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慰年：朝代國家亡國基因圖譜（2）

走不出“周期率”死循環

為什麼華夏歷史上的朝代國家不能擺脫從建國到滅國的循環?一個最流行的說法是:腐敗亡國。腐敗亡國的學說，是當下不可爭辯的顯學。把視線集中到腐敗的社會現象上，模糊了人們的視線，阻擋人們把反思的視角投到更深刻的原因上。

毛澤東思考過這個問題。1945年7月4日，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考察延安時問毛澤東：“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面對黃炎培“周期率”之問，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說的“民主”，不是普世價值民主，而是列寧主義的專政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民主，不需要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實證明，毛澤東容不得逆耳言論。1957年，黃炎培一家有七個人因言賈禍，被打成右派，包括水利專家黃萬里。當獲知兒子黃萬里被打右派後，黃炎培責問毛澤東，毛不予理會，還調侃說，“你家也分左中右呵!”又說，“你兒黃萬里的詞《賀新郎》寫得好，我愛讀!”暗示黃寫頌聖詩。黃萬里非但不寫，還向中央呈幾萬言書，直言修建三門峽之害。右派的帽子不僅摘不掉，還越戴越緊。(黃方毅：“黃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

寫頌聖詩、作干謁詩，順着毛摸，是郭沫若拿手絕活。當時能夠給毛澤東一些影響的郭沫若，並沒有面折廷諍。相反，他只能用連毛澤東都沒懂的話術，自言自語，模糊自己的想法，製造模稜兩可的語境。為了不觸犯龍顏，他採取了非常隱晦的方式勸毛澤東：現在整肅“李岩”一類知識分子，確實是太早了一些。

當年如日中天的毛澤東，自以為是，顯然誤解了郭沫若。毛澤東沒讀懂《甲申300年祭》。正是“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幸好毛澤東沒有讀懂郭沫若的用心，沒有讀出字裡行間藏着的信息，也沒有讀出他勸導不要整肅功臣的一片苦心。如果毛澤東真讀懂了郭沫若，郭沫若會像延安被整肅的那些知識分子，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毛澤東按照自己政治邏輯和歷史哲學觀，把李自成的失敗，歸因腐敗。毛澤東以為找到了王朝循環背後的癥結。他何其自信，甚至自信到把《甲申300年祭》列為整黨整風的文件。

毛澤東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他又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也是今天反腐理論的最早版本。李自成因為驕傲而敗是個偽命題;腐敗亡國也是個偽命題。腐敗亡國只是表象，是果不是因，腐敗背後有更深刻的制度結構性的原因。這個制度性的原因，就是上層統治階級與被統治者的互為分離的關係。國家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權基礎上，國家的統治者是皇親國戚，國家的社會基礎是官僚階層。這樣的國家，只能滿足皇親國戚和官僚階層的需要。國家的繁榮和穩定，必須以犧牲民眾生活幸福的同步成長為代價。

要說腐敗，康熙朝的和珅比誰都腐敗。大清國，並沒有因為和珅腐敗而亡國。腐敗是一個國家滅亡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要條件。朝代國家亡國，亡在制度落後和制度腐朽；亡在權力在一家代代相傳，一家之私置於萬民蒼生之上；亡在國家公器成了少數家族謀取私利的工具；亡在沒有權力制衡阻止局部腐敗一步步惡化，形成全局性制度性腐敗；亡在專制國家機器用文字獄不斷把精英變成國家敵人；亡在國家暴力掠奪，把順民變成刁民，把刁民變成暴民；亡在國家轉型與人民轉型脫節，“國家的轉型與人民的轉型，兩者相互成就。人民無法崛起，國家便無法徹底翻身。”(羽戈：一部韓國民主轉型的血淚史)一言而蔽之，亡在朝代國家的亡國基因。

在國家轉型、人民轉型、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意見洶湧澎湃、各種利益相互交織、各種謊言甚囂塵上。管理轉型社會需要更大的智慧、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依賴社會信息的正常流通和傳遞，保證社會不至於走向無序。信息閉關鎖國，是社會進步的大敵，是國家混亂的根源。“相對於腐敗或濫權造成的損害，認知結構的扭曲才是真正的災難。”(劉仲敬)認知結構的扭曲源於信息閉關鎖國。認知扭曲，或造成制度自卑，或造成制度亢奮。這是國家的“兩極心理病”(bipolar disorder)。打着維護國家安全幌子，實行信息閉關鎖國，必將造成信息扭曲、認知扭曲。集體心理扭曲為國家顛覆打下社會心理基礎。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舊制度交戰的張力將使社會充滿不可控的變數。這個過程，既是新制度的生長點，也是大革命的生長點。端看統治階層如何調解既得利益集團和未得利益集團的矛盾；如何平衡政府的權力和人民的權利的關係；如何用可操作的形式把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授權之上；如何與人民建立良性互動的關係。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社會轉型高壓鍋上的排氣閥，是兩種制度過渡的橋梁，是新制度產生的溫室，是政府和人民互信、共同建立權力合法性的平台。

轉型社會的問題，不是“不怕，我們手中有槍”一句話可以解決。天下不能憑匹夫之勇治理。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正在謀求改革和社會轉型的慈禧死後，大清江上落在年僅3歲的小皇帝溥儀和他的迷信槍桿子的父親載灃，一個25歲的攝政王肩上。他們稚嫩的肩膀如何扛得起江河日下的王朝。攝政王迷信“有兵在”，期望用槍桿子鞏固大清江山。槍桿子得到的政權，不能用槍桿子保衛。1910年，一場股災，就把大清沖得落花流水。槍桿子管理的股市，難免被金融海嘯衝垮。“一頭熊掀翻大清國，因為熊的後面有令人敬畏的力量。”(1910年的亡國股災)諷刺的是，結束滿清統治的，恰恰是這位“手中有槍”的攝政王和大清國的新軍。

乾隆年間出使清廷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曾經說過，這個國家“是一艘破舊的大船，150年來，它之所以沒有傾覆，是因為幸運的遇見極為謹慎的船長。一旦趕上昏庸的船長，這艘大船隨時就可能沉沒。”不幸而被言中。另一個當代預言家，則用蘇聯滅國為例，揭示朝代國家不可逃脫亡國命運。“這種體制有預支和挪用社會資源的強大能力，也因此杜絕了正確自我定位的可能性。” (劉仲敬：拜占庭的黃昏)劉仲敬這個論斷比馬戛爾尼更加深刻。只要信息閉關鎖國，無論船長謹慎還是昏庸，駕駛着的是一艘沒有正確定位系統的巨輪。這艘巨輪最終駛向礁石，不是必然的嗎?

只是當時已惘然

在彌爾頓出版《論出版自由》前後，在英國有另外一股政治力量出現——這就是貴格會(Quaker)。貴格會成立於17世紀，是基督教新教的一個教派，創始人叫喬治·福克斯。貴格會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和暴力，反對奴隸制，主張人生而平等，和平主義與宗教自由，因此受到英國政府的迫害。這些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徒，選擇逃離信仰和思想不自由的政府，投奔美洲新大陸。

當他們來到北美新大陸，歐洲其它國家的移民已經先行來到。1611年荷蘭人首先踏足今天的紐約，建立殖民地。曼哈頓是用總價24美元的念珠和其他小玩意，從印第安人手中購買的。曼哈頓這個名稱，是土著雷納稅佩人語的音譯。在原住民語言，曼哈頓的意思是“多山的島嶼”。1614年，曼哈頓這一帶被荷蘭人稱為“新阿姆斯特丹”。

新阿姆斯特丹轄地包括今天皇后區的法拉盛，當年叫弗利辛恩(Vlissingen)。弗利辛恩是荷蘭的一個港口的名字，被荷蘭人拿來作為新殖民地的地名。今天英文的Flushing則是英國貴格會(Quaker) 和新教徒來到之後把Vlissingen荷蘭語的英文翻譯。英國人在新大陸，曾經為他們的信仰自由與荷蘭總督史蒂文森抗爭。荷蘭殖民者禁止貴格會教徒做禮拜。

面對荷蘭統治者壓制宗教信仰，貴格會信徒邦恩發起並領導了反對虐待貴格會的運動。1657年12月27日，在法拉盛簽署的《法拉盛宗教自由陳情書》(又稱《法拉盛抗議書》)。這一份要求宗教、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的“抗議書”，是美洲宗教自由的先聲，是北美第一份倡導宗教自由的文件，它的精神開啟了後來被稱為《權利法案》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法拉盛是美國宗教自由文化的發源地。荷蘭西印度公司最後不得不允許居民享有宗教自由權利。

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進駐，把Flushing翻譯成“法拉盛”——“以法拉動，長榮長盛”，這個中文地名的寓意，非常之好。最早進入法拉盛的是台灣留學生。90年代，大量北方國企下崗工人來到法拉盛，更有一批佛教徒90年代末打着小腰鼓來到法拉盛，尋求宗教的一片淨土。目前法拉盛華人人口超過10萬。小鎮華人成功利用美國選舉法，選出了好幾位聯邦、州和紐約市的華人政治家，包括美國國會眾議員孟昭文和紐約市議員顧雅明。

2010年，紐約市人口普查局最新普查結果顯示，亞裔是人口增長最快的族裔，而其中華裔人口增速最快。在紐約的亞裔中，有近70萬是華裔，占紐約市6%的人口比重，是亞裔中人口最多的族裔。紐約目前的中文出版社有十幾家。它們是：世界華語出版社、天外出版社、明鏡出版社、柯捷出版社、北美華文作家出版社、美國名家出版社、印象出版社、易文出版社、獨立作家出版社，《世界日報》出版社;離紐約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則有成家出版社和採薇出版社。

紐約的華文主流報紙，有《世界日報》(台資)。《星島日報》(中資)、《明報》(馬來西亞資)和《僑報》(中國國務院僑辦);宗教團體的華文報紙有《角聲》、《大紀元》、《看中國》;社區報紙則有《紐約社區報》、《三州新聞》。法拉盛新華書店，可以拿到免費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和英文版《中國日報》。70萬華裔居住的紐約，華文出版業和報紙現狀，無疑是美國出版自由最好的印證。

為什麼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對一個社會必不可少?社會的最大的財富—人，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而表現出對國家漠不關心，因為沒有信仰自由而表現出道德淪喪，因為沒有出版自由而造成人民和人民之間、政府和人民之間互不通氣;人心、道德、信息，這三個國家發展和富強的動力，全然喪失。人的精神被壓抑，動力變阻力；發明創造被扭曲，創造力成為破壞力。沒有鴉片、海洛因，他們會搞出地溝油和三聚氰胺。與鄰為禍，易毒而食。信息閉塞，人心渙散，道德底線瓦解。道德沒有底線，他人就是監獄;法律沒有底線，國家就是監獄;信息閉關鎖國沒有底線，沒有人不活在恐懼之中。

現代社會最大的恐懼，是信息閉關鎖國帶來的恐懼。現代社會最大的威脅，來自不受約束的政府。政府不受新聞自由制約，政府參與製造謊言，國民被洗腦而不自知。這種恐懼，如同一氧化碳中毒，人們毫無痛苦的感覺，慢慢陷入中毒狀態，直至失去知覺。免除信息封鎖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生活在信息封閉之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將沒有意義。免於信息封閉的恐懼，對於創作尤其必要;擔驚受怕的心理狀態，不可能有思想創新;一個社會到了多數國民虛假信息中毒狀態，離開社會瓦解已經不遠。

一個民族，只有獲得完全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一個社會，只有多數民眾感到生活言論自由的環境裡，免除信息封閉的愚昧和恐懼，才能長治久安;一個國家，只有普通民眾有獲取信息的自由，積極參與各層社會管理，對政府形成有效制約，才能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歷史一再昭示：國家命脈繫於一家、一人的朝代國家，無論多強大，都始終逃不出被另一個朝代國家取代的命運。曾經鐵桶一般的大清王朝，連同八旗子弟，在1911年10月10日的一次兵變中被擺進歷史博物館。遙想當年，那些叱咤山河的皇親國戚，對大清制度，何其自信乃爾。如今，八旗子弟安在哉?

唐朝詩人李商隱的一句詩，“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似乎是對朝代國家建國滅國歷史的註腳。後人讀史，對於朝代國家一而再、再而三亡國，只能追憶，只能惋惜，只能感嘆。可惜，當時執政者們，卻總是一片惘然，看不清大勢。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今天看來如此明了的事情，當初在那些上智者眼裡，卻始終顯得模糊不清，混亂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