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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21)
第六章 風雨如磐的歲月：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記實(4)
瘋狂的殺戮
一九七○年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運動前原判決為“死緩”的政治犯全部從勞改農場拉出，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開除學籍的大學生張九龍。據長沙中學生楊曦光回憶：“我在勞改隊，親眼看到了五十多個從未有犯罪行為和暴力行動的政治犯被處決。”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布次日將判處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蘭州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赴刑場處死。
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兩批槍決“現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中有兩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萬人“公審大會”一一宣判後，二十四名犯人被分別押上十二台卡車，每台押兩名，開赴江東門刑場。卡車一路行進時，每台卡車前方兩側各架一挺機槍，後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裝的軍人，兩名犯人立在後邊，面朝車尾，掛牌遊街示眾。事前，革委會當局已經嚴密組織沿途各街道委員會，劃分了各自組織群眾觀看遊街的地段。被通知觀看遊街的群眾必須出席，且需自帶板凳，端坐街道兩側等候遊街車隊，接受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當局的組織效率奇高，從五台山體育場到江東門的刑場，沿途安排的觀眾竟有百萬之眾。被槍決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馬列主義編譯局俄文翻譯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學校長王飛等。
各種“消聲法”大行其道
槍決“反革命分子”前使之發不出聲音、無法呼喊“反動口號”的做法，在全國大行其道：
最簡單的是麻繩勒喉管：江蘇省常州市某局長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被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里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即被揪出。到此時已被關了三年多。七○年三月十一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着便對他宣讀判決書：死刑，不准上訴。他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說不出話來。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場槍斃了。
竹筒塞嘴：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紮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壓舌板”：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使用了一種“壓舌板”，使其在臨刑時無法喊叫。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裡塞進了壓舌器，外面再扣上一隻口罩，以免革命群眾見了心存異議。
割喉管：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也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
其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等，批准了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割喉管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一九七○年五月，原中共中央東北局女幹部張志新因“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被判處死刑，因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說“留個活口，當反面教員，不殺為好”而改判為無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遠新主持省委會議後下達處死張志新的命令時，遼寧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瀋陽監獄當局割她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以致旁邊一個女管教員慘叫一聲，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當時，青年畫家韓美林因“思想反動”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廠勞動，又因“裡通外國”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監獄。據他回憶，“十尺零六寸長的牢房裡，經常關上十四、五個人，每個人只有八寸寬的地盤。刑事犯和政治犯亂關在一起，政治犯腳鐐手銬，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負。……一殺人，就早上四點拉鈴，然後用幾個高音喇叭同時放樣板戲。然後，凶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你！’‘你！’‘你！！！’驚天動地的哭叫，隨着是一排懾人魂魄的槍聲……。”
各地“支左”部隊的首長與軍管會負責人主持殺人
主持殺人的幾乎都是中共各地方組織的負責人。他們多半是在文革的血泊中升的官，對於人命何價毫無概念。一九七○年十月，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明華在監獄裡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主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
原來在軍隊擔任軍政委、軍長的康建民、在寧夏自治區領導人被打倒後調任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兼黨委第一書記。他公開發指示：“不服管教的，你們報上來，斃掉十個八個的。”
“不服管教”的反革命中，有一位名叫朱守中的。他原是上海一所師範學校的副校長，因反右運動中“動搖退卻”被開除出黨，作為上海“支援寧夏大隊”的一員到中衛縣中學任教。一九六一年曾被押去勞改。**年四清運動，他被開除教職，下放農場。他一直“不服管教”，常有反革命言論：江青“妄想以‘老佛爺’慈禧自居”；葉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麼也爬不進中央。像這種做法，豈不是成了夫妻黨？”“把林彪的名字載進了黨章，這還叫什麼共產黨黨章？”“陳伯達自詡為中央唯一的理論家，看來也快不行時了“康生是中國的貝利亞，一直搞‘契卡’的，寧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虧……”其言論報到康建民那裡，便在“一打三反”中被“斃掉”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冼恆漢主持的蘭州軍區黨委會議就決定判處甘肅師範大學教授張師亮死刑了。七○年月三月十七日，冼恆漢又主持蘭州軍區黨委會議，複議維持原判。軍區黨委決定後，甘肅省革委會辦公會議只不過複議通過，蓋了個橡皮圖章。
上海警備區的一個師政委徐海濤擔任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組長後，聽說上海圖書館有不利於張春橋的歷史資料。於七○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圖書館召開“深挖現行反革命分子全館動員大會”，他在台上點名單。他念一個名字，下面就揪一個，馬上按成“噴氣式”。隨後便宣布對他們“隔離審查”，造成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死，一人精神失常。徐海濤有功於張春橋，所以張春橋當上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後，立即提拔他，給了他一個總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
陝西安康縣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槍決二十七人，另致使二十人自殺身亡。
安徽淮北市委書記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學紅衛兵拷打致死，副市長楊傑等六人被誣為這件“政治謀殺案”的幕後“黑手”，於一九七○年四月判處死刑。市革委會主任是“支左”的部隊首長。他在全市幹部大會上得意洋洋地宣告：“無產階級專政的槍聲就要打響了！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是，現在有人……說我們頭腦發脹，草菅人命。屁話！這是屁話！對於反革命，我們就是要草菅。他們本身就是草，毒草。我們不但要殺，還要斬草除根……他們的頭，殺定了！我們殺定了……”祗因為待殺者中有兩名高級幹部，省里派人複查，確證是一起冤案，那幾名受迫害的人的頭才沒有被削掉。
殺人也有“指標”
陝西銅川煤礦有個“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黨治國。他原是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的學生。即便是在勞改，他也不忘宣傳馬列主義。他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輔導煤礦工人業餘學習《共產黨宣言》。這樣便算犯了“現行反革命”罪。
在被鬥爭、毒打了一陣之後，銅川市法院將他判處死刑，上報陝西省待覆處決。恰好那時省法院按指標行事，已作好計劃槍斃四名，而各地當時報審的死刑犯共七名，黨治國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十多年後，他出獄回到母校，領到了一張久違了近三十年的清華大學水利系的畢業證書。而那四位排名在他前面的“現行反革命”，雖然也被當局承認是冤殺而平反，卻白白成了殺人“指標”的犧牲品。
應當指出，在那亂捕亂殺的當頭，也有正直的司法工作人員履行職責。
安徽合肥市一家無線電廠挖出了一個“三民黨”反革命集團，全案二十一人，合肥市中級法院判處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緩，一人無期徒刑，其餘都判了有期徒刑。安徽省高級法院的法官汪崇啟接到報審的案卷，沒大筆一揮了事，而是仔細核查案卷，提審被告，查明該“反革命集團”的“張貼反革命標語”等罪名，全部是辦案者為了揪出一個反革命集團邀功，通過刑訊逼供、誘供而編造出來的。案情澄清，被告開釋，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條人命。
大批國人自殺
又有大批中國人被逼得走上了自殺之路。
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上海市南匯縣“審查”、鬥爭了三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寶山縣的“一打三反”，“有二百五十多人作為敵我矛盾處理，四十一人被迫自殺。”
江蘇溧水縣，一九七○年初開始“一打三反”，死亡十三人。廣西欽州地區，“發生自殺事件二三八起，其中死亡一八八人。”“河池地區自殺一六九人。”
由於“一打三反”緊接着“清理階級隊伍”，所以許多地方談到非正常死亡時，將“清階”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譬如雲南鎮雄縣官方記載說“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河南安陽市郊區籠統記載“清隊”和“一打三反”共死亡二十八人。
全國逮捕二十八萬多“反革命分子”
據歷史學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萬多名，捕了二十八點四八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萬四千八百多名。
一九七○年是文革十年間當局“依法”槍決“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文革結束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說：“一九七○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寧夏錯殺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處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錯殺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處的有二十二人。”
就全國而言，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應在十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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