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2）

第一章 破四旧：几多文物付之一炬（2）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馀年在全国搜购，曾徵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馀，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馀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馀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着着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着着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把它变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

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馀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祗得忍痛割爱。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

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