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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17)
第五章 老舍為何自沉太平湖
自從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瘋狂日子裡投水以來，三十多年過去了。一九九九年是他的百年冥誕。本文想要探討的是，老舍為何自沉，為何自沉太平湖。
文藝生命日趨枯萎
毛澤東自執政起，對文化、教育、藝術、新聞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專政”就從未中斷。在一切輿論工具、新聞媒介都是“黨的喉舌”，一切文學文藝作品都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全體文化工作者都要服從黨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從文去搞文物，詩人陳夢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趕緊學會在階級鬥爭的風浪中保護自己，免於滅頂。
頭一件要事是審查舊作。凡舊作中與新社會不合拍的，都得仔細過濾、刪掉。為表示與新政權一致，與新社會合拍，寧可“剜卻心頭肉”。連前中共總書記瞿秋白早年寫的訪俄遊記《餓鄉紀程》裡的海參威華僑吸鴉片、販毒等內容，也屬“給中國人臉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時悉數被刪。一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作家要出版舊作，就更得仔細斟酌、刪節了。譬如葉聖陶忍痛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了好幾章。曹禺則被迫改寫《雷雨》、《日出》的劇本，將身為勞動人民的“好人”從陰曹地府拉回人間，使他們的結局由死變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年從美國歸來後，說實在的，共產黨待他倒也不薄，給了他許多頭銜。他曾先後擔任政務院文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聯（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文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常委。但是時代的大氣候使他馬上明白，共產黨需要的是“遵命文學”，他得趕緊跟上形勢。一時拿不出新作，就先對其主要著作《駱駝祥子》開刀。該書未尾有近萬字，描寫祥子如何墮落為行屍走肉，個人主義的末路鬼。他對祥子的結局實際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屬勞動人民，是無產階級份子，那樣描寫祥子有“醜化勞動人民”的嫌疑，再版時只好統統刪去。
新作品創作更難。除了按黨的指揮棒唱唱時代曲外，其餘的動不動就犯忌。在毛澤東的文化專制面前，文學家們都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從文所說：“巴金或張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說：“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來。”作家趙樹理也寫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說：“假話我不寫，真話不能寫，只好不寫。”
老舍也很用功，也寫不出什麼作品。其實，如他自稱的那樣，他一直是個“歌德派”。除了歌頌共產黨的小作品和為配合政治運動而寫的應景文章外，少有作品問世。黨要宣傳什麼，他就歌頌什麼。話劇《西望長安》是一個例子。該劇根據一個真實的故事寫成，講一個騙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幹，到處行騙。當時那是個大案，在寫作過程中，公安部長羅瑞卿曾給過他幫助。話劇《龍鬚溝》是另一個例子。那是根據北京填平龍鬚溝、鋪成大馬路的事跡寫的，所以末尾寫了北京市委書記出席慶祝大會並倡議立記功碑的場面。後來北京市長兼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義給他發了個“人民藝術家”的獎狀。
有那麼多光榮頭銜在身，就必須時時與黨保持一致，積極投入一場場政治運動。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百萬知識分子被打成“極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劇作家吳祖光。老舍與吳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開發言批判他。自然，這行為不甚光榮。但那是個不僅不許你亂說話，而且不許你不說話的社會。不表態、不打他一杆子，“黨組織”會跟他沒完沒了。而對吳祖光來說，大概多挨幾場口誅筆伐也傷不到哪裡去罷。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並沒泯滅。不久吳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勞改農場，吳妻新鳳霞迫於生計，將吳收藏的齊白石的畫拿去變賣，恰被老舍買到。見是吳祖光的收藏品，便說等吳從北大荒歸來時“物歸原主”，可見他在會上、報上發表的斥罵吳的話並非由衷之言。
吳祖光到北大荒勞改時正值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農村中的荒唐事層出不窮，畝產糧食萬斤、十萬斤地吹。因為說實話的要倒大霉，人們均以沉默對待各種各樣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親朋好友之間議論一番。新鳳霞去河北農村勞動，親眼見到公社幹部們如何指揮社員連夜把幾畝地的麥子移到一塊田裡，點上大燈，開起風扇猛吹（怕密不透風，悶壞麥子），然後向上吹牛說密植帶來了豐收。回到城裡，她是把老舍當作好友，將此事告訴老舍，老舍忙叮囑她：“你千萬別跟人說呀！”因為密植是毛澤東的號召，他擔心新鳳霞會落個“攻擊大躍進”的罪名而墜入地獄。由此可見，老舍骨子裡並不是黨認可的左派。
由於始於一九五八年的三年大躍進運動徹底失敗，三千萬人餓死，毛澤東被迫收斂，不那麼咄咄逼人，全國的所以政治氣氛一度鬆動，文化方面的專制也有所鬆動，文學藝術家們覺得鬆了綁，禁忌少了。一九六○至六二年全國人民餓了三年肚子，文藝界倒相對繁榮起來。老舍也覺得形勢變了，不必再寫歌頌黨的小作品和應景文章。他開始撰寫小說《正紅旗下》。該書寫的是清朝末年滿人的故事，實際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在廣州召開全國話劇歌劇創作座談會，老舍情緒很好，在發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寫《正紅旗下》。回到北京後，他還給一些朋友朗誦過其中的幾段。
但好景不長，當年九月間，毛澤東已喘過氣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鼓吹“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以此為依據收緊政治套索。他指小說《劉志丹》的作者、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結果全國近萬人因此被牽連受害，挨打、關押、逼死，連李建彤在陝北採訪時為她帶過路的兩個老百姓也被定罪而自殺。
以“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的罪名迫害作家，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後來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六年三月上旬，毛澤東說了這麼一段話：“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毛澤東的所謂“興無滅資的鬥爭”，是蠻橫的文化獨裁的代名詞。一九六一年，青年畫家徐啟雄的工筆人物畫《苗寨新嫁娘》曾引起轟動，各報刊競相轉載。一九六六年春，徐卻受到批判：“畫那麼多美女，意欲何為？難道不是想腐蝕革命者的鬥志？用這種軟綿綿的充滿資產階級情調的東西毒害人民，用心何在？”《人民文學》一九六二年刊登的小說《落霞一青年》受到幾位日本文學評論家的讚揚，一九六六年被定為“壞小說”。《北京文藝》一九六二年四月號的歷史小說《杜子美還家》被定為大毒草，“披着歷史題材的外衣，向黨和社會主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
全國各報刊雜誌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壞戲”、“壞作品”。正在寫《正紅旗下》的老舍如同頭上被澆了一盆冷水。他終於明白，他想寫的那種小說不是黨需要的。清末滿人的故事不合時宜，寫出來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會惹禍上身。他的心涼了。無奈之中，他擱下筆，把已完成的八萬字手稿放進了書桌。他的妻子後來回憶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老舍再也沒有動過《正紅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沒有向誰提起過它來。”
老舍的悲劇更在於他沒有決心象沈從文那樣封筆，乾脆什麼都不寫。既然身兼北京市文聯主席，他的筆還得為黨服務。他想跟黨走。但越想跟黨走，創作生命力越衰竭。他寫了一篇快板書《陳各莊上養豬多》，其中幾句是“熱愛豬，不辭勞……幹勁大，不識閒……越進步，越學習，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這是他生前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作品。這些文字裡已無一絲一毫作家的影子。
在共產黨治下的十六年間，老舍的文藝生命日趨萎縮。剛回國不久，老舍曾在公開場合說過“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可是毛主席非但沒有給老舍“新的文藝生命”，連他文藝生命的根都刨了。作為一個作家，老舍的生命已經枯萎、死去。
風暴前夕的絕望
人們讀了老舍的那種跟浪潮的順口溜，只痛其自賤，卻不了解老舍本人的傷心之處。平素為人不張揚的老舍只是將內心的悲哀深藏着，從不示人。直到文革爆發前夕才頭一次將心中的絕望在友人面前傾訴出來。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間的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後被毛澤東趕走的原人民日報社長鄧拓，是中共黨內少有的才子。人稱“副總書記”的彭真惜才，將他收羅在北京市委書記處，主管文教。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鄧拓在北京晚報開了一個專欄《燕山夜話》，漫談古今中外。至六二年九月，共發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老舍很欣賞鄧拓的《燕山夜話》，說鄧拓“大手筆寫小文章，別開生面，別具一格。”四月間，全國大張旗鼓地批判鄧拓的《燕山夜話》，老舍心中必定十分悲憤。但他知道，他不能替鄧拓說話，他只能沉默。這時，連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覺察形勢險惡，趕緊表示對毛效忠。四月十四日，郭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發言說：“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毛澤東厚顏，竟親自批示將郭沫若的發言送報社發表，先後刊登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上。
大約就在這時，老舍自己也看出來，他的作家生涯徹底結束了。
四月底的一天，他接到了女演員兼作家王瑩的一個電話。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瑩及其丈夫謝和賡在周恩來指示安排下赴美國留學。王是個傑出的演員，還是個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在白宮演出抗戰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戰歌曲。四十年代末，老舍也在美國，他們是好友。老舍先行歸國後，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左派人士受迫害。大概由於共產黨員身份被暴露，王瑩夫婦於五四年被誣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名下獄。後經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Ｐｅａｒｌ Ｓ． Ｂｕｃｋ）等人的聲援，王瑩夫婦被驅逐出境，五五年底回到中國。一年多後遇上反右運動，謝和賡落網，被打成右派分子，曾被送北大荒勞改了幾年。
這時，王瑩夫婦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瑩在電話中告訴老舍，她的兩本書剛剛修改謄抄完畢。第二天，老舍就專程到香山看望王、謝。在談話中，老舍感慨地對王瑩說：“我自己，在過去十幾年中，也吃了不少虧，耽誤了不少創作的時間。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國曾告訴過您，我已考慮成熟，計劃回國後便開始寫以北京舊社會為背景的三部歷史小說：第一部小說，從八國聯軍洗劫北京起，寫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說，寫舊社會許多蘇州、揚州女子被拐賣到北京來，墜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種種悲慘結局。第三部小說，寫北京王公貴族、遺老遺少在玩蟋蟀鬥蛐蛐中，勾心鬥角，以及他們欺詐壓迫下層平民的故事。可惜，這三部已有腹稿的書，恐怕永遠不能動筆了！我可對您和謝先生說，這三部反映北京舊社會變遷、善惡、悲歡的小說，以後也永遠無人能動筆了！”說到這裡，他情緒激烈，眼淚奪眶而出。王瑩也十分激動。兩人相對無言，久久不能開口。
這是他們生前的最後一面。四個月後老舍走上不歸路，王瑩和謝和賡不久被捕入獄。謝和賡坐了八年監獄，出來時神經已失常。王瑩則更慘，被關進監獄後就再沒有活着出來。七四年她死去時，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僅有一個代號“六七四二”。
邁出最後的一步
五月底鄧拓服藥自殺。此時老舍雖然對於繼續寫作已不抱希望，卻相信文化革命革不到他頭上。當時的革命對象是所謂“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他自覺哪樣都不反，哪條都攤不上。七月間見到上海作家巴金時，老舍還很有信心地對他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
但是，這一次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誰也躲不過去。老舍在“橫掃”之列，人們並不奇怪。但誰也沒有料到他會自沉太平湖。自一九二七年昆明湖水吞噬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國學大師王國維以來，老舍是第二位在北京自沉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
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多年來練了不少舊戲，所以現在覺得比旁人更有責任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既然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將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戲裝先拿出來燒掉。八月二十三日，他們決定在文廟焚燒戲裝，順便將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聯的“黑幫”裝上車。
上車的牛鬼蛇神當中，本沒有老舍。不久前，他半夜吐血入醫院搶救，剛剛出院，這一天是是他出院後第一天上班。他見作家蕭軍等三十多人被學生裝上車，便從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現場擔任指揮的北京大學的女學生一眼認出他來，立即大叫：“這是老舍，是他們的主席，大反動權威！揪他上車！”於是老舍也成了他們的俘虜。
到了文廟，幾十箱精工繡成的戲裝已被堆在空地，一二百學生，主要是座落在絨線胡同里的女八中的學生，一邊焚燒京劇戲裝，一邊揮舞演戲用的刀槍和帶銅頭的軍用皮帶，拷打頂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幫”。這種帶銅頭的軍用皮帶不是商品，當時是幹部子弟的特別標誌之一。
除老舍外，這些跪成一圈的“黑幫”中還有北京市文化局長趙鼎新、張夢庚、張國礎，北京市文聯領導幹部田蘭、江楓，右派分子蕭軍，京劇名演員荀慧生、白雲生等。
這時，成千上萬的人擁到文廟，局勢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長聞訊趕去，面對大火和狂熱的學生，他無法搭救他們。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塊戲裝上的白綢水袖替他包紮，且被恩准第一個離開現場。可是回到文聯，另一支幾百人的紅衛兵隊伍已經等候在那裡。他被抓到文聯大門外水泥花壇上示眾。
在紅衛兵要他手舉黑牌低頭時，他卻昂然揚起了頭，並將黑牌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紅衛兵的身上。於是拳頭伴着口號，皮帶夾着唾沫，又挨了一頓揍。這時，有人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應當法辦。（據說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圖是先將他從紅衛兵手裡救出，以免不測。）經過一番爭奪，老舍被塞進了汽車。
紅衛兵的拳頭紛紛在車殼和車窗上敲打，尾隨而去。在當地派出所里，中學紅衛兵們，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輪番打他，一直到深夜。臨走時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現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聯報到。
第二天一早，他對三歲的孫女說了句“和爺爺說再見”，然後就離開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幾個湖，為什麼單挑了個城邊人稀的太平湖？
老捨生於北京。一歲時，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老舍的父親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軍的燒夷彈引起的大火燒死。農家出身、不識字的母親靠給人家洗衣服、作針線活、當傭人，含辛茹苦養活一家，並咬牙擠出一點錢把老舍送進學校，使他成為舒家門裡唯一識字的孩子。一九三二年，老舍為母親購買了觀音庵胡同的一所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裡。現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親那裡去。與觀音庵僅隔一道城牆、一條護城河的太平湖是離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園是個自由進出的公園，據看門人回憶，老舍在那裡呆了一整天，直到夜裡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鏡、鋼筆、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絕望化成了行動。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紅衛兵發現老舍竟敢違令，不去北京市文聯向他們報到，便擁到老舍住處揪人。他的兒子舒乙聞訊趕回家，見從胡同口到院內、屋內，站滿了手提皮帶紅衛兵。但是沒人知道老舍在哪裡。舒乙立即報告了國務院。數小時後，周恩來的秘書打電話給老舍夫人說，總理已派人四出尋找他。
這時，老舍應當還活着。但是，沒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員到太平湖邊鍛煉身體，發現水中有人，從掛在樹上的老舍制服口袋裡的工作證，人們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聯的幹部得到這個消息後費了大半天的時間商討，才決定如何辦。他們把舒乙叫去，給他一張公函，上面只有幾個字：“我會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憑這張紙，舒乙才能去為自己的父親收屍，處理後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錄的“毛主席語錄”邁出生命的最後一步的。在他的屍體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書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開始，許多人選擇太平湖了結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內，它竟成為殉難者的聖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這裡投湖。”
周恩來總理得知老舍的死訊，找到原文化部部長茅盾，要他告訴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崑崙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央常委，其實是個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黨員，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時王已自顧不暇，不久便被黨揪出，以“特務”、“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監房。所以，老舍遺屬再也無人過問。
中國人的苦難縮影
抗日戰爭時期，老舍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務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貴州、眼看要從南邊打進四川時，老舍正在戰時首都重慶，友人問他若日寇進川作何打算，他從容地回答道：“我哪兒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裡便是我的歸宿！”後來，日本人沒能進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戰勝利。
誰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後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戰勝利後不久老舍即赴美國，在紐約完成小說《四世同堂》。書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結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後來說：“好像父親在二十年前就為自己的死設計好了一個模式。”
就在孔廟挨打的前的一個星期天，老舍曾對兒子舒乙說：“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還將在以前的政治運動中兩位文化界人士如何到北京城裡什剎海投湖自盡的事告訴了舒乙。在他看來，這也許是最便捷的結束恥辱的辦法。
老舍原名舒慶春，十多歲時自己把舒字拆開，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國的人物誌中仍稱他“舒舍予”。“舍予”與“捨身”是同義詞。重慶——紐約——北京，沿老舍這條生活軌跡分析，可知他對捨身取義早有思想準備，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雖是在被紅衛兵毒打之後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為被打怕了，不是因為次日還會挨打，而是因為確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徹底結束了。
如果說四月里他流着眼淚對王瑩嘆息，他從美國歸來前計劃寫的三部歷史小說還只是“恐怕”永遠不能動筆了的話，到了八月幾乎全國所有的作家都成了鬥爭對象之後，他已毫不懷疑，那三部反映北京舊社會變遷、善惡、悲歡的小說，真真“永遠無人能動筆了！”鍾情北京如老舍者，在這痛心的事實面前，當然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
老舍父親死於庚子年保衛北京之戰，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僅是他臨死前脫下的一雙襪子。老舍的遺骨也沒有保存下來，他的骨灰盒裡僅放了一副眼鏡和一支筆。因為老舍之死屬“自絕於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這是當時中國的一條不成文法。
父親死於世紀初的外患，兒子死於六十年代的內亂，舒氏兩代的悲慘結局，正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苦難縮影。在新世紀到來前夕，為文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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