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昌海：我所了解的有关陈独秀的一些史实

在大革命中，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而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相对比较隔膜，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作的政治报告中，依旧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主张退让，导致大革命功亏一篑。

以上所述与我所了解的情况有出入，现将我了解的史实罗列如下：

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南端，明代东华门城基陈列处，墙上嵌有一块全园游览路线和周边街区详图，用黑色大理石雕刻描金，图像清晰，标注详密，唯独遗漏了近在咫尺的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故居兼《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明教授为这件事不知说过多少次。

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北，靠近沙滩老北大红楼东侧，一座挺立于五四大街上的纪念五四运动的不锈钢浮雕，成照片底片式样，宽高各四米，呈倾斜的不规则三角形，足以支撑千年而不朽。却无陈独秀！自认是学生的毛泽东头像居中，李大钊稍靠边，蔡元培、鲁迅偏在边角，曹汝霖、章宗祥也在左下角占一席之地！与“五四”毫不相关的、写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也居中在毛泽东头像之下。这是对历史的公然嘲弄！

在伪造历史的“文革”中，曾将位于沙滩红楼的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办公室，改为报刊阅览室管理员毛泽东的办公室；南昌起义则改为由连长林彪领导；井冈山朱德毛泽东会师，也改为毛泽东和连排长林彪会师，两种作伪一样地荒唐可笑，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1922、1923年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打交道之初，马林与陈独秀就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向导》周刊撰文公开批评国民党孙中山（1）没有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作为头号重要任务。（2）批评国民党的所谓军事路线，说孙中山重视军事，完全不重视民众，这是当时共产国际批评国民党最厉害的一招。所以後来国民党改组，成立五部，发动民众运动，全部是把重心转移到群众路线上来。马林与陈独秀等反对国民党北伐，反对在广州养军队，反对成立广州政府养一大批政权机构。认为国民党这么做，就又回到旧政权北洋政府的老套路，因为要养兵养官就要收税剥削老百姓，那国民党就不是帮助老百姓反对贵族、资本家、地主，仍然是站在群众对立面剥削压迫。陈独秀等认为军事革命是错误的，应该学习俄国做群众工作，依靠工农大众搞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种批评让孙中山非常不高兴，孙中山始终坚持自己的三民主义理念，以“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的改良解决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孙中山对共产党代表明确讲，如果不是为了要苏联援助的话，我现在就把陈独秀开除出去，绝不允许他那么干。孙中山多次警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

1924年4-5月间，由于鲍罗廷前往北京参加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中苏问题的谈判，引起大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孙中山接连致电鲍罗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要求苏联放弃谈判。随着中苏协定于5月31日在北京签订，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群起鼓噪，公开要求与苏联断绝关系。孙中山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説服了这些人，但却难以平息他们对中共党员无条件拥护苏联的强烈不满，致使国共两党关系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危机。1924年7月，孙中山抓住共青团在国民党内发给其团员的内部文件（在国民党内设立指导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行动的秘密党团）引起的一些国民党要人弹劾中共的事件，召开国民党中央第43次会议，当着鲍罗廷和中共代表瞿秋白宣读了对中共的弹劾书。指出“以俄为友则可，以俄为宗旨则不可。”再次坚决表示国民党拒绝走苏俄道路。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根据鲍罗廷提议，由国共两党与共产国际各出一名代表组成，负责审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所有训令，来约束和制裁跨党的共产党人的越轨行为，同时负责解决两党关系中的一切纠纷。在征得苏联大使加拉罕同意後，鲍罗廷决定采取退让政策以避免造成两党关系的破裂，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明确主张苏联不应继续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更反对任何退让。陈独秀中央据此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廷所犯的严重错误。

1927年3月，陈独秀不断向莫斯科报告危险局势，同时在北伐军兵临上海前，举行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一直坐镇上海指挥。在第三次起义之前建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还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线军事委员会，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召开的31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30次，每次到会都发言，领导得力，之後取得了起义的完全胜利。陈独秀准备与蒋介石实行决战，但为斯大林所阻止。蒋介石随後发动政变。

北伐战争的军事胜利使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好像中国革命的危险迹象都消失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更加激进的左倾任务：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竭尽全力实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前途，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专政（工农民主专政），立即开展土地革命。这对于当时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南方各省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使日益恶化的国共关系陷入到更严重的危机之中。共产党毕竟只能依靠工农运动的浩荡声势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和阻遏国民党的右倾，他们只能而且必须给群众以利益。就连试图阻止蒋介石独裁趋势的左派国民党人也开始寻求工农群众的支持了，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上破天荒地提出来一个异常激进的“最近政纲”，公开许诺要给工人农民种种好处。这样一来，随着旧有统治秩序的瓦解，北伐军所过之处，到处都充满了浓烈的革命气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和受歧视的人们，迅速组织起来向上等社会宣战了。在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共产党人因缺少人手、经验，乃至意见不一而难于有效控制和引导的情况下，要使这种革命激情始终保持理智和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地个工农运动都日渐陷入严重失控的境地。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後，很快就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指出：湖南不少地方的农民协会被哥老会把持，完全不听指挥，大批国民革命军军官（多为湖南籍）的家庭遭受冲击，甚至截扣一般士兵的汇款。还要平分自耕农的土地。因为部分基层农会掌握在游民和某些素质低下的农民手中，基本上没有没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金冲及：《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後後》，《近代史研究》2004.6），很多事情自然就难以得到理性的结果。

1927年1月，湖南设立了有处决权的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4月以後，农民建立了农会、农军，取代了旧政权和民团，并对地主采取了清算（针对经济上的不法行为）、罚款（以偿付昔日农民损失）、捐款（救济贫民）、示威、戴高帽游街、逮捕送监、驱逐、枪毙，乃至焚烧地契、没收土地（包括公产）等斗争手段。“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追述说∶当时湖南农运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这是违背中央指示的。

1926年7月以来，湖南许多地区受到战争和农民运动的影响，生产废弛，粮食歉收，本地富豪除了逃走以外，不是被“吃大户”而倾家荡产，就是被一次次清算也没有什么油水了。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们用以养家糊口的汇款，农民协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後，侵犯军人个人财产的情况愈演愈烈，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国民革命军的众多军官们明显地对国民党在前方打天下，共产党在後方坐天下的前景心有余悸（杨奎松）。

当时湖南全省号称农会会员人数已有200多万人，这些农会不仅很快就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打碎了这个乡村基层结构，而且其力量猛烈的向上层结构喷发，各县的政权机构也被打掉，各地农会居然就开始行使行政和司法大权，这种局面一下子把全社会给震在那里了。毛泽东及其在湖南的同事们也给弄糊涂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才有毛泽东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这个考察报告的完整版本前些年有所披露，有很多形象细致的描写，看起来似乎完全失控了。当时党的领导人李立三为他父亲不要给打成土豪，给湖南农会写了信求情，结果没几天就把他父亲砍了头，那信根本没有起作用。李立三也毫无办法，只好不吭气。

多数农民长期生活在一个以邻里、氏族世代共处的稳定环境之中，他们会那么容易与乡里乡亲和同宗同族的地主富农撕破脸吗？1926、1927年中共跟着国民党北伐，进入到两湖地区搞农民运动。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的策略，即你要杀死那些压迫农民的反革命阶级，必须要让农民自己起来才行。但农民受压迫过久，稳健分子不容易起来，因此一定要让痞子、流氓做先锋，真正的农民才起得来。他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些人在村里原本就是破落户，被人看不起，早就不在乎什么脸面问题、邻里亲族关系，他们最容易起来革命。把他们动员起来革命，老实的贫苦农民也就被带动起来了。1927年2月，毛泽东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响应鲍罗廷的主张，中心论点也是在论证这一策略的。正是在这篇报告的原稿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可以出来做“革命先锋”的就是“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指游手好闲并识得几个字的人)，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共产党宣言》）。

虽然毛泽东也承认，贫农领袖中还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但又强调这些只能叫“少数不良分子”，要通过整顿纪律来让他们变好，而不能随便派兵捉人以免损害贫农威信。其实，所谓维护贫农威信，基本上等同于纵容痞子的破坏性，从而达到发动农民的目的。实际上，当时两湖地方的农民运动，也正是用这种方法发动起来的，因此也就被一些反对者斥责为“痞子运动”。认为“糟得很”，毛泽东则欢呼“好得很”。

对于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作为总书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作为听命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指挥的“中国支部”负责人，也是一系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错误方针的执行者，做出过一些错误的决策和指示。虽然他曾有过抵制和不同程度的抗争，也曾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分一部分枪支武装农民，却未得到相应的支持，陈独秀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事实也说明他是重视工农运动的。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一直持谴责的态度，并非心甘情愿的“拱手”相让。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最大的错误是对军事领导权争夺不力，终致在实力的较量中败北。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事无巨细地遥控指挥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而陈独秀却以“中国支部书记”之低微，一次次地进行了顽强地抗争！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多次明确主张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但多次被否决：“（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以後，陈独秀再次坚决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在革命危急的关头，陈独秀也曾部署了反蒋计划，却一再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压服——“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告全党同志书》）。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

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苏联共产党高层争权斗法的结果，陈独秀便成了斯大林指挥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之羊，被栽赃陷害。在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在即，共产国际仍然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分歧的焦点主要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在当时一方面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实行真正的约束。由此不仅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还直接刺激了两湖地区的大部分军官（多为湖南籍），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倾向和不满。面对这种局面，陈独秀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的基本态度是暂时退却，采取让步政策。

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明确主张：在相当时期，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无产阶级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即使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进一步推进，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之後再进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开的程度来逐步加深革命。但实际上，正如鲍罗廷所说，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共中央已经发过不少文件，几个月毫无效果，“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共产党既无军队、政权，又无经验、缺干部，既不能保护工农，也难以指导运动：北伐以来，新入党的大批党员鲜有训练，缺少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知识。中央与地方工作衔接不易，下级往往各行其是，一些工会、农会受地方帮会的把持。中共中央连武汉地区的罢工示威都无从约束，就更不用说去控制武汉以外的农民运动了。但莫斯科却根本无视中共的种种困难，1927.5.30电令陈独秀、鲍罗廷把革命进一步向左推进，立即开展没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组建10个师（2万共产党员，5万工农）的革命军。这个纸上谈兵的 “五月指示”被陈独秀所婉拒。1927年7月5日，心力交瘁、无可奈何的陈独秀终于赌气辞职，被共产国际认定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并被共产国际戴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罪帽。

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独秀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如较早提出军事因素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力主引导工农运动，约束“过火”行为；以及最後坚持退却策略等等），则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後，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为共产国际瞎指挥而承担罪责：“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他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挥，斯大林为此十分恼火，约见张国涛咨询对策，甚至担心陈独秀会筹钱另办报纸另行组党（见张国涛《我的回忆》）。围绕着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陈独秀对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重要地位缺乏认识，不赞成建立工农红军和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出于对大革命失败後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蒋介石政权性质的看法，宣扬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的“二次革命论”；同时又无法隐忍因大革命的失败而代人受过的悲愤心情，最终走上了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拥护托洛茨基的道路，于1929年11月被中共开除出党。

中国“托洛茨基派”元老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写到：“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1931年5月初，早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四个托派小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然而，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放过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逮捕後处以重刑。陈独秀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有力的辩护，指出国民党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不等于“叛国”。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争，国民党当局释放了一批政治犯，陈独秀才于8月23日走出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先後栖身于其学生傅斯年、陈钟凡的家中。陈独秀出狱後立即发表声明，赞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张国焘叛党後，要陈独秀出面另组一个伪共产党，陈未予理睬。

因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陈独秀被迫西逃，由南京而武汉，而长沙，在颠沛流离中于1938年7月抵达山城重庆。在流落武汉时，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面，让陈独秀写份书面检讨，可以安排重回中共中央工作。陈独秀表示：“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的呢？”

陈独秀曾五次坐牢，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而重庆空袭频繁，日夜不得安宁。当时有许多陈的同乡和学生住在四川江津县，在他们的邀请下，陈独秀于1938年8月3日迁到江津，因寄人篱下而先後更换过几次住处。

陈独秀在流落重庆期间，于旧书摊上买下一本清代进士杨鲁丞的手稿。“经史大家”章太炎曾在杨鲁丞请教时批了“杂乱无章”四字，致使杨深受刺激，一病不起。在陈独秀允诺整理这部手稿後，杨家後代请陈住进了杨鲁丞的旧居，离江津县城十余公里的鹤山坪石墙院。陈独秀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出杨鲁丞的两部遗著：《杨鲁丞先生谈〈皇清经典〉手稿》和《杨鲁丞先生遗作六种》。

陈独秀还将其被囚禁于南京模范监狱时写的文章整理成《小学识字教本》，此书以汉字字根做可寻之体系，教人按科学方法熟悉五百余字後，便可以很容易地再掌握三千乃至数万汉字。用此授童，可以让师生省却许多脑力。国民政府教育部设在江津白沙的出版部门要发行此书，预支给陈独秀两万元稿费。後因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干扰未能出版，陈独秀临终前嘱妻子将稿费退还。

晚年的陈独秀大彻大悟：“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端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端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以及斯大林体制等一些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说，“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钱不值”。

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中，陈独秀指出：民主主义是人类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且是几千万民众流血奋斗五六百年才实现的。民主政治的原则具有普遍性，民主就是民主，没有阶级之分，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与狭而已。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苏俄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任何独裁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制，是苏俄官僚独裁制度所造成，而非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得到教训，只是反对斯大林，将永无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或别国产生。如果不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势将误尽天下後世，听任‘格伯乌’（秘密警察）蹂躏全人类”。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朱家骅1940-1942年与陈独秀函件5封：证明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出面，三次向陈赠款共1.5万元。陈独秀的学生、“五四”时期的北京学界领袖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和罗家伦（中央大学校长）也曾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向陈独秀资助了生活费（实际上也是以私人名义赠送的官方款项）。当时中共也接受国民政府饷银，佩戴青天白日徽章，合情合理。陈独秀一介书生，接受款项亦无亏大节。其始终以“不合作”应对蒋介石的政治要求，尤其无懈可击。

陈独秀蜗居于深山僻野的江津一隅，生活清苦，但仍然有不少人来看望他。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找陈独秀，要陈另外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可提供10万元经费，陈独秀坚决不干。蒋介石派其亲信胡宗南和戴笠携带礼物专程拜访，却吃了闭门羹。後经高语罕的斡旋勉强一见，因话不投机，胡、戴二人只得悻悻而归。蒋介石希望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动部（教育部？）次长，被陈斥之为“异想天开”：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其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都是中共优秀领导干部），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高语罕与蒋介石见了一面，陈独秀骂他是“无耻之徒”。陈独秀曾派罗汉与中共联系，表示他要去延安。

周恩来在朱蕴山的陪同下也从重庆到江津看望陈独秀。周恩来希望陈能向中共中央写出个人书面检讨，中央欢迎陈独秀去延安回党工作，结果被陈独秀婉言谢绝，拒绝承认错误。1937年底王明秉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肃托”旨意也反对陈独秀回党工作，中共中央对此亦未再进一步做工作。

1942年5月12日，为了治疗高血压病，陈独秀因泡服已发霉的蚕豆花，引起中毒而吐泻不止，引发了多种疾病，迨至27日，陈独秀终于在这个穷乡僻壤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享年64岁。抗战胜利後的1947年，由其第三子陈松年将其灵柩运回安徽安庆老家再葬。

陈独秀作为政治领袖，在中国不可能成功。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所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军队、干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近代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在实践上成功的中国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说、靠文章、靠选票，而是靠实力、权术、政治上“得人心”、组织上靠“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这位书生气颇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在政治纲领上，陈独秀也确有严重错误。

陈独秀是战士，是意志刚烈的革命家，勇敢、坚决、顽强，但比较肤浅。他当了一生的反对派：反满清、反袁世凯、反北洋军阀、反国民党蒋介石到反共产党。陈独秀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兴趣和概括能力，密切关怀着国事民情，积极行动，但他由思想领袖变为政治领袖，既是中国现代必然会有的历史误会，也是他个人的悲惨命运安排。陈独秀一生处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李泽厚）。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说到他。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邓小平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蔡元培誉其：一位失败的书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独行的叛逆者，一位命运坎坷的孤独英雄，抑或是一个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社会活动家。一切的评价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为过。“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