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秦晖《传统十论》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的《传统十论》结集了十篇文章，重点讨论儒、法、西（学）之争。儒家代表宗族小共同体本位，法家代表大共同体本位，而西学代表个人本位。秦晖说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以儒家为表，以法家为里。两千年的社会结构都是大共同体（国家、皇权）本位。有不少论点引人思考，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两千年（除魏晋部分时期外）的文化与制度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在社会组织上，则是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实际的法家传统一直存在，由汉到清的统治精神仍然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一直存在着法家制度文化与儒家典籍之间的明显紧张。在这种矛盾下，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这种状况的第一个后果是造成传统国人的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有权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术、势”，而要别人相信仁义道德。

现代化是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表征的个性化过程。近代自由主义的一个根本理念，是专制的本质在于对个人权利的剥夺或对个性自由的压迫，任何专制归根结底都是共同体对个人的专制。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反现代化机制，不仅抑制个性，而且抑制小共同体，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而且压抑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

五四时代人们对皇权专制的批判不亚于对宗族桎梏。然而这种批判只是把传统专制当做皇帝的家天下来反，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似乎只要不是一姓之国而是人民之国，就有理由侵犯乃至剥夺公民个人自由。似乎皇帝专制是恶，而人民专制却是善。换言之，五四式的民主理念固然是既针对父权专制也针对皇权专制，但五四式的自由理念却只针对家族的整体主义，不针对“民族”、“国家”、“人民”的整体主义。对家族可以讲自由，对民族却不能讲自由，不能为家族利益而嫁人，但却应当为“人民利益”而嫁人，反对代表家族利益的家长包办婚姻但却接受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上”包办婚姻，是当时并不罕见的现象。

历史上但凡小共同体（宗族，村社，采邑等）发达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矛盾极少能扩展成社会爆炸，在小共同体活跃的近代欧洲，农民与他们的领主发生的冲突如果在小共同体内不能调解，也只会出现要求国家权力出面调解的现象而不是推翻国家权力（王权）的现象。像英国的Wat Tyler之变、法国的Jacques之变这些“农民起义”实际上都不过是向国王进行武装请愿而已。

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更确切。其特征是：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

科举制是“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创新。虽然考试的内容有明显儒家色彩，其实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是法家传统的体现。科场的严密防范以人性恶为前提，八股程式与其说是道德考试不如说是智力测验。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不是天下贤良！）入吾彀中”，更说明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大一统国家通过“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原则把能人（而非贤人）垄断于掌握之中。儒家贵族政治被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和法术势占优势的结果。近年来以科举制类比现代文官制度之风甚盛，其实贵族政治传统欠缺下的科举制在大共同体本位下是伪现代性的。

正是由于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个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后来在文革中发动的“批儒崇法”、反孔扬秦（始皇）运动实际上是把这一倾向推到了极端。

“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以申韩之术待下，以老庄之道待上，以申韩之权求治，以庄周之滑处乱。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 民本派儒家的价值本质上是“从道不从君”，以道德抗衡强权，这与现代宪政民主以权利抗衡权力的本质确有不同。民本派儒家社会本质上是以小共同体自治抗衡大共同体本位，这与现代自由民主以个人本位抗衡共同体本位也确有区别。从道不从君虽然可以支持反抗昏君暴君，但以道德排斥权利可能导致道德专政。张扬小共同体固然会给社会带来某种多元性，但依然以身份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传统小共同体过分扩张，虽然可能瓦解君权，却未必能培植民权。

公民与王权的联盟既有可能使公民利用王权战胜领主而走向现代化，但也有可能使王权利用公民战胜领主，而出现传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如16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在那里王权的胜利和领主的没落并没有在采邑制的废墟上生成公民社会的基础结构，因而公民也就不可能在此后依托这种结构战胜王权。结果，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集权帝国虽然一度称雄于世，却演变为一个极端保守的老大帝国，并使西班牙长期成为欧洲病夫与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