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6）

第一章 破四旧：几多文物付之一炬（6）

周恩来保护了一批文物

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一大国宝。当中学红卫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学学生急电周恩来要求保护。周紧急指示杭州驻军与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合作，围住灵隐寺，使之安然渡过“破四旧”狂潮。不过，周恩来派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的部队晚了一步。队伍开到时，从宁波去的中学生已经用炸药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蒋母墓地被炸平不说，早年蒋介石常去游玩的古刹也被平毁，庙里的和尚则都被勒令还俗去种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四库全书”，其中一库即杭州文澜阁。抗战期间，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库书曾先后抢运至浙南、贵阳、重庆，胜利后才运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晒并重点整修。“破四旧”风一起，杭州大学教授宋云彬、王驾吾等与校长陈建功联名电请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周即刻命令封闭文澜阁，全部库书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后开封时，库内霉气扑鼻，许多藏书结成了饼块。全杭州的装裱工人加以抢救，协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复旧观。

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文物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那位县长因而活活气死。

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红卫兵“破四旧”时，普通中国人不敢公开反对，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端视当事人聪明与否。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个皇帝赐给的全部经文用金水写成的经书，五百年来为寺内的传世之宝。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闪金光”的时代，如被抄出，绝无可能幸免。因当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书安然度过劫波。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也属中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三十年后，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江西铜鼓县，有一铜鼓石，“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宛如剑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题词多幅，该县亦以此命名。红卫兵开到前，有心人将晋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细用水泥涂盖，文革后铲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甘肃治郡已两千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毛主席语录”，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毛泽东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

陕西扶风县已有一千七百馀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着印度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后，将佛骨连同上千件各种稀世珍宝深埋塔下地宫石室。明万历年间修塔时曾开启地宫，善男信女恭览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笃信佛教的国民党退休将军朱子桥集资修缮法门寺宝塔时曾发现地宫的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后将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手中，便对人谎称内里青蛇盘绕，不可闯入。他将甬道封土复原，此后地宫宝藏果然无恙。六六年九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后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美蒋特务”的“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才罢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一千一百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份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于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着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孤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书房，副总理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抄家风一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这样，阿英的藏书未被毁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其实，只要还留存在人间，总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康生着罗国宝，祗是在他那个大得“足可以办一所大学”的公馆【康生语】里把玩，毕竟没毁掉它们。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宝物现在又都回到了国家博物馆。而被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贵文物，则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到人世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