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索威尔《种族与文化》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

已经脱离所属群体的文化的人士以及缺少所属群体社会经历的人士反而对其族群有着尤为强烈的“认同”，他们甚至可能会以高调、夸张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认同感。事实上，一个在全世界都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人们在失去了某种文化之后，往往又会成为这一文化最为坚定的倡导者。一直以来，在欧美接受教育，思想和价值观彻底西化的非洲人一直是泛非主义的极端信奉者。最早提出“黑人性”(Negritude)概念的是生活在巴黎的加勒比移民群体，而最早提出“巴基斯坦”一词的则是一群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剑桥大学穆斯林学子。对秘鲁的古印加文化最尊崇的并不是土著印第安人，而是文化互渗之下的印欧混血——梅斯蒂索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斯里兰卡，一个曾经就读牛津大学、不懂本族语言的西化僧伽罗基督徒推动了佛教极端主义和僧伽罗沙文主义的滋生。在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度，被同化程度最高的族群成员不仅是文化复兴的领导者，也是历史仇怨的煽动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的第一代及第二代日本移民曾经饱受歧视，随后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几乎并未对此怨恨不已。而对于这些自己并未经历过的事件，第三代日裔却感同身受——对于老一辈的经历，他们常常会发出这样或那样的感叹：“他们为什么不肯说二战时在加拿大被人喊‘肮脏的日本佬’是什么感受？”这种现象在中国人中也有。所谓的离岸爱国者，爱国热情和与祖国的距离成正比。

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一文化的落后。而正由于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地位，才能经过几代人的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在20世纪末跻身于一流工业国家之列。如果日本人在最初否认自己的国家处于落后的地位，他们在后来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也就无从谈起。

不能简单地把群体行为模式的现象或证据称之为“刻板印象”。如果同一群体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相同的结果，则只能说明它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接受过正规教育者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幻觉，那就是自己理应得到回报，无须从事体力劳动。对于正规教育历史较短的民族而言，这种态度更为明显。例如在印度，一个人哪怕只是接受过最为基础的教育，也会不再情愿从事体力劳动。20世纪60年代，印度有超过百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失业者”。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情况。一味盲目地将更多人推入学校接受教育未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甚至还可能会影响政治稳定。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满足所有权利意识的诉求，造成精英过剩。那么这个社会则有可能陷入无法治理的境地。在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的法裔群体当中，软性学科知识分子（尤其是教授和学校教师）在煽动内乱和分裂主义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巴尔干现象指以外力干预制造民族、宗教和文化冲突导致社会和国家认同碎片化。造成如同巴尔干地区的分裂。如果一国政府为族群的认同提供资金支持（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此举常常被冠以“多元文化主义”之名），则无异于人为地制造巴尔干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