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2）

第一章 破四舊：幾多文物付之一炬（2）

焚書燒畫遠甚於日寇

二十世紀初，商務印書館費時十餘年在全國搜購，曾徵得四十六萬冊珍貴書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閘北，日機炸毀商務印書館，並縱火焚燒其東方圖書館，該館珍藏的那四十六萬冊書籍毀於一旦。該館董事長、名學者張元濟痛心疾首，說：“工廠及其設備都可重建，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敵人炮火，無從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幾十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避免了這場浩劫！”

被日寇焚毀的是無法挽回的損失。可是張元濟哪裡會知道，倘若那幾十萬冊書當年不曾被他搜購起來中，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能避過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場浩劫的恐怕不會很多！“破四舊”遠甚於日本人製造的那場浩劫百倍！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後，他回憶道：“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裡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着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着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後，被趕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學者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八十四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着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

前國務院交通部長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歡藏書，曾對周恩來說：“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買書藏書。我死後，這些書就歸國家。”到六六年時，他的藏書已逾萬冊。附近一個中學徵用他的家作紅衛兵總部，他的書便成了紅衛兵頭頭夜裡烤火取暖的燃料。後來，除少數善本書被北京圖書館收去之外，他的藏書全被送到造紙廠打成了紙漿。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他化了幾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乾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認那些山水花鳥的“反動內容”。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普陀區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燒被止住前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江青點名咒罵名畫家齊白石後，北京紅衛兵砸了齊白石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着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題的匾上的字跡。上海畫院畫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個不剩。朱屺瞻進“牛棚”時已七十五歲，能活下來已屬萬幸。其他上海畫院畫家，如白蕉、錢瘦鐵、陳小翠、吳湖帆則不如他幸運，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紅衛兵焚書，無遠弗屆。當年諸葛亮病死葬身的陝西勉縣，“珍藏於人民群眾中數以萬計的古字、古畫和玉石珍品，大部丟失或毀壞。”四川蒲山縣鶴山鎮僅五千人，抄家銷毀的古書也多達兩千多本，古畫二百餘張。廣西防城縣，“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書籍、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被燒毀。”

邊疆也不例外。遠在天邊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和老撾為鄰，離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後：“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量焚燒。”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份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改名字比賽席捲全國

商店字號不是“封”，就是“資”：“王府井”百貨大樓，“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瑞蚨祥”綢布，店名都屬“封”。還有前門外小飯館“都一處”，那門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顧後，題制遣人送去的，當然也是“四舊”。卸下門匾，送進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鏡店是“資”，上海遷京的“波緯服裝店”也是“資”。紅衛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澤東以外的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在那裡裁製過西服，僅周恩來一人就做過七套。他們砸爛商店的招牌，將店名改成“紅都”，抄了服裝大師余元芳的家，將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有幸給毛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毛聽到她的名字後說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變成了“宋要武”。一時間，改名字比賽立即席捲全國。上海某工廠有個人，早先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反動透頂。全廠日批夜斗他，並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名“念修”，“想念修正主義！”全校大會批鬥後，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東”。本意是“敬仰毛澤東”，但其實念起來是“養東”，“養活毛澤東”。幸虧無人追究，否則死路一條。

街道名字中的四舊更是多得數不清。“仁、義、禮、智、信”是國民黨的信條，所以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

中性的、不屬封資修卻不夠革命的，也在剷除之列。北京蘇州着着小學的“革命師生”張貼《緊急通知》：“我們學校過去的校名蘇州着着小學沒有革命的含義，我們堅決要求……改名為‘長征小學’……”四川宣漢縣第一中學被改成了“天兵戰校”。校長龐偉烈被天兵們打成重傷後，自戕而死。

朱元璋時代避諱不得說“豬”，這“避諱”本是不折不扣的“四舊”。如今江青卻拾起“避諱”，把它變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類”的鋼琴家殷承宗改名為殷誠忠，從“繼承祖宗”改成“對黨忠誠”。京劇演員錢浩粱，姓氏上粘了銅臭的“錢”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沒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有個土匪，因臉上有撮毛，人皆稱他“一撮毛”。江青從那個“毛”字聯想到夫家毛澤東，一聲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倫不類的“野狼嚎”。

抄收少數民族服飾

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漢人的特權。少數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動、是否需革命，以漢人的文化為唯一的判定標準。所以少數民族的文化整個成了革命對象。譬如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金銀首飾、銀幣也被列為‘四舊’沒收。凡是花紋、圖案、繪畫沒有革命內容的器皿、刺繡、服飾、家具等等，都算為‘四舊’，一概搗毀。”“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民族服裝，交出首飾和服裝上的銀飾佩物，僅哈播一個鄉就收交了首飾、銀元八十多斤。”

革命從頭革到腳

馬、恩、列、斯、毛，鬍鬚一個比一個少。所以蓄鬍子的人也遭了殃。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黨外人士黃治中的一尺餘長的銀須已蓄留了幾十年，現在突然發現那是“四舊”，祗得忍痛割愛。

女人的長辮也是革命對象。寧夏固原縣設了一個剪辮子站，趕集路過的姑娘凡留有長辮的一律強行剪掉。

一些頭髮留得稍長的海外華人、港澳同胞歸國訪問，一到廣州就挨了一剪子。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接見他們時說：“不要見怪，你們看到我們這樣好的後代應當高興”。曾三次蟬聯世界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說了一句“紅衛兵剪人家頭髮，怎麼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擊偉大領袖，被掛上“現行反革命”的牌子鬥爭。

香水、尖頭皮鞋、窄腿褲均屬“資本主義的東西”，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制裁。人民日報聲援紅衛兵，引用紅衛兵的話說：“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皮鞋嗎？”尖頭皮鞋並不多見，於是凡頭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聲匿跡。一般人也沒有。曾經出國演出的女演員、歌手、鋼琴家演出時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進了垃圾堆。駐外使領館的青年革命意氣風發，幹得一點不比國內差：“他們不准穿西裝、旗袍，不准坐進口小汽車，不准掛宮燈……”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在回憶錄里記載了在天津見到的“破四舊”的場面：“我們遇到了紅衛兵設的路卡，正在檢查過往行人的着裝。……只見那些紅衛兵的手裡拿着剪子、榔頭等工具，對那些着裝打扮不‘革命’的人，採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動：有的長辮子被剪沒了，有的‘怪發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鋸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儘管這些人在和紅衛兵講理、央求，反抗，可是在‘這是革命行動’一詞的壓力下，無一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