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牛人在哪裡都是焦點----陳獨秀其人其事(ZT)

1919年6月29日，《每周評論》上發表了胡適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話：“你們要知道陳獨秀的人格嗎？請再讀他在《每周評論》第25號里的一條隨感錄。”

胡適提到的這條隨感錄是陳獨秀以筆名“隻眼”發表的《研究室與監獄》，文中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窺一斑而知全豹。只看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陳獨秀不是一般人。事實確實如此。陳獨秀，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運動的主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這樣一個開創新時代的人物，自小就異於常人。

陳獨秀1879年出生於安徽安慶，自小隨人稱“白胡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所謂三歲看老，祖父對陳獨秀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成龍上天，成蛇鑽草，淪為打家劫舍的地頭蛇，總之不可能成蟲、成熊。陳獨秀倒也“爭氣”，終其一生用實際行動證明了祖父的這個評語。

17歲那年，陳獨秀參加科舉考試，題目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他覺得試題狗屁不通，於是忽發奇想，弄了一堆難字和生僻的古文，牛頭不對馬嘴地填滿試卷，然後樂顛顛地回家了。回到家後，大哥問他要草稿，看完之後，一個多鐘頭沒有說話，陳獨秀這才覺得玩笑似乎開得有點大。不想，這篇不通的文章鎮住了不通的老師，結果，陳獨秀不但中了秀才，還是頭名。這下，陳獨秀的大哥徹底懵了。

陳獨秀小小年紀就中秀才之首，頓時揚名四野八鄉，上門提親者絡繹不絕。最後，陳家長輩選中了安徽統帥部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次年（1897年）8月，兩人拜堂成親。陳獨秀的感情生活就這麼懵懵懂懂地開始了。

高曉嵐

高曉嵐是個舊式女人，遵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誨，大字不識一個。而陳獨秀雖說胡鬧，但學識淵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還通曉英、法、日三國語言。新婚伊始，陳獨秀就命令高曉嵐必須認字。偏偏高曉嵐性格倔強，死認古訓，就是不認字。這兩個年輕人，一個新潮、一個守舊，都倔強地不服對方。於是，度完蜜月，兩人一輩子的話也就說完了。不過，當時陳獨秀還年輕，整天忙得不亦樂乎，所以對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並不在意。

從1901年開始，陳獨秀數次東渡日本，結識了蘇曼殊、黃興、陳天華、鄒容、章士釗等革命黨人，見識更長。回國後，他就開始忙活起來。他曾獨自一人辦了一份報紙，反響出奇的好，全國各地都有訂戶。有些讀者不知道是一人辦報，寫信希望把報紙辦成日報。他還曾在安徽公學兼任國文教師，上課時不拘小節，有時一邊上課，一邊搔癢，全不把綱常名教、師道尊嚴放在眼裡。

1909年，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來到安慶，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是個標準的文學女青年，性格開朗，而且長相出眾，衣着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讀書時就讀過陳獨秀的文章，對這個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見了真人，常常纏着他問這問那，陳獨秀也是欣然輔導。

陳獨秀和高君曼

兩人年齡相近，情趣相投，時間久了，難免擦出火花。或許是因為包辦婚姻，陳獨秀就有了一份出軌的理由。而高君曼對於姐姐，或許是因為同父異母，便少了一半自責。總之，兩個叛逆的年輕人於1910年公開同居，繼而宣布他們要正式結婚。雙方父母都覺顏面無光，但也無可奈何，只能大罵逆子叛女玷辱門風，至於成親那是萬萬不會同意的。陳獨秀見正式結婚不太可能，索性帶着高君曼私奔到上海，過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1915年初夏，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著名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1918年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兩人一南一北，遙相呼應，歷史上俗稱“南陳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當上了陳教授夫人。至於高曉嵐，則悄無聲息地退居幕後。1930年，高曉嵐去世，生前與陳獨秀育有三子二女。

陳獨秀當了北大教授後，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獨行，常常流連於北京有名的煙花之地八大胡同，據說他的很多激揚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床上完成的。1919年，北京的報紙刊登了陳獨秀在八大胡同“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新聞。這事讓北大有點下不了台，結果，陳獨秀在當了兩年多北大教授後，被北大開除。幾個月後，他又因為散發傳單入獄。發傳單這事發生在1919年6月11日。那天晚上，40歲的陳獨秀站在新世界屋頂花園，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傳單。這種空前絕後的舉動，讓陳獨秀失去了自由。

陳獨秀入獄後，反響極大，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聲援下，陳獨秀受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苦後獲釋。1920年2月14日，為躲避軍警的追捕，陳獨秀打扮成財主模樣，與賬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釗，乘着一輛帶篷騾車偷偷離開北京直奔天津。兩人在路上商量出一件開天闢地的大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秘密召開，陳獨秀沒去，卻被缺席選舉為首任中共總書記。

從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間，是陳獨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樹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高君曼始終相伴左右，不僅是他生活中的伴侶，也是他事業上的支持者與助手。她幫助編輯出版《新青年》雜誌，掩護陳獨秀的革命活動，充當聯絡員，甚至與他一起被捕坐牢。兩人度過了來自外界的一個個難關，但最終還是在感情這個難關上卡殼了。自1922年起，兩人感情逐漸冷淡。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兩人最終發展到拳腳相向。陳獨秀對兒子要求非常嚴酷，他讓老大、老二小兄弟倆睡圖書館的地板，外出打工自食其力，以磨鍊意志。繼母兼姨母的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讓孩子回家吃住，不許，君曼又請人說情，陳獨秀斥為婦人之仁，還是不許。無奈之下，高君曼於1925年帶着一兒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別，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

(自從陳獨秀把《新青年》編輯部遷到上海後，陳獨秀和高曉嵐所生的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也來到了上海。他們白天在外工作謀生，夜間就借宿於《新青年》雜誌發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艱苦，人們看到後無不暗暗責怪陳獨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喬年接到家裡去食宿，但陳獨秀堅決不同意。於是她跑到好友潘贊化處求他勸勸自己的丈夫。並且哭訴道：“我是他們的姨母，又是繼母，我從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們兄弟，一定會甚於我親生的兒女，但他不讓他們在家裡食宿，不知道這件事情緣由的人誰又會原諒我呢?”誰知道陳獨秀知道了這事以後，反而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仍是不同意讓延年和喬年來家裡住食。)

1925年冬，陳獨秀的胃病發作，他到上海一家私立醫院診治，結識了年輕貌美的女醫生施之英。兩人很快就過起了夫妻生活，並且沒跟任何人打招呼，施施然相攜去杭州、揚州等地度“蜜月”去了。陳獨秀那時是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突然失蹤可是大事。黨組織在四處打探尋找無果後，只好在上海《民國報》上註銷“尋人啟事”。陳獨秀看到報紙後，從揚州發回電報，說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轉，可以扶病視事”。

特立獨行的性格，別出心裁的思想，讓他的革命之路也如北大教授之路一樣，終遇滑鐵盧。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被撤銷了總書記職務，施之英也在此時離開了他，在上海另嫁他人。他們的“夫妻”生活僅僅維持了14個月。

(晚年的施之英，一直深深懷念陳獨秀，逢人就說：待她最好的是老陳。只是當時的鄰居阿姨們不知道這個老陳竟然是赫赫有名的陳獨秀。)

陳獨秀被撤職之後，在上海隱姓埋名，住在熙華德路（今長冶路）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前樓。那是陳獨秀最為孤寂的時期：大兒子陳延年和二兒子陳喬年相繼壯烈就義，共產黨對他停職、開除黨籍、批判，國民黨也在四處懸賞通緝他。他的婚姻生活也陷入最低谷，兩度離合，年過半百卻孑然一身。

潘蘭珍

虎落平陽，分外淒涼。就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小自己29歲的單身鄰居、英美煙草公司女工潘蘭珍。潘蘭珍出落得亭亭玉立，也因為美貌受盡欺侮，被一個流氓工頭強逼同居，在無數次的暴力後，她逃離虎口，搬到石庫門，成了陳獨秀的鄰居。

潘蘭珍並不知道眼前的這個老頭就是赫赫有名的陳獨秀，只知道他是個賣字為生的孤苦老人。或許是出於同病相憐的同情心，她開始照顧陳獨秀的生活。

老虎就是老虎，就算沒了牙齒，威風還在。在潘蘭珍的照顧下，陳獨秀再次煥發光芒。他換上西服，打上了領帶，刮掉鬍鬚，染上秋霜的頭髮也梳得油光閃亮，更顯得精神矍鑠。起初，兩人的關係就像父女，又是師生。這種純樸的師生關係在時間酵母的催化下漸漸發生了變化。在經過一場場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潘蘭珍終於拋開世俗的牽絆，向陳獨秀表達了火熱的愛慕之情。1930年，經鄰居許大姐出面做媒，這對老夫少妻正式結婚了，婚後兩人領養了一個女兒，取名潘鳳仙。

對於陳獨秀來說，潘蘭珍已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需要，她的關心照顧讓陳獨秀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感情，那是與輕狂年少時的感情截然不同的。複雜的鬥爭形勢使得陳獨秀一直未將真實身份告訴潘蘭珍，他怕為潘玉珍惹來麻煩。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送往南京老虎山模範監獄關押。這是陳獨秀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經庭審，陳被判有期徒刑13年。巧的是，陳獨秀被捕當天，潘蘭珍剛好與陳獨秀因為照顧小鳳仙的事吵了一架，潘蘭珍賭氣帶着小鳳仙回了娘家，才躲過一劫。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見報後，潘蘭珍才知道一起生活了兩年的丈夫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陳獨秀對自己被捕並不放在心上，他在被押解的路上也能酣然入睡，讓同坐一輛囚車的彭述之羨慕萬分。唯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潘蘭珍。入獄後，潘蘭珍是他委託獄外事務的重要內容。他為自己對潘蘭珍造成精神刺痛而悲苦，也為給她造成物質損失而難過。被拘後，他還托人去住處尋找潘的東西。在給好友高語罕的信中，他詢問潘蘭珍的態度時說：“她對於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不是愛到骨髓，一個放流形骸，面對死亡安之若素的男人又豈能說出這種小男生式的話來？

想到自己垂垂老矣，且釋刑遙遙無期，陳獨秀托老友去見潘蘭珍，讓她與自己斷絕關係，另謀出路，免得受牽連。然而，潘蘭珍已經打點好行裝向南京走來了。

聽說潘蘭珍要來看自己，陳獨秀又寫信叮囑高語罕，要他“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這是一種乏力的拒絕，更是一種焦灼的期盼！理性和感性捉對廝殺，讓他心亂如麻。潘蘭珍的決定卻很簡潔，她在得知丈夫的下落後，立刻將女兒送回南通娘家，隻身來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間民房，靠做女紅零活維持生計，照顧牢獄中的陳獨秀。1937年8月，南京淪陷前，陳獨秀被提前釋放，這時候，潘蘭珍已經整整送了五年牢飯。

是牛人在哪裡都是焦點，所以陳獨秀的被捕所引發的反響也異彩紛呈。陳獨秀被捕之時雖然已沒有職務，但是在國共兩黨都引起了強烈且有趣的反響。國民黨各界因其為共產黨領袖而紛紛致電中央要求“嚴懲”、“處極刑”。同時，共產黨這邊也發表消息，指責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當時，《世界日報》刊登一幅漫畫：主人公是受盡皮肉之苦的陳獨秀共產黨一拳把他打傷，國民黨兩拳把他打昏。兩個政黨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相映成趣，後人評價這也許是當時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

1933年4月14日，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開審陳獨秀，審判進行了三天，旁聽席上連過道里都站滿了人。大律師章士釗免費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章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整個庭審過程中，陳獨秀態度安閒，顧盼自若，妙語連珠，常常惹得哄堂大笑。他的《辯護狀》有理有據，妙趣橫生，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後被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教材。

陳獨秀入獄後，把監獄變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裡擺了兩個大書架，堆滿了書籍。起初，看守見潘蘭珍年輕漂亮，總是不懷好意地指指點點，被陳獨秀大聲斥責道：“她是我的妻子，怎麼，我不配有這樣的妻子嗎？”從那以後，看守再也不敢說什麼了。還有一個傳言說，陳獨秀與潘蘭珍在獄中公然做愛，且斥罵獄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慾卻沒有犯法。”一個如此真性情的奇男子，也難怪潘蘭珍會愛上他，並甘願送牢飯。

一些報刊對陳獨秀和潘蘭珍的關係造謠污衊，連陳獨秀的表弟也信以為真，到監獄勸他注意檢點。陳獨秀沉默良久後說，他的私生活在建黨前是有些放縱，但建黨以後，就再沒有亂來。接着他鄭重地說：“至於國民黨報紙的造謠，我不在乎，可你怎麼也相信呢？我可以告訴你，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愛情的歸宿，是我陳獨秀深深愛戀的女性，是我離不開的伴侶。”

陳獨秀被釋放後，國共兩方都盛情邀約，均遭陳獨秀嚴詞拒絕。幾經輾轉，陳獨秀帶着潘蘭珍來到重慶偏僻的江津縣五舉鄉石牆村隱居，生活窮困潦倒。期間友人贈錢都被拒絕，說“無功不受祿”。

1942年5月27日，64歲的陳獨秀在一間破落的角門裡悄然辭世。彌留前給潘蘭珍留下的唯有一句遺言：“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倘有合適之人，可從速改嫁，安度後半生。”

34歲的潘蘭珍遵從丈夫的遺囑，在安葬了丈夫後，獨自外出自謀生計。她先是在陳獨秀好友的幫助下在重慶一家農場做工，後迫於生活，與一個國民黨下級軍官結婚，不久這個男人也病故了，她又孤獨度日。1945年抗戰勝利後，她回到上海，在浦東一所小學做炊事員，與18歲的養女潘鳳仙相依為命。1949年10月30日，身患子宮癌的潘蘭珍在飽經孤寂與病痛之後，於上海腫瘤醫院去世，年僅41歲。

大幕關閉了，一段忘年戀情畫上了句號。

名士總是特立獨行、我行我素。世俗能奈我何？作為他們生命中的伴侶，情投意合者，覺得三生有幸，否則，度日如年。但一定不會覺得乏味。

摘自《歷史上那些非常情侶》，楊柳編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