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姜永宁之死

1968年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大院里，一个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中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张大字报。另一个比他稍稍年长的人用浓重的广东话轻声地说：“听说国家体委造反派已经把傅其芳专政了，将来咱们也麻烦。” “不会的，我们早就说清楚了。”

那个看大字报的中年人，是五十年代初中国兵坛的继往开来者姜永宁；另一个也是名将，叫王锡添。这两位宿将早年在香港就名声大震，姜永宁直拍削球，足智多谋，号称“狐狸精”；王锡添横拍削球，饶勇善战，人称“小霸王”。不知哪位造反派得知了王锡添的雅号，告发他在香港就是个“大恶霸”，否则何以叫“小霸王”？王锡添己经受了审，又闻傅其芳进了“牛棚”，他预感到他们这批香港归来的人都不会被放过，便来告诉这位挚友，让他有所准备，但姜永宁历来相信政策，他反倒安慰起老朋友来。 在那个年代，虽然天天在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没有一个角落不在践踏着党的政策。没过两天，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醒目的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

文革中凡揪则“大”，“大特务”、‘大地主”、“大汉奸”。轮到姜永宁自然也是“大”。

一向喜欢看大字报的姜永宁看见这扎眼的几个大字，一下子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他始终把回到大陆作为最值得庆幸的选择，把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一天作为最令他留恋的日子，他怎么会被视为大汉奸呢？他委屈得想流泪，但又能找谁述说呢？那令他辛酸的往事又在他眼前翻滚。 姜永宁的童年充满了屈辱。他父亲遗弃了生母，他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继父家，当水工的继父收入微薄，怎么可能养活他和哥哥呢？两兄弟很要强，他们常常背上筐子，到乱糟糟的码头，用手扒开垃圾，拣出一粒粒煤渣。捡完一筐煤，小小的身体也象刚从煤堆里拉出来。稍大一点，他又开始给资本家倒尿壶，给日本人擦皮鞋，这大概就是汉奸的由来吧？他实在想不起和日本人有什么往来了。 读了大字报的标题，姜永宁的额头已经冒开了冷汗。他胆子小得出奇，向来都是息事宁人、与世无争，他到任何地方也没有对立面，与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罕见的大好人，但大字报为什么也不放过他呢？ “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後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 那龙飞凤舞的黑字像窜出纸面的毒蛇，狠狠地吞噬着他的心。

他回大陆是为了破坏吗？那还是1952年，他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後来又充当陪练，那真是从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地熬上来的。同年，中华体总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赛，他取得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冠军。有人给他带话，贺老总希望他留下来，代表中国队比赛，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可以保留。姜永宁当时已是《星岛日报》的职员，在球坛的显赫名声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但他对比了香港和大陆，他觉得社会主义祖国才是久留之地。至于待遇，他听说别的教练工资不高，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的工资降下来，只是体委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资。

举行的23届世界锦标赛。中国队遇到的净是美国、南朝鲜、南越这样的队。这不仅仅是比球技的高低，更是志气的较量。在与南朝鲜对垒时，他们向国内转播现场实况，一口一个“打败共匪”，姜永宁毫不退缩，用惊人的毅力一扳板地与对方周旋，为得到宝贵的一分，常常要打几十个回合，他的腿抽筋了，浑身湿透丁，还是咬紧牙关与对方磨，三场重要比赛，他都是独拿三分，他用无比的艰辛维护了祖国的声誉，为中国队首次跻身一级前6名立下了头等大功。有哪一个对祖国不怀好意的人会如此珍惜国家的荣誉？

姜永宁当晚回到家中。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这位打球向来泼辣凶狠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处说：“让他们写去，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

但姜永宁心里盛不下事，他敏感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整人的人对他己经露出了凶残的目光，一些熟人生怕与他说活受嫌疑，他教过的小队员也总是充满疑惑地看待他。这日子多难呀，遭受歧视真是最大的痛苦了。不久，他又听说了傅其芳自杀的消息，他的处境无法对这事做任何评价，但他无意中在几位队员而前说：“傅其芳自杀的时候把绳子勒在耳朵後，那样死不伸舌头，样子也不难看。”莫非这时候他已经在考虑着走傅其芳的路？姜永宁为人善良，凄苦的童年造成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事到如今，他也不想去揭发任何人。他只是反复寻思是不是说过错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 他对孙梅英说：“我准备把往来的书信都烧掉。” 性格倔强的孙梅英说：“有什么可烧的，不要理他们那一套。” 但姜永宁仍旧位开一个个抽屉，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有文字的东西。孙梅英看着他那副如临大敌、优柔寡断的样子，既觉得他可怜，更觉得他可爱。丈夫就是这个样子，几年前他们在国家队分别带一个队员，本来孙梅英的学生很怕姜永宁的学生，但孙梅英深知丈夫处理事不果断，便抓住他的弱点布置战术，结果自己的徒弟反倒大胜丈夫的徒弟。如今，他又在嘀啥，在他眼里没有一封信符合毛择东思想。这绝不是他伪装积极，他从心灵深处钦佩觉、信服党，平日他常按照党章来对照自己的行动。在家里也不说一句不利于党的话。有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 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 还有一次孙梅英正好管了一个品质不好的女队员，她回家唠叨：“教这样的队员非让我少活几年不可？” 姜永宁平静地坐下来，对孙梅英说：“别生气，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老三篇》里这样教导咱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利益的„„’”思想上如此追求进步，如今遇到这么大事，真成了惊弓之鸟。他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孙梅英开门流通一下空气，哪料到隔墙有眼，“销赃灭迹的罪状”又被捅了上去，更大的迫害向池步步紧逼。 5月10日晨，姜永宁离开家，他又忧心忡忡地叮嘱妻子：“‘四旧’东西再清理一遍扔掉。” 为了不让丈夫挂念，孙梅英决心把照片等东西全烧掉。 整理到下午，她的队员仇宝琴等来看她，关切地说：“我们帮您整理。” 一会儿，林慧卿也来了，她爽直地说：“你给我，明天早上我扔到锅炉里去。” 孙梅英想，现在什么事都“无风就是雨”.如果万一让人看见，又成了转移黑材料，还是自己处理吧。为这件事，孙梅英後悔了多少年。

下午五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员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

孙梅英说：“中央6.6通令不让抄家。”

专案人员朝她大喊：“不抄革命群众的家，就是要抄反革命的家！”他们又乱翻一气，并拿走了那一包照片。

专案人员拿到照片欣喜万分，他们从里面寻找着立功的机会，有人发现他少年时拍的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他们逼迫姜永宁承认是“日术狗特务”。

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住来。” 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可怜瘦小的姜永宁被打得在地上爬，又下意识地钻到床底。 这是5月15日的夜晚，姜永宁在拘留室里像一座呆呆的木雕。他都顾不得去擦脸上的血痕。谁见了这位善良人的遭遇，也会禁不住下泪。他曾经如此深沉地挚爱着这里的一切。 三年前，他从国家队被调到这里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出国、出名的机会少了，但他心情舒畅地接受了。为了带好队，他干搬住到运动队，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孩子当陪练，他都干得兴趣盎然。一天的训练下来疲惫不堪，但他常常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盘。” 入夜，他又要写训练计划。他知道他不善于辞令，一个十几分钟的发言他会写上三个小时。他沉默寡言，显得有点冷峻，但他内心却犹如一团火，观众来信向他询问打球，他有信必复；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买到後公公正正地钉在木箱内寄出。这在造反派看来也是罪状，因为姜永宁是典型的“好人党”。

5月16日清晨，王锡添看着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

姜永宁委屈地摇摇头，他不敢说挨打了。

队员们去出操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

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

但姜永宁仍然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像他说的是勒在耳後。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

原载《非正常死亡》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