應該寫回憶錄。記得當年讀胡適先生一直提倡大家寫自傳或回憶錄，似乎也是出於一種歷史意識。從對中華與世界文明負責的角度來說，關於33年前的六四屠殺、關於剛剛在中國發生的武肺疫情，關於中共如何近年來的倒行逆施，都希望有更多的親歷者寫下回憶錄，見證歷史，為未來審判中共政權留下記錄、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