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為儲安平衣冠冢落成而作

儲安平和他說過的話，同他的《觀察》以及他的死亡，像雲一樣在天空飄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轉，被越來越多的人咀嚼、記憶和懷想。

1957年6月1日，儲安平在中共整風座談會上，提出了震驚朝野的“黨天下”的觀點。這在1957年短暫的春季是中國知識分子“飆”出的最高音，到了21世紀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1957年6月8日的夜晚，心情煩悶的章伯鈞獨自一人到史良家中做客，為的是表達對當天《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的不滿。他說了很多，最後說了一句：“將來胡風、儲安平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後才有定評……”

儲安平真的成了歷史人物。一是因為他在20世紀40年代末，發表了“國共民主多少與有無”的看法（原話為“老實說，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有’‘無’的問題了。”）。二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中共整風座談會上，提出了震驚朝野的“黨天下”的觀點。這在1957年短暫的春季是中國知識分子“飆”出的最高音，到了21世紀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6月11日，章伯鈞來到剛遞上辭呈的儲安平家中。兩個人都是岌岌可危，他們談到未來。章伯鈞說：“老儲，你年齡不大，又有學問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國的思想問題。依我看，今天能夠看到50年以後的事的人還沒有。”

時間已然過去60載，回顧往事，可謂百感交集——

一方面，深感儲安平果真是個歷史人物。自民國以來，特別是自1949年以來，從大陸範圍來看，能站得住、又讓人記得住的文人，有幾個？陳寅恪是一個，儲安平是一個，還有呢？有的人還是很不錯的，但出於各種情況或被淹沒，或被淡忘。而儲安平和他說過的話，連同他的《觀察》以及他的死亡，像雲一樣在天空飄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轉，被越來越多的人咀嚼、記憶和懷想。我在《往事並不如煙》一書裡形容儲安平：面白，身修，美丰儀。萬不想這七個字在網上也是千百萬次轉發，不可思議的神奇和美妙！並非是我寫得好，儲先生就是這個樣子。有樣子的人，歷來不多。

另一方面，深感中國的諸多問題依舊，有的好像還更嚴重了。這裡只引用資中筠大姐的一句話：“100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話說得讓一些人很反感，但說對了。

真正意義的報人

要讓人生開花結果，最需要的是有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儲安平充滿政治激情又敢言敢行，這個性格特點不僅僅凸顯於舊《觀察》和1957年。其實是貫穿於他從年輕到年老的一生。1932年夏季，東北事變、淞滬抗戰相繼發生，舉國民心鼎沸，上海學生組織請願團到南京請願，督促政府出兵收復失地。在一千多人的行進隊伍中，有一個光華大學的學生，叫儲安平。

請願學生到了南京，集中在中央軍校大禮堂。蔣委員長蒞臨訓話，要學生或返校讀書或去孝陵衛當兵，不得再生事端。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這時突然有個學生跑到講壇，指手畫腳地講了一通，抨擊政府不抗日……沒人知道他是誰，只有光華的學生認出來了，他叫儲安平。

儲安平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他乃報人，是真正意義的報人。儲安平一輩子的生活和命運都與報刊、出版、新聞、言論相聯繫。朝於斯，夕於斯。因它而聲名鵲起，因它而“一敗塗地”。這裡，有必要對其從業履歷做一個簡要介紹——

1932年7月光華大學畢業。

1933年7月進入《中央日報》副刊“中央公園”，從事編輯工作三年。繼《中央公園》之後，開闢《文學周刊》。

1936年編輯出版文學期刊《文學時代》。

1938年1月從英國歸來，6月重回《中央日報》創辦《平民》副刊。

中日戰爭爆發，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湖南安化縣藍田鎮）任教期間，1943年與夫人端木露西創辦袖珍書店。

經歷婚變，儲安平奔赴桂林，1943年冬進入《力報》，任主筆。

1945年7月在湖南辰谿縣受聘於《中國晨報》，任主筆。兩月後離任，赴重慶。

1945年10月在重慶創辦《客觀》。

1946年在上海創辦《觀察》至1948年12月被查封。

1949年11月《觀察》在北京復刊，1952年停止經營。

1952年4月擔任新華書店總店第二副總經理，出版總署發行事業管理局副局長。

1957年4月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6月被撤職。

任何黨派對他的靈魂來說都太矮

這裡，我先問一句：何謂報業？報界前輩戈公振先生在《中國報學史》一書裡，有精闢的闡釋。戈氏認為：它是社會公共輿論機關，就是以揭載新聞為主，反對報紙的黨派性，除軍事上有時必須保守秘密，其他一切消息皆可開誠布公的宣布於民眾之前，使多數人“能了解政治問題，能自下而上的判斷，進而監督報紙，強制政治家，使自覺其責任的重大。”它於國家的進步，自是有非常重大關係。也正是基於報業的這個本質，當年的傅斯年才對胡適說：“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儲安平非但深諳此理，且為終身之志，通過公共論壇干政。國民黨執政他無情揭露國民黨，共產黨執政他尖銳批評共產黨，恪守報業“中立、客觀、理性”的宗旨和“獨家，獨特，獨到”的本性，以及報人必須具備的魄力、眼光、擔當等職業精神和素養。這是一個很高又極嚴的從業標準，遠遠超過加入某黨、某派的條件。

“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見清人龔自珍詞《湘江》）儲安平始終游離在國共兩黨之間，別看他先後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其實他也游離在民主黨派之外。無涉軍政，不黨不派，他的心只守着一個“社會公共”空間，並在此安身立命。胡愈之搞報紙、搞出版，他是（黨的）新聞工作者，不是報人。儲安平搞報紙、搞出版，他是報人，不是新聞工作者。說句大不敬的話，任何黨派（包括強大的黨派）對儲安平自由主義靈魂和報人的天職本性來說，都太窄，也太矮。說他有政治野心，那才是活天冤枉！他自己就曾這樣說過：“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緊牙關從事這樣一種清寒艱苦的事業。”儲安平是把一張報紙、一份期刊，當作清寒艱苦的事業干的，以此啟迪民智，以此振興國運，以此實現人生理想。這就是儲安平。

80天內讓一張報紙天翻地覆

辦報，要有辦報的頭腦、胸襟、能力及手段。儲安平樣樣具備，要啥有啥。

遠的不講，拿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來說，自跨進北京西單石駙馬大街的第一步，便毅然決然地按照自己路數、理念真刀真槍地幹起來。半是痴狂，半乃性情。他宣布《光明日報》不能機關化，要報館化；黨報工作經驗已經過時，當回到從前舊報傳統；年輕記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報人為榜樣；撤銷了編輯室，所有稿子直送總編室，自己都一一要看過。他明確新聞記者的首要任務是寫新聞，新聞就是要搶先，就是要獨家；社論少寫，那種歌功頌德、教條主義的社論不要再寫。正值“大鳴大放”，儲安平立即派八批記者，分三路到全國各地調查。得知清華大學在研究改變黨委制的問題，他第一時間派人去採訪。從5月7日到6月2日，《光明日報》均在頭版刊發民主黨派和高校關於取消黨委制的報道，重量級的東西，一個接一個地甩了出來……這是啥做派？這叫報人辦報。要麼不做事，要做就做成一流，儲安平就在這短短80天之內，讓這張民主黨派機關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才氣過人，也傲氣凌人；嚴於律己，也苛於待人。拙作《往事》出版後，我和《光明日報》的幾位老編輯有些交往。吃飯，聊天，幾乎所有的話題都圍繞着儲安平。

他們告訴我：儲安平太能幹，大家都佩服他，也都怕他。

我問：為什麼？

答：頭天布置任務，第二天就被叫去詢問——做得怎麼樣了？

儲安平管得太細，太嚴，手下人跟不上，也受不了。所以到“反右”階段，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的會議室被斗得要死。手下人恨他，當然，有的是假恨，有的是真恨。這讓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說的話：一個人愛什麼，就死在什麼上。

於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最後，我想強調儲安平是個作家，極為欣賞他寫的《英國採風錄》。自從國門大開，到英國留學、旅遊、經商、訪問，乃至移民定居的人無數。幾十年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寫下數以萬計的訪英散記、遊記、札記、日記、筆記，這些文章或多或少、或深或淺都是在議論和描述英國和英國人。這樣說，那樣講，寫來寫去，比來比去，依我看它們都不及儲安平在抗戰逃難歲月，用五個月的時間（1944年11月——1945年4月），於僻遠的湖南漵浦縣寫下的《英國採風錄》。書中，對英國王權的更迭，自由傳統的特徵，議會政治的源流，種族的歷史以及貴族的形成，都做了詳盡又風趣的介紹。作為研究者，它是極有價值的參考；作為讀者，它則是愛不釋手的佳作。儲安平文字功夫了得！尤喜末尾幾章，英人的性格、氣質、習慣、性情，乃至雨傘、茶壺套，無不寫得準確凝練，但又是在娓娓道來，仿佛感受到從遠洋飄來的微風與水氣，讓你獲得滿足和感動，這與我們那些渾濁僵硬的東西完全不同。顯然，儲安平被英國的經濟發達、民主政治和良好社會風尚所深深吸引。那時的他對中國的落後與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但是他能把憤世嫉俗的情緒掩藏起來，而採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靜的講述，太成功了！冷峻的美麗比洶湧的強悍，更令人過目不忘。時隔70載，重讀《採風錄》仍能產生強烈的共鳴。

由於命運，由於個性，儲安平的個人生活也很不幸，妻子已分手，子女多疏離。最後一個探視他的親人是女兒儲望瑞的丈夫熊榮光，“文革”爆發，紅色恐怖掃蕩北京城。這個在北郊農場工作的青年騎上自行車，揣着兩個農場自產的水蜜桃，悄悄進城看望岳父——

所有門窗都是敞開的，任人出入。儲安平靜坐床邊，室內空蕩無物。熊榮光問一句，他答一句，不問則無話，遂將兩個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門回望，儲安平一手捧着一個桃子，仍然靜坐床邊。

儲安平江蘇宜興人氏，57載斯文遂絕，英雄獻祭在國，魂兮歸來在鄉。於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作者註：本文為2015年5月18日江蘇宜興儲安平衣冠冢落成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