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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21)
第六章 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4)
疯狂的杀戮
一九七○年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学生张九龙。据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兰州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赴刑场处死。
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一一宣判后，二十四名犯人被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卡车一路行进时，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立在后边，面朝车尾，挂牌游街示众。事前，革委会当局已经严密组织沿途各街道委员会，划分了各自组织群众观看游街的地段。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需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的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紮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刑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的哭叫，随着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
各地“支左”部队的首长与军管会负责人主持杀人
主持杀人的几乎都是中共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多半是在文革的血泊中升的官，对于人命何价毫无概念。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
原来在军队担任军政委、军长的康建民、在宁夏自治区领导人被打倒后调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他公开发指示：“不服管教的，你们报上来，毙掉十个八个的。”
“不服管教”的反革命中，有一位名叫朱守中的。他原是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副校长，因反右运动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中卫县中学任教。一九六一年曾被押去劳改。**年四清运动，他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管教”，常有反革命言论：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像这种做法，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也快不行时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一直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其言论报到康建民那里，便在“一打三反”中被“毙掉”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冼恒汉主持的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就决定判处甘肃师范大学教授张师亮死刑了。七○年月三月十七日，冼恒汉又主持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复议维持原判。军区党委决定后，甘肃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只不过复议通过，盖了个橡皮图章。
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于七○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点名单。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就揪一个，马上按成“喷气式”。随后便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造成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徐海涛有功于张春桥，所以张春桥当上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他，给了他一个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二十七人，另致使二十人自杀身亡。
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学红卫兵拷打致死，副市长杨杰等六人被诬为这件“政治谋杀案”的幕后“黑手”，于一九七○年四月判处死刑。市革委会主任是“支左”的部队首长。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祗因为待杀者中有两名高级干部，省里派人复查，确证是一起冤案，那几名受迫害的人的头才没有被削掉。
杀人也有“指标”
陕西铜川煤矿有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党治国。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学生。即便是在劳改，他也不忘宣传马列主义。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煤矿工人业余学习《共产党宣言》。这样便算犯了“现行反革命”罪。
在被斗争、毒打了一阵之后，铜川市法院将他判处死刑，上报陕西省待覆处决。恰好那时省法院按指标行事，已作好计划枪毙四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七名，党治国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十多年后，他出狱回到母校，领到了一张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书。而那四位排名在他前面的“现行反革命”，虽然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
应当指出，在那乱捕乱杀的当头，也有正直的司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安徽合肥市一家无线电厂挖出了一个“三民党”反革命集团，全案二十一人，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都判了有期徒刑。安徽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汪崇启接到报审的案卷，没大笔一挥了事，而是仔细核查案卷，提审被告，查明该“反革命集团”的“张贴反革命标语”等罪名，全部是办案者为了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邀功，通过刑讯逼供、诱供而编造出来的。案情澄清，被告开释，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条人命。
大批国人自杀
又有大批中国人被逼得走上了自杀之路。
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的“一打三反”，“有二百五十多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江苏溧水县，一九七○年初开始“一打三反”，死亡十三人。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二三八起，其中死亡一八八人。”“河池地区自杀一六九人。”
由于“一打三反”紧接着“清理阶级队伍”，所以许多地方谈到非正常死亡时，将“清阶”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譬如云南镇雄县官方记载说“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河南安阳市郊区笼统记载“清队”和“一打三反”共死亡二十八人。
全国逮捕二十八万多“反革命分子”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
一九七○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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