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实行计划生育？

最近又有人在海外讨论“计划生育”的问题，而且把矛头指向我的一篇《为邓小平计划生育辩》的旧文，乃至智者胡平先生还强调：“讲到计划生育……，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计划生育，乃是指的个人或家庭，是说由家庭自己决定怎样有计划地生育，不是由国家、由政府来决定。”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334028

我想，“生育”的确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它不同于“思维”和“言论”的权利；因为每一个新生人都先是物质和教育的消费者，中年将是生产者兼消费者，最后还将成为不能劳动的生老病死者，成为社会大众的负担，所以政府必须考虑无序生育的社会后果。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在五十年代就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可惜它那时威信崇高，却没有这份远见。

人类之初人口稀缺，生产力低下，婴儿成活率更低，人类当然希望“人丁希望”；但是到了今天，生产力和人口数量已经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人口最大国”中国印度的发展已经导致资源的过渡消耗和环境的极度污染，而其人均消费力、创造力和被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等发展国家，甚至低于某些非洲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实行对生育的管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们也不应该讳言，它会产生一些后果，譬如已经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或“四千万男子”失婚的可能。但是，如果政府不发挥其功能，而等待“家庭自己决定怎样有计划地生育”，人类的后果更加可怕。事实上，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的人口情况已经令人非常悲哀。如果中国未来发生大量男子失婚的现象，也决不是邓小平惩罚他们，而是当初人类的愚昧最终要惩罚后世的人类。

有许多人类行为是需要规范的，既然是“规范”或“计划”，就必须有一定的“强制性”。譬如，你若在荒野驾车，快慢当然任你自由；但是你在公路上行驶，你就必须遵守“时速限制”。这种强制是保证大众安全和自由的必要。最近《美国之音》在为易富贤等人张目，而美国右翼政客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实质是“反堕胎”的宗教意识的延续。当然，中国可以把事情办得更人性化，但是决不能取消“计划生育”。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朱学渊十年旧文：中国人口究竟是多少？为邓小平计划生育辩

最近，国内男女性别失调的现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因此不断传出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消息，如说上海准备实行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配偶生两胎。而这种新动向中，又出了一个笔名叫“水寒”，真名易富贤的人士，他在海外网站发表了许多文章，说中国人口已经严重老年化，说马寅初的“人口论”误了国，说如果再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就要无以为继了，云云。

易富贤先生对人口问题的确很有研究，而且观很鲜明，他反对反对宋健提出的中国人口不宜超过七亿的估算，以为十六亿决不是中国能够承受的人口上限。他还指着一个年龄段的人说，如果早实行了计划生育，就没有你们了；好像计划生育枪毙了许多未进过摇篮的人，没有让他们到人间来过一趟路。

后来，《新华网》、《光明观察》等重要网站，又陆续刊登他的若干后续文章，其中一篇开门见山提出两个问题：“中国能活多少人？”“中国真的只能承受十六亿人口吗？”，并自问自答地得到了“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的答案。从官方大网发表对“既定国策”的质疑文字来看，这些奇谈怪论已经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

易先生是从缺电问题说起头的，他认为如果电力建设能未雨惆缪，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由此及彼，如果今天不放开妇女的肚皮生娃娃，中国的人脉就要断线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荒谬。“电”只是商品，“人”却要吃饭穿衣，既能生产物质，又能生产自身的“主人公”。天下有“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的绝妙道理。而当今中国究竟是缺人种田呢？还是人多得难过年呢？而芸芸众生，是否能象电力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

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人口太多，负担很重，这都是我们应当切实体谅的真话。然而，按“十六亿不是上限”的说法，今天中国人口总数只有十三亿，还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的人口究竟是七亿好，十六亿好，还是二十亿好？实际是与各人关于“生活的质量”的标准有关；而究竟是吃干饭好，吃稀饭好，还是喝大锅清水汤好？宋健、易富贤、毛泽东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人口问题还是应该归结为：“活着有没有事情做？”事实上，中国人口之累已经无以复加，三十多岁就难找工作，四十多岁就要让位，五十多岁就要退休……这难道是“流传很广的谎言”吗？而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浓烟搞脏了大气，屎尿污染了河流。我想，今天中国的人口就已经大大地过了限度。

今天中国的人口究竟是多少？政府说是十三亿，这个数字可不可靠？记得小的时候“六亿神州尽舜尧”，上海南京路、淮海路上空空荡荡。如果果真今天只有十三亿人口，也不过是两倍的尧舜；何至于处处象百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满坑满谷无算的舜尧。

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进行的，结果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一九六四年进行第二次普查，总数是七亿二千三百零七万。两次相隔十一年，但差别不大，然而却都是可靠的。一九五九年刚刚批判了马寅初，有毛泽东“人多热气大”的大话撑腰，只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妇女又不来月经，想要多说，也没得说。而一九八二年进行的第三次普查结果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就大有问题了，这是因为共产党意识到人多不是好事情，因此要往少里说。

说来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人口也失控爆炸了。一九七〇年，我在四川省荣昌县直升公社一大队劳改，亲眼见到一个叫张和高的农民，有六个孩子，他那骨瘦如柴的老婆声称还要继续生，为的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口粮。人民公社实行“一人一份口粮”，制度性地鼓励了一场恶性生育竞争，结果是在“大锅清水汤”里灌水。对这场竞争的恶果，我有两个估算。

一九六五年，我大学毕业到四川省荣昌县教书，那时全县人口四十万，这当然是一九六四年普查的数字。一九八六年，我从美国回去，县委书记请我吃饭，说全县人口八十万，想必这是一九八二年普查的结果。因此，十八年的时间，这个县的人口年翻了一番；如果以该县人口为抽样，并虑及四川妇女生育能力较强，城市人口增殖稍慢等因素，可推算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也接近翻番，就应在十三亿左右，第三次普查报告至少少说了两、三个亿。

一九七〇年左右，一位在成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四川省商业厅布票发放量超过一亿人份；对照第二次普查四川人口六千八百万，是年四川人口增加三千二百万，即47%。按同比推算，再一个六、七年后，即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一九七七年，四川人口就应该达到一亿四千七百万左右，而全国人口就相应是十四亿多了。

我不敢说哪一种估算正确，但至少可以说，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中国人口达到了十四亿。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决定城乡一律实行“一胎化”，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作出的决定。我想，毛泽东死前提出搞计划生育，也一定是被一个洪水猛兽般的数字吓着了，否则他是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

人们都记得人民公社饿死过几千万人，却很少注意到它后来多造出了几亿人。今天已经无法想像当初人们要以多生一个人，去多分一勺汤的绝望。而在因循无能的共产党里，没有邓小平出来关人民公社的大门，“一人一勺汤”的政策可能现在还在继续。同样，没有邓小平的拍板，“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出台。所以，历史对邓小平这个人是一定要“一分为二”的。

那次四川之行，使我对人口问题大为震惊。在回北京的路上，在火车上又听到一个山西农民说，政策变了，化几百元钱就可以生二胎。有一天，经过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见外面有一块“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牌子，我就进去向一个女士反映了我的想法，她又安排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和我见了面，那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单位。

王伟是“团派” 人物，六十年代初《中国青年》上有一张毛泽东接见非洲青年的著名照片，王先生也在其中，看上去英俊而有朝气；但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人，他完全没有听我的意见的愿望，而是不断地问我，是否看到北京的进步了？是否发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再就是问海外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看法。他还向我解释，为何要予一些“特殊情况”以照顾；从口气里我还听出，他很重视联合国的援助。我非常失望，以为主管国策的大员，竟是如此的懦吏。

就是这次全国范围的松动，大堤溃决了。事实上，以当时中共干部队伍尚未腐败，如果再坚持五到十年，“一胎化”在农村就会见到成效。但美国国会右派的反对，竟动摇了他们的决心。说到底，这次松动是中共向“纸老虎”的妥协；而若干年后再想重整旗鼓，却不能是“一胎化”，而只是“少胎化”了，出尔反尔当然无所作为。

又是二十年过去，这期间中央政府实行了刻薄的地方财政政策，地方政权和义务教育等基本开支，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虽然城市和有些大省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省分（如广东）计生工作名存实亡，超生罚款成了基层政权的收入。尽管如此，如果当初没有“一胎化”的努力，今天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而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上再有动摇，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或罪行。

读到海壁先生批驳水寒先生的文章，觉得很有意义，作了一些删节，附于文后供参考。

二〇〇五年三月三十日

附：《海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删节）

水寒先生在多个网站发表连篇累椟的文章，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造成问题，而且还认为灾祸的起因是已故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提出要在中国大陆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危言耸听：即使目前立即实行奖励生育的新政策，也已经过迟。

一、中国的年轻人是否已经少到失衡的地步

水寒最主要的结论是：中国人口的比例极不协调，老人过多，儿童过少。为此，我们建议水寒选择一处远离大城市的农村进行考查。只须考察一项内容：每个家庭中有几个子女，或者该村的育龄期之后（四十五岁以上）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多少。

水寒将惊讶地发现，除了新婚（结婚在三年之内）或守寡等情况外，一般人家都至少有两名以上的子女。而且只有两名子女的人家通常只限于这两名子女都是男孩。有一名（或多名）女孩的人家一般都至少有三名或以上的子女。通过对育龄期之后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的调查，他将发现该村（居民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肯定在2以上，甚至可能达到3。当然如果水寒的调查局限于大城市，他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夫妇都只有一个子女。但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0%以下，对全国范围内的生育率影响不大。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福利实施情况的差别很大。大城市中，养老保险或退休待遇相当普及，即使没有退休金的孤寡老人，也能得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救济（在北京大约每月三百元）。而农村老人的生活完全靠子女照料。在医疗费用高涨的今天，大城市内一天的住院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一千元左右）。要农民只生一个子女，和强迫他们在六十岁之前自杀差不多。其次，执行的手段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城市中，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超生家庭的惩罚是开除公职，这在实际上就断了超生家庭的生路。所以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得相当有效。而在农村，农民没有公职可以开除，所能采取的措施不外是罚款，计划生育政策只是有效地减少了四胎、五胎。

因此，水寒所提出的年轻人不足，无法负担老人赡养费用的问题，只会在大城市发生。但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大量民工解决了这一问题。水寒从统计数字算出中国人口的老化问题，可是生活在中国的人却感受不到。这说明“数字”或“感觉”中必有一项发生差错。按现行法令，只有国家规定的机关才有权进行人口普查，普查所得的资料都是国家机密。我不想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而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就绝无可能引用这些原始资料来说明问题。

我想要指出的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对各级官员的考核都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无论你各项政务搞得多么好，如果计划生育考核不合格，就不可能升迁，反而要免职。这项政策刚一出台时，引起了一阵恐慌，超生就拆房子，强制搞流产、结扎、绝育，不人道的行为多半是在那时发生的。但这些行动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也无法推行下去。政府既不能给农村的老人最起码的社会福利，就不可能阻止人家生孩子。几年以后，计划生育的罚款就蜕变成一种减少四胎以上生殖率的有效手段。用不实的数字来欺骗上级，就成为各级官吏保住官职的不二法门。

二、中国能否不搞计划生育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不搞计划生育呢？水寒先生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人均可耕地面积与中国相当，不但不搞“独生子女政策”，反而要奖励生育。因此中国也应当采用日本的政策，而且从现在开始就奖励生育。

日本人均可耕地面积与中国相仿，但谷物自给率只有27％。如果中国十三、四亿人口所消费的谷物也要从国外进口73％（约四亿吨），哪个国家有能力供应？日本平均人均年消耗化石燃料折合两吨当量石油。中国如果处于日本的工业化水平，年消耗的化石燃料将达廿六亿吨当量石油。中国目前的石油产量只有一亿四千万吨，而且资源匮乏，根据对地质资源最乐观的估计，廿年后石油年产量也达不到两亿吨，石油缺口每年在廿亿吨以上。这个缺额相当于现在全球石油年消费量的一半，比全球原油贸易量还要高。

日本生产的汽车占有了美国三分之一的市场。如果中国人均工业品出口值达到日本水平，那只有不准其他国家生产，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大陆少数几个沿海省份学台湾的样，采用“两头在外”（原料进口，产品出口）方针是有可能的，但整个中国不可能都走这条路。而因为日本奖励生育，中国就也要奖励生育，更是不可能的。

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平原农业地区，人口密度早已超过了每平方公里一千五百人，这个密度比欧美城市郊区还要高。中国社会科学家对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早已有系统的研究。水寒不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是科学的态度吗？

三、中国的人口什么时候能走向稳定

发达国家人口都趋向稳定，甚至稳中有降，有些国家人口增长，则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造成的。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地保证说中国的人口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将停止增长，我却很难相信这一点。人口能否趋于稳定，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有老有所养的社会福利。台湾的老人津贴虽然并不高，只有三千元新台币，约折合七百五十元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四、五百元。但这就足以降低人民生育愿望，以至台湾当局不得不改取鼓励生育政策。因此，只有让全中国农民老有所养，才可能放弃计划生育的政策。

(4/8/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