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在西安倒下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有不少新材料和新观点，值得一读。看本书经常扼腕长叹，停下来想，假如没有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会大大不同。中共不会执政，很可能也没有今天的疫情。历史就如一串多米诺骨牌，第一块牌的倒下，触发了几十年后的世界性事件。
国军第5次围剿相当成功，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长征开始并没有确定的目标，更不是想北上抗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生存的地盘。开始的目标是南方，打过四川的主意。四渡赤水，并不是先计划好的英明的战略，而是因为反复地寻找，变来变去，不得已而为之。肖华的 “四渡赤水出奇兵，主席用兵真如神”是拍毛的马屁。北上的方针是在发现四川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后才提出来的。
当时陕北对中共并不是一个好的根据地，非常贫瘠，兵源少，发展极为困难。中共面临财政困难。即使蒋介石不进攻，长期围困就能将红军困死。红军打东北军和西北军如猛虎，但面对胡宗南的中央军进逼，节节败退，危在旦夕。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会被消灭。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
张学良在政治上极其幼稚，他不清楚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不清楚苏联的真实面目，以为红军只是地方割据势力之一。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九一八不抵抗，热河抗战保存实力。到了1936年，头脑一热，想用抗日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名声。他不想在剿共中损失实力，也想靠联共得到苏联军援。张性格冲动、蛮干、无知，容易被人裹挟利用。杨奎松说“要说杨虎城、张学良是为国家、民族而发动西安事变，这说法太牵强。…周恩来以苏联军援忽悠张学良割据西北当西北王，才是引爆西安事变的主因”。张志大才疏，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全军覆灭；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汽车每行１５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只去过一次前线，连手下部队的位置都搞不清楚。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将国军的围剿情报通知中共，为中共解决冬衣问题, 并资助中共60万元。积极准备和中共一起搞西北大联合，反蒋。作为国军的副总司令，已经是通敌叛变行为。
蒋介石的失误在于没有加强围剿，而让不坚决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说到底是对共产党认识不足，轻视了。也是因为蒋想一箭双雕，既剿共，又清除地方势力。蒋反共不坚决，一面剿一面派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找中共谈判，张学良得知也产生联共的想法。由于当时国际上只有苏联支持中国抗日，蒋希望通过中共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蒋以为中共和其他地方军阀一样，可以被他消化。他以统一中国，抗日为最终目标，没有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蒋最大的错误是优柔，蒋事前已知张有通共行为，还不警惕，至有之后的惨痛教训。另一点蒋介石虽然在暗中准备抗日，但没有做公开宣传工作，过分低调，为外界误解甚多，被共产党钻了宣传的空子。
中共按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几次180度大转弯，先是反蒋抗日，变成联蒋抗日。说明中共一点儿独立性都没有。西安事变后，中共不遵守和西北军和东北军共进退的诺言，出卖友军以自保。而杨虎城至死不悟，以为中共够朋友。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只是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蒋回到南京后，陈立夫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蒋听后低头不语。当时中共在陕北的红军主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有枪的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而中央军三十万兵临潼关渭南。斯诺说蒋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 国民党中委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员不愿和共产党合作。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蒋忍下个人屈辱，制止手下要求报复的请求，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除了他遵守承诺外，主要是他着眼统一中国、苏联的援助和抗日。蒋对中共的危害认识不足，没认识到中共是心腹之患。后来尽管中共不抗日还多次袭击国军，蒋对红军的每月11万美元的军饷一直没有停发过。
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口头保证说会停止剿共。他担心放虎归山后，蒋会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周恩来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有言出必行的虚荣心。对比毛泽东违背在重庆谈判签署的双十二协定和拥护蒋介石的承诺，中共只把承诺当作策略，从来不认真遵守，蒋为中国的旧道德儒家思想和仁义忠信观念所害。
西安事变结果中共是最大赢家，而张是最大的输家。中国是长远的受害者。八年剿匪之功，最后阶段毁于一旦。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在事变中为日本获悉，导致其加快侵略步伐，最终于1937年发动全面战争。蒋介石计划训练三十六个师，作为对日抗战需要，至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军队还不足三分之一，大部分订购之军事设备未运回，粮秣弹药只有几个月的存储。西安事变破坏了整个计划，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被延缓或停顿。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中国人只能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寇的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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