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浩劫》(16)

第四章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3)

科研单位“开杀戒”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阶"。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在该厂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夥一夥的，象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和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声称"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先后枪毙了五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后枪毙人时用以埋尸体的坑。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英文里，中国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六八年十二月，省革委会指示撤销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员、研究人员们或送农村，或去工厂，毛泽东所说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灭了两处。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一九五○年自美国归来，一九五七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一九六八年十月，该所"工宣队"派出"专政队"，将他家的财物抄没一空后，把他关进了"牛棚"。在挨了数不清的斥骂和鞭打后，他服安眠药结束了痛苦。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见到丈夫的遗体后，决心赴黄泉与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一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大肆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一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

工人也成“清理”对象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变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阶"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处理的工人、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四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周恩来、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由于以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全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便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32109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陕西汉中的飞机制造厂（一七二厂，又叫"庆安公司"？）自十一月开始大揪"国民党特务"，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六十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五百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一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乾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万人批斗大会还请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二百多名代表到场"观摩学习"。运动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十五人自杀未亡，七十四人被打伤打残。

在"大清查"运动中，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一口水、还在炉边乾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一通，说在一九六二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一见抓出个大鲨鱼，马上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省里。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成绩巨大，连不识字的、以买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的桂冠。最终结果虽证明那是子虚乌有的事，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一九六八年夏开始的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该局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若干大案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人被关押，一万○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两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残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黄永胜给江青写信，建议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问题。结果七千多人被批斗、关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长林锵云夫妇等。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江青接见天津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于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劳改农场。

由于江青说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河北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于是天津市有三百○七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主管深泽县的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拨发一笔经费去抓叛徒。有个中白庄大队，"深挖"中打死了三人。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少数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凉山彝族区的"罗罗王国"，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后，黑彝阿侯【奴隶主】交出一切财产，仅留一点土地和牲口维持生计。十二年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副县长批准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阿侯家的卧在血泊中的儿媳妇身下吮吸奶头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人。而那个区革委会主任杀人有功，升任副县长。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评审四类分子"，刑讯逼供，"在批斗会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达六人，被迫自杀十人。"

“内人党”案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自治为目标。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动。）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

所谓"审查"，完全等同于法西斯残害一个被诬为"内人党"的男青年拒绝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个才二十岁的"内人党"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个女青年被疑为"内人党"，审讯时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去。

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就有十四口被整死，还有十六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十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五月，全县有八十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

整个内蒙因"内人党"案被刑讯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这是汉人政府对蒙古人民犯的一大罪行。蒙古人民从没见过如此残暴的政权，"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纷纷到内蒙古军区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他写信，报告内蒙揪"内人党"的情况，他才采取措施停止了这个运动。毛泽东说："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向内蒙古人民道歉，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而已。

一般每个县非正常死亡百人以上

"清阶"并不仅仅宣布某人是某"分子"，开个批判会，喊喊口号斗争就完了。在"清理"过程中，人类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几乎都同时在全国各地施行。结果大批无辜者死于酷刑或自杀身亡。

全国两千余县，一般死于"清阶"的都在一百人以上。

辽宁台安县成立了革委会，把持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的，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都是原来共产党的干部。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便是巩固手中的权。所以只热衷于两件事：在全县范围大发"红宝书"和"按全国统一部署……搞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打死一百多人是中等，打死一百多人的是多数。如黑龙江省宾县，揪出各类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斗人员的15.45%。致残32人。"(k2)上海青浦县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开始小规模武斗，断断续续一年，总共死亡二十人，伤一百左右。可是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从四月开始成立各级"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光打死、自杀的"清队对象"就达一百七十人。

云南镇雄县，省革委会派去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非法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广西宁明县由军队"支左"人员主持成立革委会后，即将一个群众组织"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军队、民兵围剿，"枪杀、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

人口较少的小县"清阶"中死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仅数万，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望奎县"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三点二五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一一五五名，其中八人自杀。

若以区和乡（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挖出"十三个"反革命集团"，整死了二十人。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k7)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阶"时"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安徽金寨县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三十多人死于"清阶"。

若再将单位缩小至一个村（生产大队），也有数字记录在案：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一百一十户人家，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自杀者多于被打死的

一般说来，自杀数远大于被打死的。譬如人口仅六万多的辽宁长海县，在"清阶"中一百零九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为被逼无奈而自杀。"

四川射洪县，"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以致先后自杀七十三人。"(p2)上海宝山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四人中，死于自杀的为二百二十人。此外还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应当也都自杀身亡了。

非正常死亡二百以上的县也不少

这场运动，有不少县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二百人。

如上海松江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金山县"被逼自杀的达二百九十一人，六人出逃。"(g7)云南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一百二十一人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达四百人以上的才算是多的。譬如上海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四百五十六人。"

吉林省榆树县，"仅一九六八年清队扩大化，就使无辜的干部、群众死伤达一千八百多人。"

又一个“扩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泽东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泽东搞反右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后，中共说，搞是应该搞的，但是搞"扩大化"了。

十年后"清阶"，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又说是"扩大化"了。

不同之处是，肃反和反右的"扩大化"是毛泽东死后其继承人下的结论。而"清阶"，毛泽东当时就不得不承认了。不过，他轻描淡写地说："清理阶级队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群众起来了"，是毛泽东的护身符。一九五○年中共搞土地改革，民主人士章乃器向毛泽东反映"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而实际上，那"乱打乱杀"正是毛泽东指挥中共各级组织杀戮人民的罪行，与"群众"无涉。

一九六八年、六九两年间的"清理阶级队伍"，也是大规模迫害人民的罪行，其罪魁正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