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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浩劫》(22)
第七章 文革死亡人數統計為兩百萬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毛澤東會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時說：“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他說明了運動的重點目標，但有意縮小了打擊範圍，實際“整倒”的不是幾百、幾千人，而是幾百萬。
廣東名作家秦牧曾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一九八○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
Ｒ•Ｊ•Ｒｕｍｍｅｌ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七百七十三萬人。這個數字可能偏高，但是筆者相信應在二百萬以上。
一九六六年紅色恐怖殺人十萬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第一個是一九六六年的“紅色恐怖”。
以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周恩來有個說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掃一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
這“橫掃”，肇始於以中共幹部子弟為基本隊伍的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這時，牛鬼蛇神還只限於“五類份子”即“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資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達十一萬四千多戶。從北京發源、迅速達於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譬如上海郊區川沙縣有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一千萬戶。
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已無冤無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範圍的恐怖。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份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份子”頭銜的牛鬼蛇神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當然十分清楚。謝富治在會議上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謝富治還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個紅衛兵，到時，他們不沖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還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六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江青傳達的字句稍有不同）
正是在得到這個“最高指示”之後，他們將打人提升為“紅色恐怖”，而就在這批中共幹部子弟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毛當然沒有表彰他們打死人的行為，他確實也不主張打死人。他不過是利用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以壓制對手罷了。
被打死的各類“份子”數以千計，後來中共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
由於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長們還是有顧慮，他們擔心於手讓學生在街上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被追究。毛澤東於八月二十二日親自批轉了一個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無遠弗屆。譬如廣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被殺者應不下十萬。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廿萬人
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不曾有過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的法子結束自己的生命。僅一個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憶道：“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該。”
六月中，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是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筆者估計，文革初期自殺的人當在十萬至二十萬之間，至少是毛澤東估計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鬥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鬥”是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全國性的武鬥起於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澤東號召“奪權”。但軍隊不能奪權。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圍石河子的一個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
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直至六八年底方漸平息。
武鬥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陝西省為例，勉縣武鬥“死亡八十五人，其中打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鬥汽車肇事死亡十三人，武鬥中觸電死亡一人，打死無辜群眾三人。”蒲城縣雙方及無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區十餘條街道的兩萬多所民房被燒。安康縣武鬥，歷時一年，毀房屋三千三百餘間，死亡七百八十四人。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烈，因為當地是中國的軍火工業的基地之一。軍分區和當地空軍駐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二百多人，數百人負傷。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戰中將參戰的役官兵十二個整連外帶四個班全部繳械、俘虜。“雙方打死打傷參戰人員不計其數。”
江青說過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兩千餘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殘廢。
武鬥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萬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縣雙方共戰死一百九十一人。
有的地方群人組織間的武鬥引起地方軍隊鎮壓，造成大批傷亡。譬如寧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間，康生指示駐寧夏的部隊支持一派，“必要時可發槍自衛”，並在青銅峽地區鎮壓“保守派”，打死、打傷各一百餘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陸軍第二十軍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二十七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陽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殘三百一十九人，燒毀房屋一千二百餘間。
文革中一些群眾組織如被認為有異端行為也會遭到當局殘酷鎮壓。如雲南的群眾組織滇西挺進隊被說是要叛國，軍隊進行圍剿，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一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一部份是被虐殺的戰俘。如河北雄縣由軍隊三十八軍支持的那一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濫殺俘虜二百八十六人，自殺二十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審訊”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曾經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除了有些頭頭被槍斃以外，更有相當一批人死於‘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豐縣的一派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為了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老百姓。
廣州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武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一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
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
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如黑龍江省賓縣，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殘三十二人。
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寶山縣“清隊”，“經縣革委會審批的揪斗對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三百三十四人。”
人口特別少的縣，在“清隊”中被整死的人數才少於一百。譬如中蘇邊境上的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個人口一至二萬人的人民公社為單位來看，死人數則大約數以十計。如上海奉賢縣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鬥，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廣西扶綏縣昌平公社，“清隊”時“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棒子底下出特務”，只有一百一十戶人家的樺田生產大隊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傷四十一人。
各級革命委員會平易近人這場運動的執行者。比如遼寧台安縣城鄉各單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舉磚頭、跪碗渣，應有盡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許多人致殘。四十三人被投獄判刑。”遼寧凌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殘五十一人。”
五十萬人死於清隊
按照毛澤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指示，各地都層層建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以江西萬年縣為例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貢子、站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鄉寧“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傷打殘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學生，刑計逼供，打死三人，打傷打殘十多人。
執掌各省、市黨、政、軍大權的軍人是這場運動的指揮者。如黑龍江省大慶油田於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革命委員會，第十六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在“清隊”運動中，“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殺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殺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
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一，是全國“清隊”運動的樣板。軍宣隊領導下，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九百多人被“審查”，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殺身亡。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整死了九名幹部和八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陝西銅川市焦坪煤礦挖出一個“反共救國軍”，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二十一軍軍長或政委）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進一步掀起對敵鬥爭新高潮”，嚴刑逼供。無端受株連卻多達五百多人，含冤自殺的有八人。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一場大血案。“僅這一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殘一百二十八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隊”重點。湖南大學自“學校革委會成立後，被亂捕亂關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十八人，長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錯判刑的十六人。”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二百多人被“隔離審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殘廢，四人自殺，包括一九四九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殺獲救未死。
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五十萬人以上。
趙健民案一萬七千餘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無根據地當面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抿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的份子來。僅此一案，雲南省一百三十八萬人被敵牽連，一萬七千餘人被打死、逼死、六萬一千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殘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雲南又有“劃線”一說。在兩派鬥爭中站錯了線的便入了另冊。“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據一九七五年的統計數字，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三十萬人，其中三萬七千人死於非命。”
冀東李楚離案三千人死於非命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屬二二一廠及開採核燃料的礦區，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隊”。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面”。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四十餘處監獄，先後關押了四千餘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一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務”、“反革命”。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五十九人，包括九院副院長王志剛，打傷、打殘的則有三百多。被逼瘋的大人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
內蒙內人黨整死一萬六千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接見天津市革委會及群眾組織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協會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夥人”。兩天后，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因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合夥“專了我們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窩”，一千二百餘幹警被審查。據方紀說，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髮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長江楓。
“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來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一九四五年，該黨恢復，並由業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中共黨員烏蘭夫等控制。不久，中共怕它勢力壯大，日後無法控制，一九四六年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在內蒙古大抓“內人黨”。結果在整個內蒙古地區和內蒙古軍區胡抓亂捕，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份子。全內蒙古有三十四萬六千餘人被審查、揪斗、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的多達八萬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則有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一說“被迫害致死者竟達十多萬人”，存疑。）
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那個“三反”，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所以當權派並不感興趣。“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監禁、五人被逼自殺，三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處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錯殺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處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三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結合，共清出五千多“有問題的對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殺”。
這是文革中最後一次大批中國人自殺之事件。譬如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殺政治犯
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說了一句“哪裡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槍決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殺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僅三十萬的省會銀川市近十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一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二十二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一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二十二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布次日將判處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確實大多數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裡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比北方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由於“清隊”、“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江蘇省只籠統公布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在十五至二十萬之間。
結語
以上談的僅是文革中的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二十四萬餘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一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兩千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十多萬。概而論之，說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萬以上不會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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