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回忆革命（ZT)

薄一波在他晚年回忆说：“那时我母亲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

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熙来的奶奶为什么每天晚上会在延安窑洞里听见了鬼哭狼嚎呢？闲来无事经常翻翻我党一些大人物的回忆录，比如薄一波的《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师哲的《我的一生》、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李锐的《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和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等。特别是读到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延安整风的回忆，真如热风吹面，冷水浇背，不寒而栗，掩卷长叹。

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延安整风抢救的惨状，他说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

这件难忘的往事正是薄熙来的奶奶每天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听见的鬼哭狼嚎。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中央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窑洞。

薄一波偶然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其中有建国後任铁道部第一副部长的武竞天和宋维铮等人。

看了这些人的回忆录，你就会感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的是久经考验，艰苦卓绝。怪不得吴法宪把回忆录取名为《岁月艰难》，而曾志更是个奇女子，竟然把她的回忆录准确地命名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在她看来，要在我党革命队伍中存活下来太艰难了，能活下来真的是幸存者。

曾志（1911.4.4 － 1998.6.21）

曾志的回忆最详细，也最生动，但看了也叫人心惊肉跳，欲哭无泪。

她在回忆录说：当时在中央党校一部，我与叶群等人一间平房。那时她和林彪结婚不久，但林彪已去了四川。她在另一支部接受审查，小组同志找她提问时，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吃饭的搪瓷缸和筷匙，从来未见洗过。有一次趁我不在，她竟在我的脸盆里拉了尿，弄得屋里屋外臭烘烘，我问起，她倒承认得很干脆。

没想到林副统帅的夫人，这个娇滴滴的福州富家小姐，国民党少将叶琦的爱女，在延安整风时居然被整得没个人样，有此等悲惨的经历。

曾志在回忆录又说，如果有人顽固，比如我仍不承认，中央党校一部为这些人专门编了一个临时支部继续加压。

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

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他们认定我属于顽固不化分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

所提问题都是事先作过分析的，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们的意，就有人用手敲我脑袋，或把我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甚至揪头发踢腿。

比较有创意的办法是把板凳翻过来，逼我坐在一条凳脚上。对我的车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星期，他们认为我是死顽固，只好把我先放在一边。

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红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难怪薄熙来的奶奶每天晚上在延安窑洞里会听见的鬼哭狼嚎。

曾志在回忆录又说起叶帅的前妻危拱之在延安整风时的遭遇。

危拱之是大革命时期的留苏学生，长征女干部，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她听了报告，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後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後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面污血，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

危拱之从此有些自暴自弃，精神也有点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曾志在回忆录中说的一个关于延安面条的故事。

河南地委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

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民党ＣＣ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

承认自己是特务後，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别人，组织上想挖多少特务就可以挖多少特务。这时的面条是有相当诱惑力的奖品。

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延安本地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做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

曾志这个延安面条的回忆不是孤证，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在《我的一生》也回忆说在延安整风时“有的年轻人就为了能饱饱地吃上一顿面条，承认自己是特务。面是吃了，却终身成了‘运动员’，往後的每次运动，都要提出来‘回回锅’，屈辱一辈子。”

这就是当时党的宽大政策：不招供，就要受各种虐待和酷刑，一旦坦白了，立即给自由，吃好的，骑大马，戴红花，上主席台，荣耀万分，倒成了特务光荣了。有的年轻人就为能饱饱地吃上一顿面条，承认自己是特务。

师哲还回忆说：他到参观一所医院，看见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著一具年约30余岁的男尸。医院护士长告诉他：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後处理。师哲还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李锐在《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是这样回忆延安整风的：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字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整人的手段是饿饭，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关于延安整风，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透露：当时中央军委一局的协理员张炽昌因为曾经在国统区做过兵运工作，也被关押起来，负责审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给他吃的饭里加了盐，又不给水喝。张炽昌被迫上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才得以生还。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此後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

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等真是骇人听闻。

曾志回忆说整风过後，组织上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在高压下没有讲一句假话，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难能可贵的。

于是，这些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成为没有任何温情人性的革命幸存者，1949年後，就用延安整风开创的群众整群众的运动方式去塑造新中国，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并把群众运动的这种可怕破坏力，从党内一直扩大到全社会。

这些看了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的回忆，可都是薄一波、曾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的个人回忆录，是本人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可信度是极高的。

而且许多细节的回忆都是相似的，有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并不是孤证的。 这些个人回忆录使枯燥的历史生动起来，也使每个生命丰富起来，有血有泪，有情有恨。这些个人回忆录中，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是最值得细读的，也是我最认真阅读的一本回忆录。

这里面有一个原因，让我毕生难忘。

1978年底，曾志和陶铸生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封信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那时我正在上大一，我们几个同学是通过收音机听到的，信中表达的那种女儿对父亲和父亲对女儿的亲情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当时我们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陶斯亮的信当时不知让多少善良的中国人为她流了多少泪水。

而作为母亲的曾志，这位漂亮迷人的湘妹子，写下《就义诗》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的遗孀，陶铸的妻子，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她在书中的前言是这样写的：

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

在党性与人性的二难选择中，她选择了党性。

她不但这样写了，也这样做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後为革命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这就是曾志和陶斯亮，这就是母女俩，对此，我们无语。

我们今天能看到那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能知道那么多历史真相和细节，用我党的话来说，是来之不易的。

1949年後出版的许多回忆录，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等，都是按照延安後期制定的标准和划定的范围，突出伟大领袖的正确领导、强调革命成功的不易来写的。

历史属于党，属于伟大领袖的。幸存的革命者除了颂扬领袖或检讨自己过去的错误之外，是不能谈论自己的革命史，更谈不上写自传。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作者高华回忆说： 1967年初，他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写着叶帅的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当时我也听到这个喜讯传达。 --读者）

看到这张大字报，他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

伟大领袖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是违反科学常识的。如果他活到今天，薄一波、曾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的个人回忆录，我们就无从看到了。

一个体制如果不能善待一个人，就不能善待所有人，一个体制如果不能保护一个人，就不能保护所有人。