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米爾頓·弗里德曼《選擇的自由》

米爾頓·弗里德曼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選擇的自由》 是他與夫人羅絲·弗里德曼的1980年著作。書中涉及市場和政府，30年代大蕭條，自由和平等，工會，中小學教育，社會福利，消費者保護和通貨膨脹等。揭露了國家干預經濟的種種弊端, 主張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國內外經濟政策, 讓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整個經濟生活。書中舉了大量實例，說明凡是政府主導的地方都不成功，而有自由選擇，市場主導的地方，都搞得好。一個日益強大的政府遲早將摧毀自由市場給我們帶來的繁榮，摧毀獨立宣言莊嚴宣布的人類自由。在當下美國經濟和社會被拜登政府和美聯儲搞得焦頭爛額之際，重讀經典很有必要。

本書對愛沙尼亞總理馬爾特·拉爾產生了極大影響，拉爾宣稱這本書是他在任職總理前唯一一本讀過的經濟學書籍。拉爾的改革被認為是促使愛沙尼亞成功從蘇聯式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至被譽為“波羅的海之虎”的主要原因。

自由是個整體，如果減少我們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會影響到其他方面的自由。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自由市場通過分散權力，可以防止政治權力的任何集中。把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同一個人手裡，肯定會給人民帶來暴政。

一個社會的價值準則、它的文化、它的社會習俗，所有這些都是通過自願的交換和自發的合作發展起來的，其複雜的結構是在接受新東西和拋棄舊東西、反覆試驗和摸索的過程中不斷演變的。

在斯密和傑斐遜看來，政府應該是仲裁者，防止人們互相強迫，而不應是當事人。左翼知識分子認為政府應充當家長，有責任迫使一些人幫助另一些人。

通貨發得過多的政府就試圖操縱匯率。當它失敗的時候，就把國內通貨膨脹歸咎於匯率的下跌，而不承認正好相反的因果關係。從1973年到1979年初，由於美國的中央銀行進行的大規模的干預試圖影響美元的價格，人民因此損失了將近二十億美元。

30年代大蕭條是美聯儲和羅斯福新政聯手造成的。在整個三十年代中，美聯儲聽任貨幣數量慢慢減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這段時間裡，貨幣數量大約減少了三分之一。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曾反覆敦促美聯儲在市場上大規模購進債券，由於美聯儲的內部鬥爭，這個本應採取的關鍵性行動，沒被採納。導致通貨緊縮，一次普通的經濟衰退變成了持續的大蕭條。

政府官僚或由政府資助的學者、許多記者和新聞從業人員，工會頭頭們，都是平等學說最熱烈的鼓吹者。然而，他們使我們想起一個古老的諺語：“他們到新世界來行好，結果自己過得挺好。”新階級的成員總的來說屬於社會上掙錢最多的人，而且，對於其中許多人來說，宣揚平等，設法通過並實施這方面的法律，是得到這種高收入的有效手段。把自己的福利等同於社會福利。

政府開支的數額是衡量政府作用的尺度。自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到1929年，各級政府的開支（包括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開支）除遇重大戰事，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的12％。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開支。聯邦的開支通常只占國民收入的３％或更少。然而，自1933年起，政府開支從未低於國民收入的20％，而目前已超過40％，其中三分之二是聯邦政府的開支。自1946年以來，光是非國防開支就從未低於國民收入的16％，目前大約占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僅聯邦政府開支一項就已超過國民總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光是非國防開支就已超過五分之一。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聯邦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擴大了大約十倍。

英國1965至1973年。這八年期間，醫院的工作人員總數增加了28％，行政和協助辦事人員增加了51％，但按每日床位的平均使用率來計算的產量卻下降了11％。

專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徒們都信奉中央集權，信奉靠命令進行統治，而不靠自願合作。他們的分歧在於由誰來統治：是由血統決定的傑出人物來統治，還是由擇優而取的專家來統治。

惡法導致人們違法。當人們開始違反某類法律時，不守法的情況就會不可避免地波及所有的法律，甚至影響到那些公認為是合乎道德的和正當的法律，如反對暴力、盜竊和破壞行為的法律。說來也許難以置信，近幾十年中，英國有增無減的犯罪活動，很可能正是平等運動的後果。

凡是容許自由市場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機會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達到過去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許自由市場發揮作用的社會裡，貧與富之間的鴻溝不斷加寬，等級加大。這種情況發生在封建社會，如中世紀的歐洲以及現代南美洲的許多國家。也發生在實行中央計劃的社會，如俄國、中國和獨立後的印度。

一個社會把平等——即所謂結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強力來達到平等將毀掉自由，而這種本來用於良好目的的強力，最終將落到那些謀取自身利益的人們的手中。另一方面，一個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國家，將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一個自由的社會將促使人們更好地發揮他們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標。它阻止某些人專橫地壓制他人。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權地位制度化。自由意味着多樣化，也意味着流動性。

劣等貨全都是政府的工業或政府管制的工業生產的，比如郵政、中小學教育、鐵路。優質產品則全為私人企業生產的，比如家用電器、電視機、計算機，超級市場。然而，很多公眾都已被說服相信私人企業總是生產劣等貨，我們需要有政府監督商業機構，不讓它們把包裝漂亮但是不安全的商品，以過高的價格來欺騙顧客。

俄亥俄州戴頓航空貨運公司有一張州際商務委員會簽發的執照，特許它從戴頓運貨至底特律。為在回程運貨，這家公司不得不從州際商務委員會執照的持有者手裡，包括一個連一部貨車也沒有的持有者手裡購買運貨權。為取得這種特權，它每年得付出十萬美元。假如根本沒有建立州際商務委員會而是讓市場力量起作用，那麼，美國今天就會有一個令人滿意得多的運輸系統。

政府管制對新藥品的創新率產生了極大影響：1962年以來，每年推廣的藥品數目下降了50％以上。對一種新藥品說來，得到批准要花更多的時間，而且，發明一種新藥品的費用增加了許多倍。以前發明一種新藥品的費用約為五十萬美元，從試製到投入市場約需二十五個月。但1978年一種新藥進入市場，得花費五千四百萬美元，需要大約八年的努力。長久以來在新藥品發明方面居於首位的美國，現在迅速地落到了後面。而且，我們甚至不能從國外發明中得到充分的好處，因為FDA往往不承認國外有關機構對藥品性能的鑑定。某些很有療效的藥品在美國買不到。在1962年修正案通過後的十年裡，治療高血壓的藥品在美國沒有一種得到批准，而英國卻批准了好幾種。在全部心血管領域，從1967年到1972年的五年期間，僅一種藥品得到了批准。

FDA非常偏重於避免危險，以致使我們常常能夠得到較為安全的藥品，但卻得不到有效的藥品。1962 年以前，市場使無效藥品的賣主受到的懲罰似乎已經足夠了，不需要管制機構再來插手。FDA的官員寧可拒絕批准一種能夠拯救許多生命或減輕嚴重病痛苦藥物，也不願犯錯誤批准一種新藥品，它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導致死亡或受到嚴重損害。對於前者無需擔責，對於後者，要承擔公眾的批評。

與強加的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相比，市場競爭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亞當·斯密說，競爭保護消費者不是因為商人比官僚們心腸軟，不是因為商人有更多的利他主義思想，或更慷慨大方，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有才能，而只是因為為消費者服務正是為他們自己的私利服務。政府管制並不能阻止事故的發生。區別在於犯嚴重錯誤的私人企業可能垮台，而犯嚴重錯誤的政府機構則很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預算。

最低工資法令要求雇主們歧視技術低的人。青年失業率的增加主要是最低工資法令造成的。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資率法令是最歧視黑人的一項法令。黑人青年在公立學校里所受的教育很差，以致他們未能掌握必要的技能從事工資較高的工作。隨後政府再一次懲罰了他們，阻止他們為了得到在職訓練而為低工資幹活。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幫助窮人的名義下進行的。

1975年1月，環境保護局一名打字員上班一貫遲到，以致他的上司要求將他解僱。這件事辦了十九個月。如果把記錄有關步驟的紙張連在一起，足有二十一英尺長。過程要滿足所有規章制度方面的要求，滿足所有勞資協議上的要求。捲入這一過程中的有這個雇員的頂頭上司、該部門的主管，局長和副局長、人事處長、兩名雇員關係專家、專門的調研辦公室以及該辦公室主任。這一大串官員為此而做的工作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支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