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复三：历史的沉思—《神曲》默想(下)

二、炼狱——中国是在“崛起”还是在下沉？

《神曲》的第二部分“炼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就是“悔悟和希望”。在但丁时代，意大利文里用以指“悔悟”错误所使用的字（(Errore)也意味着“漂流”。

20世纪中国人经历了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特别是战争结束後50年里的无数革命运动，在精神上对 “漂流”这个字会感到十分亲近；但若有人把过去所称“历史的必然”看作“漂流”，则不免会引起一些“愕然”。其实这个观念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人们以为这只是用来形容一种政策，其实，50年来中国人的命运也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党领导一切，整个中国被领导到今天，东西南北上下，六面楚歌，不知几时才能自拔。当年的“伟大领袖”发动了把民族推入无边灾难的“文革”，难道还是“大救星”吗？现在若有人称“今日中国”是“烂泥塘”，“伟大导师”已经成了当局手里的“烫土豆”，这是否丑化了中国，或有“恶毒攻击中国政府”之嫌？

如果把视野扩大，把今日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从世界看中国，从“全球一体化”看中国，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些。世界的几个大趋势是：

一、现代化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首先是全球气候加剧暖化，土壤加剧沙化。大气、土壤、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3大资源，现在都在恶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恶化的过程还在加快，而受害最深的总是那最贫穷的社会阶层。换言之，生态环境的恶化加深了社会贫富阶级的两极分化。

二，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工业上的落後国家如中国和印度，靠出卖本国廉价劳动力加快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老的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外移，国内失业问题深化、长期化。这两个趋势加深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与劳动人民的对立，也引起了中国、北美、西欧的社会政治动荡，政治“走马灯”到处“换马”。

三，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许能缓解中国长期以来“人多地少”导致农民革命的历史循环，但城乡对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矛盾突出。五千年来，中国大众经受了多少苦难。

在苦难的磨练中，民众表现出不怕艰苦的民族性格和顶天立地的英雄主义，战胜了无数灾难。这种爱和英雄主义在几千年历史中凝聚成民族的传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在20世纪下半叶里，几代人民的政治献身变成一个骗局，使多少当年的英雄为之感叹。最令人痛惜的是，青年一代被告知说，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阶级、也就是人对人的社会仇恨之上，中国民众只能忠于一个秦始皇式的大独裁者，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当被打倒，而且在思想上“批倒批臭”。于是老百姓被扔到水深火热之中，连最後的一个“窝”（家庭）也被践踏：“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毛主席亲”。中国人从来尊重知识，而这50年中人们曾被灌输道：“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由于宣扬“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一度成为“臭老九”。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攻击传统文化，都要把知识分子作为攻击对象。

经过这50年，现在中国大众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比20世纪初、比1949年，是更热情还是更冷淡了，为国家或为自己，哪种心态多、哪种心态少了？政府和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比 1949年是更热情还是更冷淡了？

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是更好还是更差了？政府以专政高压手段推行政策，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给人的感觉恐怕只能是：中国正在下沉，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在衰亡。尽管盖起了多少高楼大厦，可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下岗的工人、失业的人群、读不起书的农村贫苦儿童、看不起病的老人们，遍布全国，何止千万！这时，中国却有“理论家”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中国正在“崛起”，而且因此被看成了官方的宝贝。这一切能不令人愕然吗？

经过20世纪，人类可以从历史中得到两条经验教训。其一，任何政治野心家若要利用群众，就总会煽动人民大众心里埋藏得最深的民族感情，把它变成政治意识形态，变成“神圣的”民族至上主义、国家主义,从而在这个名义下奴役人民。其二，任何政治若把文化当作政治工具，就总是要禁止文化对现存秩序的批判性反思，其实质便是扼杀文化，造成历史的倒退。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事情，其实质内容早已被政治“掏空”，剩下的只是可供赚钱的“旅游资源”；人民只能喊“万岁”，只能唱“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外国人从中国的宣传广告里能明白这一切吗？不仅外国人不明白，就连“文革”以後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甚至50年代出生的一代，大概也难以明白。中国的报纸刊物、历史书籍和中国的各级学校不得不按照领导的要求“教育”人们：过去的革命党继续在“保先”，中国历史永远在进步，“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究竟哪种观点更符合历史现实，可以长期争论下去。问题在于：容不容许争论？只有容许人们争论，文化才能进步；争论被压下去，文化便退化了。

进入21世纪，中国面前的命运，看来是一段漫长的炼狱。走出地狱，为什么还不能进入乐园呢？为什么炼狱将会是长期的？

但丁的《神曲》表面上是讲基督教信仰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人类背离了神的道路。粗鄙的无神论者会认为，一把神抬出来就是迷信、反科学、反现代科学世界观，这实在是无知，至少是无聊。但丁正是反对教皇专制的一个斗士，这导致了他後半生被迫的政治流亡。《神曲》以人背离了神的道路为主题，是继承了中世纪的传统思想框架；但这部戏剧既不写妖魔鬼怪，也不写天兵天将或天使，“地狱篇”的第21章和第22章表现出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神曲》是1300年意大利托斯坎纳地区的一个政治流亡者对欧洲基督教会统治下社会的写照，实际上是一部评论人间的戏剧。其中的3部分——地狱、炼狱、乐园——有各自的不同的境界韵味。读者从“地狱篇”进入 “炼狱篇”时，感到自己仿佛和诗人的向导浮吉尔一起，刚走出地狱，登上炼狱岛的边缘。但丁在地狱里所看见的景象令他震惊。但在那里，诗人还是一个旁观者。只有到“炼狱篇”里，诗人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人。

在“地狱篇”里诗人所看见的景象，到“炼狱篇”里才有了思考中的意义，也就是说，诗人才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在地狱里，罪人失去了对将来的希望，只有追求现实社会里的个人享受，以此为业、以此为乐，逐渐发展到以此自傲，以此作为自己生命的意义。

“炼狱篇”贯穿着诗人的真正的爱，他以这种无私的爱筛选人间的一切，使他们从不自傲而开始反思，走向悔悟，意识到自己心灵长期在漂泊。这是心灵的漫长征途。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炼狱给人什么启发呢？它引导人们把一桩桩亲身经历的事实联系起来，将客观世界的现实和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相对照，感到理想的幻灭也正是自己对过去的一种幻灭感；由对客观世界的痛苦反思，进而对自身痛苦地反思，从而产生悔悟，重新确定自己生命的意义，结束自己的心灵漂泊。这是一个煎熬心灵的旅途。

在今日全球走向一体化的现实世界里，中国在经济结构上正处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旧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变化之中，人们不得不问自己：“我在哪里？中国在哪里？世界又在哪里？”

“五四运动”是这场变化的一个先声。它本来是由文学到思想的一场革新运动，但由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20世纪初叶最容易挑动起被西方侵略的世界落後国家社会的神经，结果“新文化运动”很快就演变成反帝反封建的 “五四”政治运动，运动的左翼则发展为共产党。它和国民党的联合与斗争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两个侧面。

由于中国与世界在历史上和思想上的的长期疏离隔绝，由于中国对世界并未深入了解，“五四运动”虽然树立起“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但它们更多地是被当作政治口号，人们并不曾真正认识世界。这种局面後来使人民革命的果实被一党篡夺，把中国引上了歧途的50年历史。经过30年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上落後于亚洲“四小龙”，最後还是不得不回头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而在政治上则倒退到“戊戌变法”以前，连限制专制政治的“君主立宪”都不能正面提出，因此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对世界都更加疏离了。“五四运动”後，代表进步的左翼知识界对运动的歌颂压倒了对它的分析研究，以至于看不到“五四运动”的不足──只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看世界，从民族主义要求中国，而未曾从世界现代化来看中国，看不到中国从人民无权的专制统治走向现代化世界过程中的重任。换言之，中国还是在漂流着前进。

如今进入21世纪了，世界正一体化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从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漫长道路来看，世界一体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长期趋势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进入现代化的炼狱的长期性。中国人民文化思想上长期与世界隔绝，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民族的自大心理根深蒂固，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是中国炼狱长期性的一个根源。外部世界生态环境恶化，国际政治环境不稳定，两者互相作用，这是中国炼狱的又一个根源。这些因素会相互影响，使问题纠结、难分难解，这便使中国的炼狱无可避免地成为漫长的征途了。

但丁在“炼狱篇”里假罗马诗人浮吉尔之口说出了著名的诗句：“无论狂风怎样愤怒，他像耸立山峰的灯塔那样，丝毫不动。”这就是无论对朋友或敌人，都勇敢说出自己所见真理的诗人的自述。

三、对乐园的憧憬——历史与未来

按照当代学者的研究，《神曲》第三部分“乐园篇”是但丁在1321年（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写出的。“乐园”和“天堂”的区别在于：乐园还是人间。但丁是诗人，诗人总是向往着未来。18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一书里把历史称为“诗”，大概是因为在历史里人们说的是过去，其实想的是未来。以前我不明白，朱光潜先生晚年为什么会放下他毕生从事的西方美学研究，而去翻译马克思之前一个多世纪的维柯的《新科学》。现在自己的年岁大了一些，开始懂得历史并不是一条“金光大道”，而是崎岖的；它不是教条，不是用理性逻辑织成的锦缎。因此，人们要学会离开书本，从一代代人的经历中去观察历史、理解历史。也似乎懂得：朱先生所想的是世界的未来，《新科学》正是引导人们以诗的热情去看待未来；历史和未来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是诗，对未来的憧憬其实也是诗。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代，无论是在世界历史里，或是在中国历史里，都已经从台上走到了台下，从观众席又走到了旁听席，甚至从旁听席又到了门外席，因为身在门外、成了“世界公民”。中国当局认为，中国的事情只能听少数人颐指气使；中国往何处去，不是一般老百姓该过问的问题。我却摆脱不了焦虑，常常会问自己：中国的出路何在？我想它，乃身不由己。

中国人，怎能不想中国的事情呢！？即便不是为中国，即便已经踏入思想中国的禁区，除了“捡”中国当局的“骂”之外，不会有多少人理睬，即便只是为自己能够存在，我也需要找到一条思想的出路。经过多少不眠之夜，回顾过去，也看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现在开始看到，中国的出路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上走现代化的道路。

不能不承认，有5千年文化的中国背上了不少思想包袱，比如文明古国、地大物博，还有人民聪明勤劳、不怕牺牲，“经过了长期革命的艰苦考验”，又有了“全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还有“伟大、光荣、正确、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中国人在民族孤立中成长，历来容易自大，近50年来又被鼓吹民族主义“国情特殊”的专制统治者利用，与世隔绝、安于落後状态。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在思想文化方面落後了，与利玛窦来中国、中国进入世界历史、16世纪初西欧文化复兴时期相比，恐怕落後了4百年。在今日中国，只有不怕被诬蔑为“鼓吹西化、反华、颠覆中国”，敢于承认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的落後，才能有前进奋斗的方向，中国才能走出泥潭、走向新生。

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要把毛泽东过去长期鼓吹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打碎，也就是要“非毛化”。中国要再建文化，就需要“非毛化”。只要实行“非毛化”，就是在重建中国文化。中国要进入21世纪各国之林，舍“非毛化”没有其它出路。这恐怕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鲁迅曾经提出，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大概寄希望于中国建立起一个新国家，将会承担起这样一个历史任务。今天的人们不得不想，人民共和国建立56年後，中国大众还不能学会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华民族如何发展，如此又怎能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毛泽东在鲁迅曾长期用纸笔奋战的上海与文化界人士会面，毛回答问题时说，鲁迅如果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继续写他的杂文，他就只有蹲班房。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结果把中国人民推入更深的水深火热之中。鲁迅死得早，如果他多活30年，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恐怕只好沦为“现行反革命”。1950年後，写鲁迅式杂文的人，果然验证了毛泽东的话，去蹲班房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大家似乎都在等着看中国的前途如何。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和中国的“共舞台”看，21世纪中国要演出的新剧目已经排定。这便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伟大领袖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纲领，连同5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袖和19世纪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在今日中国正由共产党率领人民，费尽心机、用尽力气，把它拆掉。这出历史剧现在已经上演。过去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现在在民众心目中已日渐和“贪官污吏统治集团”合而为一，成为出租汽车司机为代表的公众嘲笑唾骂的对象。

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当下正在竭尽全力地延长自己的统治，并从根本上毁灭自己，同时又使执政集团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对立扩大，这便是中国前途的“早春消息”，是21世纪新时代中国之《神曲》的展现。

站在21世纪的开端向前展望人民觉醒和历史发展的道路，似乎谁也无法准确地预见未来，但是统治阶级反人民意志的行径倒是很有历史规律的延续性。任何中国人想到这些，能无动于衷吗？经历了抗战8年、全面内战4年、现代秦始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30年、现代秦二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秦始皇加马克思”式无产阶级专政25年的中国人，今天还要继续活下去，就需要对历史的行进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

人生活在历史之中，需要有一点嘲笑自己像唐·吉诃德的幽默感。这就是我的历史处境和所见到的历史前景。年来，海内外华人都在看“大汉天子”、“天下第一楼”等电视片。从这些电视片可以体会到，人们开始对历史拉开距离，分析批判地看历史、看人生，这是在中国大众中间出现的一种缓慢的、新的“悟”。在广大农村，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为了进城当工人的权益，为了摆脱骑在农民头上的“老爷”，正在开展斗争。知识界开始酝酿着争取自己的人权。这些都是缓慢的、新的“悟”。它们在日夜生长着。

人的生命意义总是在和时代、命运搏斗中自己努力开辟出来的，民族的生命意义恐怕也一样。中国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都面临着开辟民族命运的挑战。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新的搏斗，令人不由得想起20世纪30年代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所写的、令人热血沸腾的歌词。这是陪伴我、激励我走过一生的歌曲。虽然已经过了70年，想起这首歌中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心里仍然火热。又不禁记起鲁迅写下的、和历史一样沉重的诗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沉浸在这样的心情之中，我度过了自己的80岁生日。

（2006年3月8日晨3时写完；2006年3月13日晨1点修改毕；4月11日晨定稿。）

转载自「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总第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