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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17)
第五章 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自从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疯狂日子里投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是他的百年冥诞。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老舍为何自沉，为何自沉太平湖。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在一切舆论工具、新闻媒介都是“党的喉舌”，一切文学文艺作品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体文化工作者都要服从党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从文去搞文物，诗人陈梦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一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年从美国归来后，说实在的，共产党待他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但是时代的大气候使他马上明白，共产党需要的是“遵命文学”，他得赶紧跟上形势。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未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其实，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个“歌德派”。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案，在写作过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给过他帮助。话剧《龙须沟》是另一个例子。那是根据北京填平龙须沟、铺成大马路的事迹写的，所以末尾写了北京市委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倡议立记功碑的场面。后来北京市长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他发了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那么多光荣头衔在身，就必须时时与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自然，这行为不甚光荣。但那是个不仅不许你乱说话，而且不许你不说话的社会。不表态、不打他一杆子，“党组织”会跟他没完没了。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并没泯灭。不久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中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十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的要倒大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担心新凤霞会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并不是党认可的左派。
由于始于一九五八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三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被迫收敛，不那么咄咄逼人，全国的所以政治气氛一度松动，文化方面的专制也有所松动，文学艺术家们觉得松了绑，禁忌少了。一九六○至六二年全国人民饿了三年肚子，文艺界倒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歌颂党的小作品和应景文章。他开始撰写小说《正红旗下》。该书写的是清朝末年满人的故事，实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写《正红旗下》。回到北京后，他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的几段。
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间，毛泽东已喘过气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以此为依据收紧政治套索。他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结果全国近万人因此被牵连受害，挨打、关押、逼死，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时为她带过路的两个老百姓也被定罪而自杀。
以“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罪名迫害作家，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后来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六年三月上旬，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斗争”，是蛮横的文化独裁的代名词。一九六一年，青年画家徐启雄的工笔人物画《苗寨新嫁娘》曾引起轰动，各报刊竞相转载。一九六六年春，徐却受到批判：“画那么多美女，意欲何为？难道不是想腐蚀革命者的斗志？用这种软绵绵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毒害人民，用心何在？”《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受到几位日本文学评论家的赞扬，一九六六年被定为“坏小说”。《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被定为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坏戏”、“坏作品”。正在写《正红旗下》的老舍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他的心凉了。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
老舍的悲剧更在于他没有决心象沈从文那样封笔，干脆什么都不写。既然身兼北京市文联主席，他的笔还得为党服务。他想跟党走。但越想跟党走，创作生命力越衰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这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这些文字里已无一丝一毫作家的影子。
在共产党治下的十六年间，老舍的文艺生命日趋萎缩。刚回国不久，老舍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可是毛主席非但没有给老舍“新的文艺生命”，连他文艺生命的根都刨了。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生命已经枯萎、死去。
风暴前夕的绝望
人们读了老舍的那种跟浪潮的顺口溜，只痛其自贱，却不了解老舍本人的伤心之处。平素为人不张扬的老舍只是将内心的悲哀深藏着，从不示人。直到文革爆发前夕才头一次将心中的绝望在友人面前倾诉出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间的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毛泽东赶走的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才子。人称“副总书记”的彭真惜才，将他收罗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至六二年九月，共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老舍很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说邓拓“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四月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老舍心中必定十分悲愤。但他知道，他不能替邓拓说话，他只能沉默。这时，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形势险恶，赶紧表示对毛效忠。四月十四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毛泽东厚颜，竟亲自批示将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
大约就在这时，老舍自己也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四月底的一天，他接到了女演员兼作家王莹的一个电话。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四十年代末，老舍也在美国，他们是好友。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左派人士受迫害。大概由于共产党员身份被暴露，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Ｐｅａｒｌ Ｓ． Ｂｕｃｋ）等人的声援，王莹夫妇被驱逐出境，五五年底回到中国。一年多后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落网，被打成右派分子，曾被送北大荒劳改了几年。
这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第二天，老舍就专程到香山看望王、谢。在谈话中，老舍感慨地对王莹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坠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
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四个月后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七四年她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迈出最后的一步
五月底邓拓服药自杀。此时老舍虽然对于继续写作已不抱希望，却相信文化革命革不到他头上。当时的革命对象是所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哪样都不反，哪条都摊不上。七月间见到上海作家巴金时，老舍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但是，这一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去。老舍在“横扫”之列，人们并不奇怪。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自沉太平湖。自一九二七年昆明湖水吞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国学大师王国维以来，老舍是第二位在北京自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多年来练了不少旧戏，所以现在觉得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决定在文庙焚烧戏装，顺便将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装上车。
上车的牛鬼蛇神当中，本没有老舍。不久前，他半夜吐血入医院抢救，刚刚出院，这一天是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他见作家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一眼认出他来，立即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于是老舍也成了他们的俘虏。
到了文庙，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已被堆在空地，一二百学生，主要是座落在绒线胡同里的女八中的学生，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除老舍外，这些跪成一圈的“黑帮”中还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领导干部田兰、江枫，右派分子萧军，京剧名演员荀慧生、白云生等。
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拥到文庙，局势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且被恩准第一个离开现场。可是回到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
在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红卫兵的身上。于是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挨了一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据说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以免不测。）经过一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汽车。
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一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几个湖，为什么单挑了个城边人稀的太平湖？
老舍生于北京。一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军的烧夷弹引起的大火烧死。农家出身、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家洗衣服、作针线活、当佣人，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并咬牙挤出一点钱把老舍送进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唯一识字的孩子。一九三二年，老舍为母亲购买了观音庵胡同的一所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亲那里去。与观音庵仅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的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园是个自由进出的公园，据看门人回忆，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绝望化成了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竟敢违令，不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他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
这时，老舍应当还活着。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后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后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后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后来说：“好像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就在孔庙挨打的前的一个星期天，老舍曾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还将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如何到北京城里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告诉了舒乙。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最便捷的结束耻辱的办法。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纽约——北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后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对象之后，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于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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