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12)

第三章 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1)

（一）军队奉命支持“左派”镇压“右派”

一九六七年初，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倒台已成定局，举国遍地都是“打倒刘、邓、陶！”一类的大字标语。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参与上海夺权的造反团体的贺电。全国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继垮台，省委第一书记几乎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揪上斗争台。

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到安徽省军区的报告，请示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是否应该派部队警卫会场。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当天发出了一份《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决定说明，“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并指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二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了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林彪将毛的“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转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叶又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

但问题出来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起来造反、力主打倒当权的“走资派”并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是毛泽东定义的左派。他原本设想的是：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夺权。但新的领导班子由原领导人中与刘、邓、陶无瓜葛的干部及军队将领掌握，加几个左派组织的代表在新政权里作点缀。可是此时已不同于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热衷于斗争“走资派”，没有哪个组织还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每个组织都要打倒“走资派”，都高喊“打倒刘、邓、陶”；每个组织都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有资格参与夺权。可谓咸与“革命”，区别仅在先后。

而这些组织又彼此对立、彼此反对，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语无法严格定义，更使“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难以操作。

军队既获得让他们“支持左派”的指令，中央又不告诉他们谁是“左派”，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去“支左”。那些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基层干部多的群众组织背后多半有“党的领导”，天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加上由于党领导一切，省委第一书记往往兼任大军区或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往往兼任军分区政委，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颇为惺惺相惜。对于地方干部被指为“走资派”而残酷批斗，军队干部难以接受。虽然中央说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就是“左派”，可是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核心一般是大学生，党团员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纯”、“行为过激”，怎么看都不像左派。要军队支持他们，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在造反派看来，省委第一书记倒了军区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书记倒了军分区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为什么司令员就不能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地方上有“爪牙、同党”，作为军队的政委，他们在军队里自然也应当有“爪牙、同党”。既然领导一切的党的机关都可以造反，军区就没有不可冲击的道理。更何况当时毛泽东正在支持斗争军队内的反党分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相继被打倒、斗争。十九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和一批军队将领在北京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二十六日，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被斗争。因此，造反派组织无惧与军队对立，无惧冲击军区司令部。

这样一来，左派又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右派了。

这个矛盾无解。要么夺省委权和冲击军区都是革命行动，要么都是反革命行动。说夺省委权的是左派，冲军区的是右派，行不通。至于毛泽东说的右派冲军区要追究，左派冲军区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

更严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

大刀长矛时代，老百姓还可能用刀剑和军队搏杀，而今有机枪、坦克、飞机、大炮，根本不会有人以卵击石，对军队“动武”。对军队“动武”的可能性不存在。可是，“军队应当坚决还击”这一条却给了军队巨大的空间。当军队要为镇压制造理由时，只要说“对方动武，我们还击”就够了。而这是军队领导人的尚方宝剑，足以使下级军官、战士接受，把枪口对准群众组织成员，对准老百姓。

制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

（二）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的夺权

一月十二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上海造反团体的贺电的第二天，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

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而是第二书记王昭。

正如李葆华在安徽饿死二三百万人后于一九六二年初被刘、邓派到安徽取代曾希圣，王昭也是在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语），造成大饥荒，人口近百分之十非正常死亡后调去的。安徽有人称李葆华“李青天”，青海也有些老百姓称王昭是“王青天”。但王昭原来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亲自谈了话，罗瑞卿保驾的。”既然文革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发韧，“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自然认为王昭是“彭、罗安插在青海的死党分子”，应予打倒。

青海省军区内部对王昭是否“走资派”、是否应予打倒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王昭应该打倒。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的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而赵永夫心里对“八•一八”恨之入骨，在党委会上却不情愿地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

青海省军区内，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当时，毛泽东对是否许可军事首脑机关成立群众组织和夺权还没有明确的指示，有关政策相当含糊。（直到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才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说“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夺权和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赵永夫的支持者便利用此政策含糊的空间，效仿地方群众组织，在省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八•一八”三个小时后，起来造反，成立“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他们宣布省军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夺了刘贤权的权。刘贤权被软禁在家，电话被切断，住处放双岗，警卫员、秘书不得与他接触。他们拥戴赵永夫，赵则以“顾问”名义成为指挥部乃至军区的实际领导人。

一月二十五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获总后勤部青（海、西）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当然不卖赵永夫的账。他们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提出“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严重分裂。王昭早于一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书记王昭。“夺权”受中共中央支持，无法抗拒，与其被“夺”，不如交权。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因此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夺权，毋宁说是省委、省人委和平转交政权给“八•一八”。

其实，全国各地夺了权的“左派”都没有掌权。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在替中央文革、替毛泽东“夺权”。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国家是共产党的，掌权的必须是共产党的官员，这是极其自然的事。造反派的历史使命只是帮助毛泽东打垮刘、邓那条线的人物，现在毛泽东已用不着他们了。毛泽东安排了军队“支持左派”，实权落到了“支左”的军队手里。

青海也一样，由于杨植霖、刘贤权、张江霖皆较软弱，强悍的赵永夫控制了军队，也就控制了青海全省。二月四日，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一份电报，说“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将电报发给中央，被赵永夫拒绝。刘的夫人安绍杰将电文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兰州，由兰州军区发给中央军委。但未获回应。

因此，“八•一八”名义上夺了权，其实只是得了几枚公章，并无任何实际权力。他们惟一夺到手的，只是一个《青海日报》社。

（三）赵永夫军管《青海日报》不成

青海对决之势十分严峻：赵永夫及其在省军区内的追随者对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副司令张江霖；“红卫兵总部”、“捍卫队”、“贫下中农红卫军”对“八•一八革命造反派”。

这时，由于对方攻击其组织“不纯”，“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纯洁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整风”，将几个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门严肃处理。结果给正在伺机行动的赵永夫和张晓川一个出手打击“八•一八”的机会。

二月三日，张晓川掌管的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出动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军车，省军区的部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全城游行。他们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坏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借以向“八•一八”示威。

这使双方对立局面更加激化。二月四日，青海大学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而赵永夫和张晓川也决心打垮摧毁整个“八•一八”组织。军权、政权都在他们手里，摧毁“八•一八”是其既定方针，问题只在何时动手。

中共明文规定，×省日报都是共产党×省委员会的机关报，此外并无省报。可是此时青海省委已交权瘫痪，《青海日报》在“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控制之下继续出报。赵永夫等视该报为眼中钉，起先想封闭报社，未获省军区领导层的支持。此时已有一月二十九日天津警备区对《天津日报》军管的先例。赵永夫等遂转念，决定由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

二月十四日，军管小组到报社。但占据报社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组织动员守卫报社。西宁市各“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员组织派去近两千人守卫报社，相当拥挤。当时气温很低，有的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

赵永夫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暂时没有动作。军队不许运送物资进去，但许可人员出入。烧煤用尽后，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有的家属给他们送饭送水。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八•一八”控制报社继续出报至十七日。

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但青海省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给赵永夫发去“三条指示”，要求部队撤离报社。赵永夫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等十二人到兰州军区抗议，要求收回“三条指示”。而兰州军区把要求青海军区将部队撤离报社的指示用电话传给了“首都三司联络站”和“八•一八”。“八•一八”更坚定了守卫报社的决心。

十九日，“八•一八”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八•一八”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二十日，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次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十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